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对董事诉讼中的商业判断规则

我国《公司法》的修订创建了股东对董事的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拓宽了司法对公司运作的介入。然而在发挥诉讼对股东权益维护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董事权责的平衡和司法对经营世界的尊重。美国的商业判断规则在股东对董事诉讼中具有排除司法实质审查、确立诉讼的证据规则、在派生诉讼中建立用尽内部救济原则的功能。我国在借鉴商业判断规则时,应作成文法化的引进。在司法解释中细化董事的注意义务,明确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条件和商业判断规则的运作程序,完善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     

“对赌协议”的裁判路径及政策选择——基于PE/VC与公司对赌场景的分析

PE/VC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司法裁判要点从合同效力转入合同可履行性后,需要面对两个层次的追问:一是以什么样的实体标准来判断履行障碍,二是由谁来判断是否存在履行障碍。华工案和“九民纪要”仅处理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且主要以资本维持原则作为实体判断标准。然而,我国现行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过于粗疏,且缺乏“大分配”概念和底线规制的思路,导致“对赌协议”下的回购只能通过减资的途径,徒增成本。域外以清偿能力标准替代资本维持原则,体现了另一种以债权人利益为导向限制公司资产单向流出至股东的规制思路,但其商业逻辑上的合理性却无法掩盖更大的操作成本。就第二层次的判断主体而言,以美国特拉华州为代表,法官的商业判断逐渐让位于公司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却进一步凸显了公司、不同类别股东、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复杂状态。立法层面的价值判断与政策选择将最终决定司法裁判的走向,未来我国公司法的修订需要回应商业实践的诉求,同时PE/VC投资者也需要直面投资失败的风险承担。     

略论美国判例法中的"商业判断规则"

在商战中,企业的决策和经营并非总是正确的,公司董事应当对由其决策上的失误导致的损失承担责任。法律必须从制度上做出安排,通过商业判断规则,既保护了股东利益,而又不过分加重董事负担。美国是世界上公司立法最为发达的国家,本文结合美国公司判例法的规定,从探究董事经营责任归责原则着手,进而讨论商业判断规则和董事注意义务的关系,着重论述商业判断规则的内容、适用条件及其意义。     

论美国公司法上董事的勤勉义务——兼论我国公司法上董事勤勉义务制度的建立

本文阐述了美国公司董事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勤勉义务的履行、美国商业判断规则 (原则 )与董事勤勉义务的关系。针对我国公司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在介绍美国公司董事勤勉义务的基础上 ,提出了建立我国公司法上董事勤勉义务制度的建议。     

免责条款效力认定中的几个问题——上海佳吉快运有限公司与太仓富豪铜业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上诉案

免责条款在实践中应用广泛，但对于其法律效力，则多有争议。作者认为，在不违背法律的强行性规定的前提下，免责条款应以有效为原则。具体判断其效力时，应区分不同的合同类型，综合判断缔约双方的地位、交易习惯及缔约过程：尤其是在判断消费者合同与商业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效力时，应注意两种合同的不同特点．并依据公平原则作出公正的裁判。     

美国商业判断规则之借鉴

商业判断规则是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项判例法规则,它明确了法院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对公司的经营进行审查。本文首先阐述了商业判断规则的内涵,然后分析商业判断规则的理论基础。最后,针对我国的情况,简要探讨了这项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人的信托义务

私募股权投资在很多情况下是不成功的,但是管理人一般不负担任何责任。根据"商业判断原则",只要是独立的、不具有利害关系的管理层所做出的正式且善意的投资,那么该管理者都不能因为这种商业判断而承担责任。简而言之,只要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人履行了信托义务或称信托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注意义务、忠实义务和披露义务,就不应当承担投资失败的责任。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人应当深刻理解这些义务,并通过规范自己的行为避免法律责任。     

董事损害公司利益之过错认定

损害公司利益责任,实质系一种商事侵权责任,当事人首先应证明行为人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主观过错,其次应审查行为人是否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形。对于董事违反信义义务责任的认定及免除,可参考适用商业判断原则,考察董事行为是否系获得足够信息基础上作出的合理商业判断,是否基于公司最佳利益,及所涉交易的利害关系及独立性等因素。     

情事变更、商业风险与利益衡量——以张革军诉宋旭红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为背景

情事变更原则的确立虽然在我国立法中一直反反复复,但一直存在于司法实务中。近些年来经济状况的不稳定,使得情事变更成为司法实务关注的焦点问题。去年国家各地出台的商品房限购措施,对很多合同关系产生影响。这些案件为对情事变更的检讨提供了机会。将某种情事认定为商业风险应当是原则,认定为情事变更是例外;不存在一般意义的情事变更,其认定是个案的判断;利益衡量是情事变更的分析工具;最终的判断还是结果的公正与善良。     

论我国商业医疗保险中最大诚信原则的适用

目前我国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进入了关键阶段,由于其保险标的的特殊性,决定了最大诚信原则在商业医疗保险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就最大诚信原则在商业医疗保险发展中的若干法律问题略抒拙见,以期抛砖引玉。     

从“State Street”到“Bilski” 美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标准的演变

在确定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时,美国专利法确立了“实际应用”原则。在如何理解“实际应用”时,积累下来许多富有价值的审查方法。这一审查方法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目前其发展的状况如何,对于我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有何借鉴作用,是本文要加以探讨和研究的。本文探讨了美国专利审查中的“实际应用”要件,总结了美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中确立“实际应用”原则的基本原则,以及这种审查方法的发展变化,并分析了这种发展变化对于我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标准的影响。     

论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作为法定免责事由是过错原则的体现。侵权责任与合同责任均适用不可抗力。不可抗力的判断标准应兼顾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政府行为不应包括在不可抗力中,技术风险则应包括在不可抗力中。不可抗力既不同于商业风险,也不同于情势变更。个案中应根据不可抗力对法律关系的实际影响而确定其效力。     

关于治理商业贿赂的若干问题

本文分析了商业贿赂的概念和主要特点,阐述了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应予明确的目标、原则和重点,并对查处商业贿赂案件需要准确把握的法律政策界限,商业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以及执法机关在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长效机制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专利创造性判断中的商业成功——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提字第8号判决评析

商业成功作为专利创造性判断中的辅助因素,是从经济激励角度对技术方案的肯定.最高人民法院在胡颖与专利复审委员会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中明确,当采取“三步法”难以判断技术方案的创造性或者得出无创造性的评价时,商业上的成功才被纳入创造性判断的考量因素；对于商业上成功的考量应当持相对严格的标准,只有技术方案相比现有技术作出改进的技术特征是商业上成功的直接原因的,才可以认定其具有创造性.     

票据效力认定研究

票据效力认定问题是适用票据法解决票据纠纷、判断票据上权利义务的起点。基于票据商业货币的属性,流通性和信用性构成了票据的生命力。为了实现和保障流通性,产生了票据的诸多理念和规则。票据作为有价证券的基本属性是票据效力认定的基础;要式证券性是决定票据效力的因素;在对票据效力进行解释时,必须遵循有效性解释原则。     

信义义务下的美国小股东保护制度及其借鉴

由于封闭公司的异质性，多数决原则、集中控制、商业判断规则等传统的公司规范不适宜于封闭公司。为此，美国制定法和判例法不断修正和调整信义义务规范，通过宽泛地适用信义义务规则，课以公司控制者更严格的信义义务要求和标准，加重其信义义务责任，甚至类比适用合伙原则，给予小股东，特别是小型封闭公司小股东充分、有效的保护和救济，值得我们借鉴。     

商业外观的法律保护——以保护来源标识功能为原则

商业外观和商标的法律保护具有相同的法理基础,即对来源标识功能的保护;但是商业外观与商标相比仍有明显的区别.商业外观一般具有三个功能:基本功能、促销功能和来源标识功能.来源标识功能虽是商业外观的辅助和第三功能,但却是商标的最重要功能.这种区别使我们在对商业外观的保护时应该更加注意对其来源标识功能的区分和判断,以保护其来源标识功能为原则,并且以是否具有造成混淆的可能性为构成侵权的依据.这样可以避免对商业外观的不当保护给竞争带来的损害以及与其他知识产权制度相冲突,并且也可以解决美国司法中所谓的产品包装和产品设计二分法以及我国相关法律中所谓知名商品等要求所造成的司法困境.     

从“State Street”到“Bilski”美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标准的演变

在确定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时,美国专利法确立了“实际应用”原则.在如何理解“实际应用”时,积累下来许多富有价值的审查方法.这一审查方法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目前其发展的状况如何,对于我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有何借鉴作用,是本文要加以探讨和研究的.本文探讨了美国专利审查中的“实际应用”要件,总结了美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中确立“实际应用”原则的基本原则,以及这种审查方法的发展变化,并分析了这种发展变化对于我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标准的影响.     

军队采购领域商业贿赂行为分析与应对策略初探

惩治商业贿赂行为是军队采购执法大检查的重点,研究如何在军队采购领域中预防商业贿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根据成本——收益原则阐述了商业贿赂的成形条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浅议商业医疗保险不适用损害补偿原则

当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缴纳了社会保险中的医疗保险统筹费用,同时企业或劳动者又购买了商业保险中的医疗保险,结果商业保险公司以劳动者已经从社会保险中获得支付医疗保险金为由,拒绝支付商业保险赔偿。由此引发了保险法理论界和商业保险界关于商业医疗保险是否适用损害补偿原则的争论。本文通过分析商业医疗保险的性质、相关法律规定、法理依据以及风险保障范围等方面,旨在得出商业医疗保险不适用损害补偿原则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