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正>当前拉美国家的执政党涵盖传统、现代和新型政党,政党意识形态纷繁复杂,包括传统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以及各种社会主义,各派政党的政治立场存在很大差距。《拉美国家执政党的合法性困境与执政难题》一文指出,拉美国家执政党的一个共同变化趋势是,持不同政治取向的各派执政党都力图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右翼政党求新思变,中间派政党稳中求进,左翼政党寻求变革;与此同时,拉美国家执政党面临着诸多共同的难题,包括如何摆脱执政党兴衰的历史宿命、克服合法性困境,如何解决政党建     

解散立宪会议与俄共执政合法性危机

十月革命后初掌政权的俄共执政的合法性并不稳固,它在执政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合法性危机,并对其政权和统治构成了挑战。可以说,俄共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决定解散立宪会议所引发的合法性危机,就是诸多危机中的一个。而俄共在解决这一合法性危机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则对后来的苏俄政党政治的发展走向、国内的政治局势等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拉美国家执政党的合法性困境与执政难题

当前拉美国家的执政党涵盖传统、现代和新型政党,包含左中右各派。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存在很大差距,主要有传统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以及各种社会主义。但拉美国家执政党有一个共同变化趋势是,各种取向的执政党都试图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右翼政党求新思变,中间派政党稳中求进,左翼政党寻求变革。拉美国家执政党面临如何摆脱执政党兴衰的历史宿命、克服合法性困境、化解政党建设和诸多执政难题的任务。     

菲律宾的民主化回归——以合法性理论为视角

合法性(legitimacy)指的是政治统治依据传统或公认的准则而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支持。当人民对终极权威甘愿尽政治义务时,这一权威就具有合法性。合法性被看做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只有当政府获得人民自愿的拥护时,其统治才更有效力,更能保持政局的稳定。相反,如果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怀疑乃至否定,政府的动员和贯彻能力将会削弱,最终导致政治动荡。①政治社会发展到今天,民主被认为是能够满足政治合法性要求的最理想的制度设计和基本评价标准。它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已得到普遍认同。菲律宾是东南亚地区最早引入民主机制的国家,二…     

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分析

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演进历程中呈现权威主义导向越来越明晰的特征。但是作为一种过渡形态并存在固有缺陷的政治安排,权威主义在俄罗斯的出现必然会带来一个相关性问题——政治合法性问题。政治合法性实际上就是公众对于政治统治的认同,它对政治权力体系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结合政治合法性的相关理论来阐释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文莱君主政体的合法性分析

作为一个传统的君主制国家,文莱政府在追求社会认同的最大化上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但是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也给稳定中的文莱政府带来了某些合法性问题。一根据现代政治学理论,合法性建立在三种基础之上:正式制定法律法规的要求、历来适用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以及个人的魅力。这三种合法统治的基础都是“纯粹的类型”,但“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真正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过”,所有经验事实中的统治形式都是这三种类型的混合,只是侧重的程度不同而已。①合法性来源是多方面的,传统的、法理的、统治者个人的魅力、意识形态,政…     

论苏共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再生产

从总体上看,苏共拥有的合法性资源主要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制度规章、统治的有效性和领袖魅力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合法性资源都曾经为巩固苏共的执政地位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曾经拥有,并不等于永远拥有。事实上,要想保持苏共的执政地位,就必须保持合法性资源的再生产,以源源不断地获得执政的合法性。然而,在苏共执政过程中,它所拥有的合法性资源的再生产能力却逐渐下降乃至最终丧失了,这成为苏共败亡的根源。     

浅析墨西哥选举制度改革历程及其影响

二战后的墨西哥历届政府致力于渐进性选举制度改革,扩大反对党的参政空间,旨在维护革命制度党的执政合法地位。1946年《选举法》奠定了墨西哥现代选举机构的基础,1977年选举改革大大推动了现有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经济转型时期的选举改革意在解决不断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仍然相对封闭的政治体制之间日益不对称的问题,增加选举的透明度和对选举进程的监督。1996年塞迪略政府的选举改革朝着自由和公正又前进了一步,为反对党参政创造了更多有利条件,并且结束了总统候选人"指定制"。墨西哥的选举制度改革带来两个重要影响:一是有利于墨西哥从一党霸权的威权主义体制转变成竞争和多元政党体制;二是有利于维持20世纪后半期的政治稳定,而且2000年大选时的执政党更替也没有造成政治制度的断裂和社会动荡,呈现出政治成熟和民主国家的平稳化特点。只有深入理解选举制度改革的历程,才有助于理解今天墨西哥的选举式民主。     

对委内瑞拉可治理性危机的分析

委内瑞拉在1958年建立民主体制之后保持了较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和可治理性,但自20世纪80年代末实行经济模式转型以来,委内瑞拉面对着一场可治理性危机,其表现为民选政府愈来愈难以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大规模、长时间的罢工、示威和严重的暴力冲突频频发生;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政治分歧加剧;国家机器内部出现分裂乃至对立,严重限制了政府的执政能力;猖獗的腐败现象损害了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多起未遂军事政变的发生对民主体制构成严重威胁.从政治体制的角度看,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在于委内瑞拉政治制度化的水平落后于政治参与的发展水平;民选政府的执政能力不足,政策措施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两大传统政党的衰落和政党体制的破碎化削弱了民主体制的社会基础和功能作用.为了应对可治理性危机,委内瑞拉政党和政治体制都需要进行自我改革,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并建立一套强有力的反腐机制.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制度的文化特色——基于民主和法制的视角

执政文化是一套贯穿于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中，赋予意义和秩序的思想、观念、原则、态度、情感、评价等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是执政思想理论、法律制度和组织规范的凝聚。它是政党在执政实践中形成的，表现执政理念、意义、秩序和规律的文化成果，是推进执政系统运行、规范执政主体行为、引导政治共同体活动的指南。执政制度文化是执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执政党通过推行法律、政策、     

合法性与政治转型——论韩国权威政治

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强弱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强弱与转型。韩国自60年代建立权威政府以来，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因此，它的建立与运作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随着权威统治合法性的逐渐弱化，政治转型便提到日程上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的军人权威统治向民主政治转变与过渡，到90年代就开始巩固其政治改革与民主政治，而这种政治转型是从权威主义政体内部演变出来的一种民主化。     

东亚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及其启示——以韩国和新加坡为例

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是衡量一个国家政党政治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探索东亚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有助于我们了解东亚政党政治的运行过程和发展规律。韩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模式虽各具特色,但其基本涵盖了东亚政党与民众沟通的主要模式,从政治沟通的整个过程来看,也有一定的规律和经验可循。如充分发挥政党的能动作用、采取灵活多样的沟通方式、积极主动地拓宽沟通的渠道等。借鉴东亚政党与民众沟通的经验对于完善我国执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模式十分必要。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文化论略

执政文化是贯穿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中的一套赋予意义和秩序的观念、原则、态度、情感、评价等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①。它是执政党对其执政理念、方略、制度和方式进行社会化而形成的一种政治行为导向。     

论新加坡政治体制的成因--一种应然与实然的分析视角

政治体制也称"政治体系或者政治系统",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方式和稳定的政治行为模式",它包括:政治主体之间的稳定的关系模式,即政治结构,如政党制度、政府制度、司法制度、舆论制度等;政治结构实际运行中的一系列程序和规则,即各种规范,如选举程序和规则、投票程序和规则、决策程序和规则等;支撑政治体制的文化价值体系,即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文化,如对政治体制的理念基础、程序和规则的有效认同以及对政府、对他人的意识定向等:另外,它还包括保障政治秩序的强制力等①.     

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司法体系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国内学术界关注较少的政党 ,对其执政机制的研究也不多见 ,本文旨在选取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司法体系这个视角较为深入地研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执政党总是试图采用各种手段来掌控其权力的 ,这是世界政党政治运行的一般规律。政党执政机制的核心内容是执政党对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体系的作用与影响。在新加坡 ,人民行动党表面上具备了西方代议制政党的一般特点 ,但由于它是新加坡的惟一执政党 ,使人民行动党与立法、司法和行政体系一起构成了有效控制新加坡社会的完整系统 ,因此又与西方政党的地位…     

全球化对复兴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与特征 --对后冷战时代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个案考察

在全球化影响下的后冷战时代,复兴社会主义思潮呈现出以下特征:政治发展层面的有限民主化、执政理性化,即复兴社会主义国家以采取有限民主化改革措施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以理性化的思维来审视存在的问题,提高政权的社会整合力与增强其统治合法性和民众认同。经济变革层面的融入全球化经济理念,即政治稳定优先型经济模式。国际关系层面的意识形态让位于利益因素,理想主义因素少于现实主义,泛阿拉伯主义让位于国家主义和不同程度的反美情结。民族心理层面的泛阿拉伯主义的潜在影响和部族主义复兴。     

以色列阿拉伯政党的发展困境与前景

由于受历史遗留问题和巴以冲突长期持续的影响,以色列阿拉伯人所体现的"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双重身份认同的鲜明特征,对他们的政治参与进程和阿拉伯政党的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近年来,以色列犹太国家定位的不断强化和右翼政府主导地位的持续增强,使阿拉伯政党双重身份认同的矛盾与冲突更加凸显,压缩了其发展空间。未来,阿拉伯政党的发展前景将受到以色列犹太国家定位以及以色列民主政治、右翼政府的执政地位、阿拉伯政党的路线选择等因素的重大影响。此外,中东变局与巴以问题的边缘化也加剧了其发展困境。     

叙利亚库尔德反对派主要政党

正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叙境内的库尔德政党成为其主要政治反对派。叙危机爆发前,叙利亚库尔德政党的主要目标是寻求叙政府对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获得宪法认可的少数民族权利与地位、消除种族歧视和推动民族自治。但是,由于历届叙政府在库尔德地区实施的严格监控政策,叙库尔德政党本身的合法地位并未获得叙政府的认可,其推行的政治运动亦成效甚微。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而言,叙危机的爆发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     

苏共长期不能做到“三个代表”引出的教训

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苏共为什么从原先一个朝气蓬勃的战斗力很强的革命政党，在执政了70多年后就如此毫无抵抗地停止了活动，结束了自己的生涯?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要求认真总结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正是由于苏共长期不能做到“三个代表”，使党失去了先进性，失去了民心民意，也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根据，才会最终出现亡党的悲剧性结局。     

再论苏共执政合法性意识缺失的政治后果

在苏共执政过程中，由于其存有理论上的认识误区，导致合法性意识始终处于缺失状态。这给苏联的政治实践带来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政治妥协、政治协调的缺位与政治信息传递系统的扭曲；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面干预，并成为超越于法律、道德规范之外的政治力量；国家“文化和智力的贫困”；民众的政治冷漠等。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必须认真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