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长制”优化研究

"河长制"全面实施以来,我国河流管理与保护成效显著。"河长制"确认各级河长在河流管理保护中的职责,通过对河长每年工作履职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并实施严格追责等措施,促进了我国水环境和水生态质量的改善并向长久保持。在实践中,我国"河长制"面临着本质偏离、考核异化、多元共治欠缺的困境,使得河流治理容易出现短期、反弹等现象,影响了"河长制"的实效。为此必须通过明晰各级河长的责任,确保以责任驱动"河长制"工作;建立多层面的科学完善的考核指标体系;坚持多元共治,弱化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来优化"河长制"制度,保障"河长制"的长效化、法治化。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意是使我国吏治进入"能上能下"有效运行的官员复出机制,却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要有效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这是建立被问责官员正常复出机制的前提;二是转变问责的模式,由"权力问责"转变为"制度问责",使被问责官员复出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三是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以减少官员复出的外部阻力;四是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以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     

基于治理整合和制度嵌入的河长制研究

河长制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水环境治理制度,要突破对制度本身的简单认识以及对西方理论和模式的盲目迷恋,回归中国现实情境对其治理图景进行整体性认识。从治理整合和制度嵌入两个维度对河长制进行整体性分析:河长制通过首长负责下的跨部门协作、自上而下的地方领导分级分段包干、上级行政协调下的跨行政区协作分别实现了跨部门、跨层级以及跨地区治理力量的协调和整合。这种治理整合表现出强烈的中国特色,它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政理念、契合了"领导挂帅、高位协调"的政治传统、内生于既有环保问责制、植根于部门分工的分散管理体制以及受制于分级负责的属地治理体制等。河长制在实现治理整合的同时,受制度环境的结构化制约,也面临着内卷化危机,包括部门碎片化重新生成、河长制的选择性执行以及地区分割难以消除等。未来,河长制应该基于中国现实情境和治理需要进行完善创新,包括推进河长制法制化、建立完善跨部门协作的程序性机制、建立完善自上而下的考核、激励及督察制度、积极吸纳体制外力量参与以及建立完善基于政治民主协商的流域利益补偿机制等。     

我国行政问责的现实问题、成因与对策

我国行政问责存在不少问题,包括问责启动偶然性强、被问责者任职时间多被忽略、问责事项局限性大、法定问责方式常被弃用、被问责官员轻易复出等等。这些问题源自行政问责法制有缺陷,行政职责的严格对位落实欠佳,问责依法施行常见偏差,配套规定出台迟缓,运行机制保障乏力。因此,我国需要完善统一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落实行政执法的责任制,健全、强化行政问责运行机制。     

公众治水参与：绩效结果抑或过程驱动——基于S市926个样本的多层线性回归分析

河长制旨在形成"河长领治、上下同治、部门联治、全民群治、水陆共治"的协同治水格局。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主体力量,公众在水环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那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河长制实现了多大程度上的全民共治?驱动公众参与的究竟是绩效结果(包括治水主观绩效和客观绩效),还是由河长制这一创新举措所带来的制度运行过程(过程驱动)?基于S市大规模公众问卷调查数据,辅之所抽取样本河涌的客观数据,构建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公众治水参与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公众治水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总体上依然处于"有限参与"阶段;(2)治水绩效结果对公众治水参与没有显著的效应,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的绩效结果;(3)公众对环保信息的透明度感知以及政府回应性对公众治水参与有着显著影响,这说明制度运行的过程是驱动公众参与的主要因素。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公众参与度不高的现状,不仅需要营造"开门治水、人人有责"的水环境治理氛围,更需要大力推动环保信息透明度改革,增强政府的回应性。     

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是对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的贯彻,也是对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的落实。重大行政决策责任在性质上属于行政责任,为强化责任追究宜引入民法上连带责任制度,在追诉期限上实行终身追诉。当前,构建该制度还存在集体负责制背景下责任追诉对象不清、责任追究启动标准模糊和对重大行政决策界定不统一等问题。为此,应找准责任承担主体,固化责任类型;明晰启动标准,设置事前评估机制;做好顶层设计,考虑出台《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条例》;拓宽问责范围,深化"同体问责",强化"异体问责"。     

试论异体行政问责的现实困局与发展趋势

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异体问责以其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等优势脱颖而出,成为行政问责的新力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作为同体问责的有效补充,异体问责具有主客体多元化、问责范围广泛的新特点。当然,异体问责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制度保障机制缺失、动力机制缺乏等。但从长远来看,它的发展前景是值得期待的,也是我们需要努力的。     

我国行政问责法制建设的思考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当前仍处于初级阶段,缺乏统一的、专门的行政问责法规制度,即便在已有的关于行政问责的具体规定中也存在不少缺陷。为此,行政问责法制建设必须加快立法步伐,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早日实现在整个国家范围内的行政问责法制化。     

制度激励与积极性治理体制建构——以河长制为例

全面推进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的河流治理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推进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实证案例调研,认为河长制通过契约治理机制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制度化分配,依托组织结构框架,将党政体制嵌入到河长制的组织设计,通过激励问责机制,实现治理责任和治理效率的诱因倒逼。河长制的治理逻辑可以概括为通过流域公共治理权责的制度化配置,调动多层级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形成高层党政部门立治、具体职能部门施治、基层群众和社会力量参治的制度化激励。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河长制把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制度的组织优势开发出来,建构出用国家制度激励各方的积极性治理体制,这就超越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存在的“压力型体制”理论惯性思维。     

被问责官员复出:制度安排、现实状况与争议焦点

随着行政问责制度的不断完善,官员因问责而去职已成为常态,而与此相关的是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在制度安排上,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存在相应的法规政策规定,但其完善性和合理性存在缺陷。在现实中,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制度规定,但也存在违规违纪现象,存在由于制度本身的不完善难以判断是否违规的环节。这些问题引起了社会的不满和对于被问责官员是否可以复出以及应该如何复出的争议。从国家治理角度看,被问责官员的合理复出需要完善并严格执行系统的制度安排,更需改革与此相关的体制机制。     

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发展变迁与现实思考

责任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领导干部问责制逐步完善。但问责制的实施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问责不足与泛化并存、不良文化阻碍问责文化塑造、被问责干部复出失范等。鉴于此,应坚持问题导向,从精准问责、培育问责文化、健全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上着手,推动领导干部问责制更加科学、合理、高效。     

官员问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近几年,问责官员"悄然复出"事件频发,又一次"触犯众怒",这背后折射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诸多缺失,本文试分析问责官员复出的特点,以此为基础,从法律、文化、监督以及民众四方面来分析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失范的原因,并试图从中国古代问责制度和西方问责制度中找寻解决途径。     

行政问责后的官员复出机制初探

我国的行政问责这些年持续发力,体现了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应有的责任和态度。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是官员问责制度的延续,也是对问责效果的检验。但目前被问责官员复出制度方面存在着许多漏洞,问责制度要想起到实效,必须要对官员复出机制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     

从"九一○宜黄事件"看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与出路

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问责制在问责范围、问责层次和运行机制诸方面的改革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目前仍存在着许多问题,不足之处亟待完善.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发展中的困境,发展的路径探索是我们亟需认清的问题.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在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不少制度性缺陷，从而导致了问责执行力度不足、问责程序不够规范等现象的经常性存在。在深入研究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所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完善我国现行行政问责机制、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效行政问责制度的基本路径。     

全面推行河长制建设 完善县域河流治理——关于四川省井研县河长制工作开展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井研县建立监管考核体系,多措并举开展水污染防治,河长制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但是县域层面推进河长制工作还面临着乡镇资金匮乏、水库管理薄弱、集镇污水收集处理难、群众积极性参与度不高等问题,需要进一步通过加强县域统筹治理工作、创新推进水库治理、改造乡镇污水收集管网、加强宣传引导、部门协同抓落实等措施深入推进河长制工作,完善县域河流治理。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文化的社会学分析

2003年以后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大规模建立并运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除了问责制度自身的问题以外,问责文化的不足成为制约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建立与运作的主要原因。从政府角度看主要表现为行政文化缺失,包括管理价值成为公共行政的唯一价值,"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缺乏民主和服务意识,责任意识不强,缺乏道德自律;从公民和社会角度看,表现为权利意识淡漠与民主参与意识不足;公民与政府官员共同患有的公共精神匮乏与法治观念薄弱也是行政问责文化危机的主要表现。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利益冲突、信任缺失和社会价值失范等是造成行政问责文化缺失的主要原因,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也给行政问责文化的孕育与发展提供了启示。     

现实反思与理想图景:论我国教育知识生产

我国教育知识生产存在着三个方面的不足:只是教育研究者的"领地",而实践有所"空场";受基础主义、二元论认知模式"支配",教育知识的"乡愁气息"消弭;受规划式生产制度"宰制",自主性泯灭.我国的教育知识生产要走出困境,需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让教师成为教育知识生产者;建构反基础主义与交往认知模式;建立教育知识学术自主式生产制度.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与完善

推行行政问责制度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和有效途径.当前在我国行政问责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如问贲主体单一,异体问责效能微弱、权责不清,导致问贲对象和问责内容界定不明,问责弹性大、问责范围过干狭窄,问责事项避轻就重、行政问贲的相关配套制度及程序不完善等问题.进一步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重点是要明确问贲范围,规范问贲程序,建立健全行政问贲制度及保障行政问贲有效实施的配套制度.     

由“问责风暴”谈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的完善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安全事故频频见诸报端,有不少官员被依法追究行政法律责任,其影响之大被媒体形容为中国掀起"问责风暴"。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对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完善的思考,问责应当形成常态机制,而不能是运动式的追责效果,在这方面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廉政公署"制度,健全公务员行政问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