马克思的"以人为本"与西方哲学思潮中的"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是西方哲学发展中的重要思潮,它在反对“神本”“物本”“权本”等各种对人的异化现象中产生、发展,它高度弘扬了人的主体性,确立起人在宇宙中的基础和中心地位。马克思的“以人为本”是对传统“人本主义”的扬弃和发展,既与“人本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有着本质的区别。     

马克思哲学视野下的人性光辉

人本主义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上的重大研究成果,但其发展至现代后陷入了理论困境,迫切需要找寻出路。而马克思人学源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并最终超越了它,是人本主义哲学摆脱困境的解药。马克思人学包含着深情的人文关怀,在其发展历程中,马克思注重探讨人的本质,强烈批判了异化劳动和人的本质异化现象,在关注人的生存状况的基础上,为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指明了道路。     

公共管理的三重维度

如何型塑、评估公共管理是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活动,需要在“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均衡中通过经济、效率和效益等指标寻求合理性,这是科学主义维度.公共管理也是一种“公共”活动,具有天然的政治性,需要在公平、人权、民主、自由等价值意蕴中获得合法性,这是人文主义维度.公共管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都建立在一定的载体基础之上,需要型塑具有廉洁、守法、服务、发展等品性的公共部门,这是管理文化主义维度.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管理文化主义共同构成了型塑、评估公共管理的基本面向.     

人才资源管理的方法论探析

党的人才工作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才管理实践，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对其具有根本性的导向意义。管理学中存在科学主义方法论、人本主义方法论和文化主义方法论，秉持不同的方法论，会有不同的人才资源管理思路。人才资源管理需要兼顾、融合三种方法论的人才资源管理思路：以科学主义方法论为指导，提高人才资源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兼顾人本主义方法论，在人才资源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重视文化主义方法论，营造人才资源管理的文化氛围。     

贺麟儒学复兴的哲学批判创造审视

贺麟诉诸儒学复兴提出的“新心学”,由于缺乏哲学的批判创造性思维难以建构既非儒学也非西学的中国式现代哲学：一是通过西方现代认识论哲学修补儒家心学进行儒学创新，是依附中西方哲学观念的学术拼凑融汇思维，所以不能展开对儒家心、理、仁、道哲学和西方认识论哲学的双重哲学批判改造。二是对中华优秀文化的窄化认知使其看不到中国尊重生命的个体哲学所隐含的现代性内容，故其“新心学”不能揭示儒家心学和西方逻辑理性均难以面对的中国个体生命和文化被儒家伦理异化之问题。三是对中国文化复兴即儒学文化复兴的错位认知，看不到中国文化繁荣时期均是不同文化的对等互动和远古生命神力之创造力的民间张扬，因此以儒家文化复兴带动中国文化现代复兴的实践难免失败。     

中国近现代变革中的西方哲学

回顾中外哲学、文化交流历史 ,我们看到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演进的漫长过程中 ,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共和、科学等这些反映西方工业文明的政治、伦理、哲学思想 ,人文主义、科学主义两大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许多哲学观念 ,对我们的观念更新、社会变革起着催化促进作用。尤其是传入中国的一种先进的现代西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把一个贫穷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了日益繁荣倡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观今鉴古 ,今日中国要发展、要富强 ,既要宏扬中华民族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 ,又要坚持改革开放 ,扩大中外哲学文化交流 ,批判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对当代中国哲学的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与哲学主题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 ,存在着巨大差异 ,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东西方哲学语境的不同。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特点是拒斥近代哲学形而上学 ,关注现实生活世界 ,展现为政治批判、文化批判和道德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有巨大价值和意义。     

西方法理学中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

西方法理学的发展主线之一,是以自然法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和以实证主义法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的对立和斗争。人文因素与科学因素在现代法律中存在着互补关系。法学的学科定位在于实践的人文科学。西方法治现代性的出路在于实现人文与科学的、具体和历史的统一。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在于“技”之不足,伤及大“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新的实在法体系,更需要新的自然法精神。     

海德格尔与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变革

现代西方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传统哲学的反抗与批判,在现代哲学当中,海德格尔无疑是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对传统哲学的变革不是枝节性的,而是一次总体性的进攻,是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否定。本文试图从海德格尔的“存在”及“生存”概念出发,阐释其是如何批判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建立其以人的生存为根基的“存在论”思维的。     

犯罪学的发展生命线——以功利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关系为视角

古典犯罪学派与实证犯罪学派的论争构成犯罪学的发展史,二者接下来将如何发展是一个重要问题,既关涉犯罪学的方法论,也关涉其学科地位与功能定位。以哲学视角看二者的论争实为学派哲学基础——功利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博弈,借鉴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这对哲学基本范畴从对立经由"科学也是价值系统"走向融合,发现功利与科学主义亦具有融合可能,融合路径系在方法论上遵循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相统一。同时该路径有助于犯罪学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互动,达至犯罪学的功能定位。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缺陷—法律人本主义研究的视角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首倡人本主义是我国法治的创新，但是在具体法律规范中演绎人本主义思想时存在缺陷和漏洞。它对保护人身权利是不够的，也与保护人身权利的精神不相符合，这主要体现在该法的第21条。同样这一问题也存在于保护财产权方面，比如该法的第11条、第89条和第102条。另外，该法还存在表达人本主义法律思想的逻辑不统一问题。条件成熟情况下，应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表达人本主义思想存在缺陷的条款进行修正和完善。     

回归的人性--罗杰斯人性观之探讨

罗杰斯作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主要代表,他在探索对人所特有的研究方式的过程中,弘扬“以人为本”的精神、批判科学主义把人等同于“物”,因而把人视为“客体存在的人”,提出“主体存在的人”的观点,认为人性本善,是有着主体性、独特性、整体性的完整的人。     

克服公文写作思维僵化提高依法执政和行政效能

公文是党政机关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重要工具。在公文写作实践中,存在着公文写作和处理时思维僵化的现象:格式不统一、滥用文种、照搬结构模式等等,主要原因在于文风不端正、工作中缺少主动性和创新性。改变思维僵化现象的主要做法是学习公文新法规、新标准,并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公文质量,充分发挥公文的工具性。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价值论的思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丰富的价值内涵,它是我们党执政之基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和维护社会稳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保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源自它的科学性,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正确反映.要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积极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坚持以人民为本位的价值取向.     

证据评价问题探究

在自由证明方式下,法官评判证据的自由是相对于机械的法定证据规则的束缚而言的,决不意味着法官可以随心所欲地评判证据.法官评价证据的范围主要限于证明力而极少涉及证据能力;评价的内容是证据的可靠性和证明力强弱;评价的主要依据是经验法则,评价的方法是综合判断.剖析并探究证据评价的过程,对于我们构建相应的制约机制,防止法官滥用自由,具有重要意义.     

浅谈英语教学创新的原则与策略

英语教学创新是提高教学效果的良好途径。对英语教学创新应坚持的原则和创新策略进分析,有利于引发对英语教学创新的更深层次思考。     

人的认同视域理解教育要义

培养受教育者形成良好的自我意识，使其意识到自身是社会生活中独立的存在者，是教育的基本任务。由此要求从人的认同视角理解教育，以此阐明人的教育命题的基本意义。文章以人的认同为认识线索，论述教育与人的认同之间的基本关系，分析了理解教育的基本内涵与要求。     

艺术理论知识学建构中的三个问题

作为现代性知识学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理论的知识学建构已走过百年历程。但作为一门专业性、体制化的学科知识，艺术理论还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从已经建构起来的艺术理论看，往往呈现为对立、冲突的不兼容形态，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总体性与部门性的冲突；自律性与他律性的拮抗。之所以存在这种对立、冲突，就在于艺术理论的知识学属性，它不是一种完全客观的知识，而是一种反思性的知识。     

法官思维中的艺术——基于一种博弈的立场

法官的思维游离于有与无之间、贫与富之间、生与死之间。之所以如此评价,是因为法官思维的瞬间转换便可能使某人失去了财产、自由、子女甚至生命,因此法官的思维对案件判决结果有终极意义。所以本文拟以法官的三种对立型思维博弈的为切入点,得出了对克制性、独断性、修辞性思维的推崇。但深究起来,三类思维的背后都是一种对法律规则的回归,因此法律思维的艺术本质上就是一种信仰规则的艺术。     

论民法典的形式、价值与中国民法典

民法典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法律系统化的传统,其表现为形式上的合理性,内容上储藏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以自由、平等为其基本要素,并以此规制着人类的社会秩序。中国一向缺乏私法传统,而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使民法典的制定成为客观上的需求。面对民法价值模式的变迁,确定我们的民法价值观的选择,以实现中国民法典目的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