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理论图景中的风险话语

当代西方的风险话语是在现代性反思的理论图景中展开的。对现代性本质的不同阐释和对风险与现代性关系的不同理解是区分西方风险话语主要流派的标尺。风险社会理论重视现代性制度的形态转换和风险的政治应对，风险文化理论关注现代性的文化维度和现代风险的建构本性，风险的复杂自系统理论强调风险内生于现代性系统分化的复杂性，风险的“治理性”理论倚重于现代性知识／权力的管理效应和风险控制。梳理和借鉴西方风险研究的主流理论对于树立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建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价值理性审视

现代性是现代化运动的产物。在当今世界,现代性是先发展国家发展的新起点,是后发展国家追求的价值目标。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既要义无反顾,又要善于发挥后发优势和制度优势,还要善于从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性反思的成果中汲取智慧,把现代性建构融入以社会整体协调发展为指归的谋划与实践之中,走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之路。     

风险叠加时代何以防范化解民生风险——基于社会政策的角度

<正>当代社会被称为“风险社会”,贝克则明确将“风险社会”视为现代性的产物和特征,吉登斯认为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的明显区别就是现代性意味着社会变迁步伐的加快、范围的扩大和空前的深刻性。在这样的社会,满足需要的方法引出新的需要,解决问题的方法引出更多的问题,各种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风险叠加时代打造防范化解民生危机的社会政策支撑,不仅是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是国家治理的应有之义。     

论科学技术在当代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科技全球化的出现和扩张 ,不仅导致了全球科技发展格局的大变动 ,而且也深刻地改变了国与国之间传统的竞争和冲突方式 ,从而对世界各国的安全带来了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的风险和考验。文章阐述了科学技术发展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信息等方面的安全所产生的具体影响     

吉登斯社会理论体系及其内在逻辑

安东尼·吉登斯作为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著述几乎涵盖了现代性、全球化、政治道路、日常生活、风险和信任等当代社会理论的所有领城.吉登斯的社会理论体系由社会学现、结构化理论和反思性现代性理论三大部分构成,其中隐含着的逻辑主线是,以社会学观为基础,通过结构化理论的方法,对现代性的扩张问题进行反思与解读.     

风险社会中的科学与民主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是一个在当代颇具影响的社会学理论。在传统的观点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之间,他一方面继续坚持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同时对现代性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建立反思现代性的口号。其中,对于科学与民主关系的认识很有新     

当代科技革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新课题

面对日新月异的当代科技革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深刻思考了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深入探索了新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关系,并形成了新中间阶级论、生态技术论等重要思想。这些新课题的研究将对拓展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正确看待当代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观点

正确看待当代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观点陈振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当代科学技术观争论的一个焦点，也是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     

从当代发展观的嬗变看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诉求

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概念,现代性发展观指引下的世界现代化运动给人类带来了物质上的盛宴,创造了一个现代性发展理念和模式的新神话,使现代人不自觉地迷失于发展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幻象。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人类发展观的嬗变中,经典现代性发展观的普世性和合理性遭到质疑和颠覆,呈现出了从西方化向多样化、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从片面的经济发展向社会全面发展,从征服自然向保护生态、从线性进步向风险发展转变的趋势。科学发展观以塑造新现代性为旨趣、以包容开放的和谐思维凸显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实践及其世界性影响为全球化背景下创造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现代性、开拓人类和谐发展的新道路提供了极其广阔的空间。     

大力推进我国科普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国家的振兴靠科技,科技发达的基础是教育,科普教育要从青少年抓起,从提高社会公众的科学素养入手。 公众科学素养即为公众对当代科学技术的理解与运用能力。对科学技术的理解能力包括三个     

科技伦理困境与道德哲学反思的现代性启示

科技伦理困境是人们面对科学技术与自然生态、人类生活何以平衡的谨慎思考。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科学技术也成为了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伦理危机之源,科技伦理困境背后隐藏着科技伦理本身的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急需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和解。反思西方道德哲学基础是我们探索科学技术发展面临的深层问题与科技伦理实践方式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树立当代科技伦理观的重要参考。     

建构和谐社会的科技伦理维度

科学技术的发展伴随着自身的异化,人们反思其社会作用,提出了科技伦理问题。当代科学技术在诸如人文精神、环境公平、政策制定以及网络技术等层面存有伦理缺失,要规避这种缺失,必须在一定原则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的科技伦理,保证科学技术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     

共时态的现代性批判路径探析

现代性的共时态内涵始于现代西方哲学的空间转向,逐渐发展并形成与历时态内涵相对的现代性内涵。梳理现代性的共时态内涵的派生路径可见,其雏形可以追溯到韦伯及法兰克福学派在科学技术批判中的创新视角,反映出共时态的研究视域和思维方式在现代性批判中的初步形成。受韦伯社会分化理论的方法论启发,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现代性批判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多重社会现代化过程,奠定了现代性的共时态基础。针对现代社会各领域的分化及其相互影响,针对现代性的科学技术批判初步具有了共时态特征,为推进现代性概念由历时态维度向共时态维度的拓展奠定了思维和方法论基础。     

将梦想“树”起来——记上海建工集团机施公司技术中心党支部

穿梭于东海之滨的上海，若稍加留意一个个镶嵌在这座大都市中形状独特、如同一樽樽艺术精品的建筑，您有没有仔细想过它们是如何建造起来的呢？您是否知道，就是这样一支科技创新的队伍，将设计大师绘就的蓝图变为实物，为各类精美的建筑倾注心血与智慧，让这些上海的“名片式建筑”写入了当代建筑施工科学技术的史册？     

给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贺信

宋健同志并全国科技奖励大会全体代表: 值此一九九○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之际,谨向大会和全体获奖者,并通过你们向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条战线上的科学家们、科技工作者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和诚挚的敬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活动是推动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伟大革命     

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建构探源

目前各种风险或危机的肆虐,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然而又无法预测的后果,引起了世人的普遍焦虑和畏惧,＂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的流行话语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德国社会学教授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当今人们所面临的风险是一种具有独特内涵的＂风险＂,这种＂风险＂是当代社会的基本属性,这标志着现代社会已经进入现代性发展新阶段——＂风险社会＂,并对＂风险＂和＂风险社会＂的涵义进行了具体的阐述。由此建构了其风险社会理论。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现代性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凸显出来。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中,包含着对现代性的深刻洞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他对劳动的异化、人的异化和"资本逻辑"的批判中。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当代价值是:客观上推动了当代资本主义在反思中发展;有利于借鉴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现代性的反思。     

"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梳理

"现代性"概念已是当代思想学术基础用语,此词语用普泛却语叉含混不清.这一状况已危及现代性理论的当代运用.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在于"现代性"与相关家族概念的混合纠缠.因而,澄清现代性理论的含糊语境,需要分梳与"现代性"相关的"现代"、"现代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同时澄清流行的"多元现代性"等似是而非理论概念.此亦即作为人文科学范畴的"现代性"自身涵义的梳理.     

浅议风险社会理论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评价

在与马克思的对话中,风险社会理论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定位为工业时代最优秀的批评武器,同时断言自己是其在新时代的合格接棒者；风险社会理论还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现代性分析提出了尖锐批评.风险社会理论的评价存在不少偏颇之处,不仅未能提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过时的充分依据,反倒凸显了自身的局限性以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     

科技伦理：风险社会治理的应对之策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为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又给人类带来了难以预知的危机风险。人类正步入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自身正面临着种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科技发展的危机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使其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在现代社会确立和倡导的科技伦理规范主要包括：加强科技人员的伦理责任意识,尤其是科技人员的社会伦理责任;正确处理伦理约束与科学研究自由的关系;努力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沟通对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