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鉴定结论的运用与鉴定制度的规范

鉴定结论在我国司法运用中存在很多问题。我国对鉴定结论进行规范与完善 ,首先应设立科学的鉴定制度 ,包括确立鉴定的等级制度、鉴定的终局制度和鉴定的程序规范 ;其次应规范鉴定结论证据效力运作的诉讼制度 ,包括要明确鉴定结论属当事人举证责任 ,规范鉴定结论审查的庭审程序 ,明确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的实体内容和建立鉴定证据制度有效运作的保障机制。     

论鉴定结论公正性的法律保障措施——从鉴定人视野进行分析

鉴定结论是鉴定人运用科技进行实践的产物，每一个鉴定结论都包含鉴定人的主观认识活动，其科学的认识是产生正确鉴定结论的基础，而非科学的认识必然产生错误的鉴定结论。保障鉴定人认识活动的公正性，一方面必须完善管理规范和职业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必须建立规范鉴定行为的法律制度和“证实”与“证伪”的法律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使鉴定具有公正性，从而保障诉讼的公正与效率的实现。     

论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

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和仲裁法皆把司法鉴定结论作为法定证据,鉴定人是鉴定结论产生的主体,必然受到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的规范,而具有一定的法律地位和责任。在我国当前的诉讼模式下,诉讼证据依靠两个屏障加以过滤:其一,当事人、鉴定人出庭质证参与诉讼;其二,由法官的采证、法官的内心确信而形成。所以鉴定人出庭出具作为证据的司法鉴定结论,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和法官的询问,这是鉴定程序的最后阶段,也是鉴定结论能否升华为诉讼证据的关键所在,直接影响法庭对鉴定结论的采信。鉴于此,鉴定人出庭作证是十分必要和必须进行规范。当前,鉴定人出庭甚少,该制度需要进行调整和完善。     

“张子强案”与我国区际刑事法律冲突规范的制定

“张子强案”暴露出我国区际刑事法律冲突规范的缺乏。制定具有中国特色 的区际刑事法律冲突规范有必要而且可能，同时遵循以下原则：一、维护国家主权；二、坚 持平等对待；三、相互协商。     

论刑事见证制度的规范冲突及其化解

刑事见证制度的相关规范之间存在冲突。刑事见证制度的设立基础是秘密侦查原则、实质真实的诉讼目的和权利保障多种因素权衡后的产物,主要作用是为实物证据的证据能力提供辅助证明。目前见证人概念尚未厘清,实证分析也表明见证活动不规范确有可能影响案件实体处理结果。根据规范冲突的形式,可将冲突分为三类,三类冲突的原因有其共性也有其特殊性。规范冲突的化解近期应从改造相关规范与完善见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着手,长期应以侦查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代替。     

鉴定机构社会化中的问题及对策

鉴定机构社会化后，出现了管理体制错位、鉴定机构投入少、某些鉴定人才短缺严重、诉讼需要无法得到满足、多头鉴定和重复鉴定问题突出、鉴定结论的公正性受损、鉴定市场的恶意竞争等诸多问题。要改革和完善鉴定管理体制，需进一步细化鉴定准入条件、统一鉴定标准、规范鉴定结论采信制度和鉴定收费、强化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责任，从加强对鉴定的审查监督来约束鉴定机构，规范其运作，促使鉴定机构维护鉴定结论的公正性。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改进初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具体操作中存在一定问题及法律冲突 ,表现在法院有限职权主义的保留、对当事人自行鉴定结论复检申请权的扩大、依职权变更当事人诉讼主张的前提、一二审“新的证据”与再审立案的协调等方面 ,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医疗纠纷诉讼中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剖析

司法实践中,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证据种类及证据能力历来是影响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问题。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从其表现形式和生成程序来看应归为鉴定结论类证据,其证据能力因形式上存在的瑕疵而使审判人员在证据运用上产生困惑,应引起司法实务界的足够重视。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医疗诉讼中的唯一证据,其法律效力如何应结合全案综合认定。     

关于现代行政法的平衡机制及其功能分析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多元利益相互冲突、相互协调的结果。这种处于冲突状态的多元利益之所以能够得以协调，就在于一种利益调节机制的存在。这种利益调节机制，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以规范的形式和非规范的形式共同组成的制度体系，而这种制度体系以“利益一权利”为模式，它与以经济交往模式为主体的人类社会行为模式的演进又是密不可分的。各种法律制度的构筑，无疑就是从不同角度对这种利益调节机制的确认。以“平衡论”为基础的现代行政法律制度，就是在充分把握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权与代表个人利益的公民权的动态平衡…     

论鉴定结论的认证

鉴定结论是法定的诉讼证据种类之一,在司法实践中,鉴定结论往往发挥着关键性的证明作用。然而,鉴定结论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并影响了该类证据的可靠性。因此,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就显得十分重要。笔者认为:在对证据的认证上,证据资格问题应制定详细证据规则;对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实行法定主义;证明效力问题应给予法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因鉴定结论本身固有的特殊性,在认证规则上亦有所不同。     

法律解释原理（中）

基于立法者、法律文本以及解释者三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形成了决定法律文本意思的三种法律解释的理论模型:原意决定说、文本决定说和解释主体决定说.对这三种学说及其否定理由的认识是确定法律文本意思的基础.同时,从认知的角度看,这些不同形态的解释理论又包含着不同的认知结构:统一模式、选择模式以及融合模式.这些认知的分歧,反映了对法律解释目的正当性、即法律解释中的确定性与妥当性的关系问题的不同认识.     

冲突控制中的公共政策及其困境

社会冲突的产生是社会多元化发展的结果,其根源在于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及其分配不公。对于冲突的有效控制,是推动社会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具有强制力的制度机制,成为现代社会中冲突控制的主要工具,它通过交换妥协或强制这两种方式在它所控制的范围内有效地解决冲突问题。但是,由于制度及其运行本身存在的种种问题,公共政策在冲突控制中面临着困境,并不能完全承担冲突控制的使命。因此,应该正视制度控制机制的局限,重视价值系统和社会系统化解社会冲突的功能。     

少数民族地区化解社会矛盾的对策思考——以C县2012．3．15案为例

当下社会正处于冲突的多发期与高发期，社会秩序调控仍有欠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仍存不足、民间法与国家法存有冲突之处是当前民族地区化解社会矛盾面临的主要问题。应强化公力救济及其实效性，并注重运用民间法和私权规则调整社会矛盾。     

驰名商标的异化及治理

我国驰名商标认定及保护制度在地方政府高额奖励、主管机关尤其是行政机关“惯性”思维以及市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之下已严重异化，其结果是背离了商标立法目的、商标权本质以及保护驰名商标的立法初衷，也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了企业的盲目、甚至恶意追求驰名商标认定的非理性行为，妨害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因此，应当从纠正地方政府不当行为、完善驰名商标认定程序和规范驰名商标使用行为等方面加以治理。     

海峡两岸刑事司法协助问题再研究——写在《反分裂国家法》施行后

《反分裂国家法》施行后,两岸刑事司法协助活动在双方的竭诚努力下,将会蓬勃开展。为促进两岸共同的和平稳定,应当进一步廓清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基础性问题、内容范围及实现途径。在完善内地中央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积极促进双边协议签订,将是一种有效途径。     

论国企廉洁风险防控常态化机制建设

廉洁风险防控是建设廉洁企业的有效措施。在国企的具体实践中,廉洁风险防控工作仍存在循环管理模式不完善,与企业生产经营和党风廉政建设结合不够紧密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从机制建设入手,针对廉洁风险的基础管理、重点领域和关键诱因,完善利益冲突化解、重点业务监督和风险循环管理三个机制,构建结构严密、运行顺畅、重点突出、措施管用的管理体系,不断推进国企预防腐败工作的开展。     

构建以公众安全与满意为导向的警务模式——以广西钦州市为例

以公众的安全与满意来决定警务改革的方向,是中国警务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近年来广西钦州市公众安全感偏低是客观事实,主要是刑事案件多发而破案率不高、治安案件频发和矛盾纠纷增多而解决难度加大、基层警力不足和涉黄赌毒问题比较突出等导致。因此,构建以民意为导向的新型警务模式,必须完善公共服务机制和法律法规、创新有效的预防机制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营造和谐的警民文化氛围等。     

从欧美经验谈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立法定位

从各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实践情况来看,它既有成功对抗反竞争行为维护竞争秩序的一面,又有引起国家间冲突,不能完全实现其所追求目标的一面。在我国的反垄断立法过程中,我们首先应采用灵活的域外适用原则,而不局限于固定的模式;同时采用双边协定与多边协定并用的方式来解决域外适用中的冲突。     

论我国社会冲突中的法律控制及其完善

社会冲突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法律控制的社会冲突是自然人与法人的行为冲突,这种行为冲突具有严重的反社会性。社会冲突的法律控制具有预警、宣泄、救济、秩序等作用,但也存在着范围不足、僵化和社会成本高等局限。完善社会冲突中的法律控制,需要以立法的方式确立利益主体的平等地位,明确界定产权,实行分配正义,确定社会冲突的多元控制模式。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侦查程序若干问题

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中查明犯罪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最容易发生冲突的阶段,从侦查程序的上述两个目的和两种基本价值的协调来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两方面都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应当围绕保障侦查机关有效执行侦查职能和确实加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两个目的,从刑事立案、侦查行为的实施、侦查权力的控制、犯罪嫌疑人的防御权等方面进行修改与完善,以保证侦查权的有效、正当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