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范式

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先后形成四种主流学术范式，即建国初费正清的“循环论”、改革开放前史华慈的“异端论”、过渡期的“中国中心论”以及新时期的“历史主义论”。     

“中间化”——当代西欧政党的发展趋势

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是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1960-19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正如中共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各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在没有消除相互对立的同时,开始由基本上是完全互相排斥向互相借鉴、吸收的方向发展。”如何认识当前西欧政党“中间化”的趋势,“中间化”的动力和原因是什么,它对当前西方政党政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正确认识和把握西欧政党这一现代化的发展动向,对我们深入全面的解剖当今世界政党政治,了解西方政治发展规律有着重要意义。“中间化”的发展趋势意识形态“中间化”趋势最明显的…     

北约“欧洲化”与欧洲“北约化”﹄

北约﹃欧洲化﹄与欧洲﹃北约化﹄●沈孝泉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一致对外、共同对敌已经成为历史，如何安排未来的欧洲安全格局成为大西洋两岸之间激烈争论的焦点。双方争论的具体问题很多，主要表现在对连接欧美关系的军事和政治机构———北大西洋...     

新时代中国“粉丝”文化的伦理表征与“濡化”路径

进入后亚文化时代，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青年亚文化理论范式逐渐丧失解释力。立足中国本土实践可以发现，当下中国“粉丝”身上表现出典型的伦理特性，即融合与离散的主体性伦理、陌生与亲密的亲缘性伦理以及游走于“丧”与“燃”两种情感之间的国族性伦理，但也存在着主体性、文化性以及交往上的伦理困境。对此，可借鉴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濡化”概念，从父辈与子辈的代际濡化、主文化与亚文化的文化濡化以及传统与现代的价值濡化出发，引导中国青年亚文化群体走向正轨。     

年轻一代消费者与“麦当劳化”的社会

作为现代制度的象征物，麦当劳在香港、北京等地吸引众多的新生代消费者，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社会，麦当劳等科层组织的扩张造成了整个社会生活的“麦当劳化”，它一方面具有讲求效率、可预见性、人为控制、可计算性等优越之处，另一方面也构成了“麦当劳化的铁笼”，成了制约人类生活的非人化产物。中国社会是否会遭际同样的经历呢？笔者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区域差异，在饮食文化方面对待工具理性和民族感情的态度，使得社会的“麦当劳化”不至于很快到来。但要警醒这一趋势，防患于未然。     

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

何卫东（河北兴泰发电公司）：人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2011年兴泰企业文化倡导的是“人人可成才、人人能成才”人才观念，培训工作倡导五种理念：“学习为本”“终身学习”“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团队学习”“创造性学习”。     

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于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这是共识。但20-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引领“中国化”时代潮流，营造“中国化”的时代语境，创造“中国化”的集体意识，对推进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维的确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心理认知基础，起到了思想先导和舆论准备的作用。     

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观念化倾向

在当代文学创作中,一直存在着“观念化”的弊端。其弊端在当代文学创作时期具体表现为:一是过分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二是盲目追从西方理论,生吞活剥。     

“科学形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效果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作为西方最先进的“科学形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原因,而传统中对马克思主义“近代科学”式的理解也造成了悖反的历史效果.因此,需要廓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形象:它是西方传统上广义的科学；它是关于人的科学；它是古希腊以降真正科学精神的体现.     

龚育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龚育之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共党史学家。他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总的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突出“探索”两个字、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民族化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问题等一系列创新观点和重要论断，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     

对“民主失效”与“反对民主”问题的辨析——针对“民主发展=西方化”命题的两个反思维度

西方民主与非西方民主的道统与治绩之争，构成了当代世界民主发展的重要议题。要实现民主回归其多样性发展正轨的目标，必须在深刻系统地反思“民主发展=西方化”命题的基础上，将民主从其西方单一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此，沿着非西方化道路发展民主的国家不仅要坚守民主发展可行性的底线，更需要从澄清对西方民主的误解、讲明非西方化的发展趋势、批判西方民主实践与总结“民主化”教训的角度，建构起针对西方民主失效问题的经验性反思维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西方民主理论内含中的反民主矛盾，从检讨其在价值导向、议题设置和观点引导等方面所刻意造成的误导入手，建构起针对西方民主反对民主问题的理论性反思维度。由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民主发展就将不再受到“如何实现西方化转型”问题的误导，从而也为更加聚焦于解决如何发展真民主、好民主的问题创造出全新的理论前提。     

崔生与变异: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因

近代中国的历程是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这一历史潮流展开的,随着“西方文明”的自我堕落和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本土文化再度复兴,一股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思潮在学术界流传开来.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鲸吞蚕食”,将面临“瓜分豆剖”境遇的中国赶上了“救亡”的历史大舞台.启蒙让位于救亡,夹杂着十月革命的炮火声,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成为拯救中国的新思潮.在多股思潮和现实的合力之下,民族情绪所催生的“中国化”思潮成为学术主流,“学术研究的中国立场”凸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党人,在“学术中国化”的大背景下,审时度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不仅有利地促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而且引导着文化精英的思想主流,将“中国化”这一普遍的精神趋向推向新的高潮.     

一本开拓世界眼光的好书——读《西方五国近现代化比较》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我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基本价值取向。各级干部、尤其领导干部有无世界眼光与全球意识，是关系到改革伟业成败的大问题。周勇同志新近出版的专著———《西方五国近现代化比较》，为各级干部提供了一本了解世界发展趋势，开拓世界眼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内涵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必须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内涵，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前者是一种现实的追求，后者是一种理论的升华。     

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泛化理解

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之后，又提出“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是两个相关的提法．它们不仅展示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向运动，而且也展示了把实践经验加以提高化成新的理论的运动。“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一提法的实质是要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善于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总结，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泛化理解，要把经验上升为理论并用以指导实践。     

中苏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中苏论战影响了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认识，强化了中共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固守，助长了中共党内已有的“左”的倾向，推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形成，并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最终中断。探讨中苏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意义重大。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及其司法化研究

正确看待法治的本质内涵，合理调和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之间的张力，将“罪刑法定”与“与时俱进”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势在必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不是单纯地“用政策代替法律”，而是充分借助刑事政策的灵活性来弥补刑事法律僵化落后的弊端，最终在程序合法的司法环境下，实现实质的正义。     

论编辑学者化

“编辑学者化”是新时期以来关于编辑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主张;“编辑学者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编辑学者化”将有助于编辑水平的提高和出版物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     

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矛盾语境与文化选择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成为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话语，反思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现代性精神成为时代赋予的重要命题。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苏联文化及西方文化相互交织构成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多样文化景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现代性建构始终面临着“儒化”“教条化”“苏化”“西化”的价值挑战，形成了中国现代性建构深刻的矛盾语境。我们应在这种矛盾语境中作出正确文化选择：审视传统文化，实现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非儒化与对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省察教条文化，实现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非教条化与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实践创新；考量苏联文化，实现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非苏化与对苏联现代性的借鉴超越；反思西方文化，实现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非西化与对西方文明成果的扬弃。     

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思想方法

在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百年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重大理论命题，创立了新时代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思想方法。习近平“两个结合”思想方法的原创性价值主要体现在：创立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新范式，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话语表述和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高度重视和多维解析，建构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完整的动力机制；坚持系统思维，规定了在科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在科学回答“四个之问”中，通过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