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轨模式:文化体制改革现实路径选择

我国文化体制与其他体制改革相比是滞后的,这源于文化产品属性所导致的改革特殊性。其深层次原因是改革局限于现有的事业体制,而且改革的自我性主动性差。为了突破文化体制改革的困境,笔者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并行互动”的双轨模式,以期对于现实的改革探索有所帮助。     

乡镇改革:历史困境与道路选择

乡镇改革先后经历了"社改乡"的"乡政村治"二元治理体制、减员增效下的"汲取型"与"服务型"乡镇和后税时代的多元模式,但不同时期的改革和发展模式都存在着治理目标和具体实践效果相脱节的共同问题。而要改善乡镇体制使之适应农村建设的大局,就需要深入分析乡镇改革的历史变迁,以探索新时期乡镇改革的出路。     

农业:转轨中的思考

同历史上历次重大社会变革一样,起步于七十年代末的中国农村改革,也注定未能绕过这样一个必经之“坎”:改革所引发的问题比预想的还多、还复杂。这不,自从我们不再为诸如姓“社”姓“资”之类的争论所困扰,将改革的罗盘定位于市场经济这一目标后,一度踯躅不前的农村改革,又找到了新的突破点: ——粮食随行就市的买与卖不再是天方夜谭,且已成为遍布全国数百个市、县的活生生的现实; ——农村股份合作企业、农民合作基金会等新型合作组织不再为“名份”的问题思前虑后,开始昂首阔步走向越来     

精兵简政与行政改革

我国加入WTO之后,现有的行政体制、经济运行模式及价值观念等均受到了挑战,尤其在当前政府改革方面更是挑战严峻。因此,“政府改革”再度成为热点,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对此,本文就我国行政改革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将精兵简政的重要思想引入改革当中,并从行政学的角度对精兵简政在行政改革中的推进提出相关思路与建议。     

从“放权让利”到“公共财政”——中国财税改革30年

中国财税体制经过30年的改革与探索，经历了从“放权让利”到“公共财政”的发展历程，归纳起来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4年，通过“放权让利”激发各方面改革的积极性，提高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几乎窒息的国民经济的活力；第二阶段：1994—1998年，这一阶段的改革突破了以往“放权让刹”思想的束缚，走上了转换机制、制度创新之路，重构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体制；第三阶段：1998—2003年，主要以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及其机制为主旨的“税费改革”，由此构建了我国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谋划进一步推进公共财政建设适应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改革举措。     

“大部门体制”不能包治百病

“大部门体制”还是“大部制” 目前,在各种层次的讨论中,“大部门体制”、“大部制”往往被同义交替使用并且主要关注的也是作为中央政府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一般来说,如果仅就国务院层面的改革而言,两者的交叉和混用使用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仔细想来,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格局考虑,     

转轨国家产权改革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

转轨国家进行产权改革,首先要破除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高级形式的理论误区。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斯大林化或苏联化了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马克思坚持的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统一的“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根据这一理论,产权改革的大方向应是劳动者有个人财产权,实现社会个人所有制,使广大职工作为劳动者获得工资,同时作为投资者分享利润。这样才能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克服异化。俄罗斯产权改革是在私有化作为主导思想下进行的。俄私有化不只包括产权从国有转向私有,而是具有十分广泛的含义。其私有化进程既取得一定成效,同时也产生了大量问题,值得认真总结。     

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

提高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涉及广大的城镇职工和农民(包括农民工)的利益调整问题。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不仅要兼顾城镇职工中的“老人”、“中人”和“新人”的利益关系,而且还要统筹考虑农民(农民工)的社会保险问题。没有财政体制相应的配套改革,难以保证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顺利开展。     

正确认识和处理转轨时期的社会矛盾

正确认识和处理转轨时期的社会矛盾康超光近２０年的改革，中国取得了划时代的伟大成就。这些成就不仅体现在“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上”，更主要地是体现在由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大大促进了社会结构由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     

税费改革后完善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的对策思路

税费改革后,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依然存在着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农民负担的教育投入太重、教育财政体制与国家财政体制不相适应等许多问题。要使这些问题及时得到解决,必须建立“国家办学,分类承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增加教育投入的总量,提高国家财政对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拓宽农村义务教育融资渠道。     

信访制度的价值变迁与改革逻辑

信访制度的价值变迁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社会治理机制的价值嬗变.信访制度可以作为政治高度干预型体制向法治主导型体制转变过程中的串联元素,以此可以维持社会稳定.21世纪以来对于社会稳定过分强调遮蔽了信访初露端倪的法治主义面相,信访陷入非常规运转的制度困境之中.信访制度改革,要处理好理想模式与现实应对的关系.为此,可以尝试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下,人大、司法与行政协调运行的信访“大体制”.     

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的悖论及其原因探析

针对城市社区居委行政化和社区负担过重的问题,新一轮的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改革普遍采取“社区工作站模式”,将行政职能从社区居委会中剥离出来,让居委会回归社区自治功能.但是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在实践中却产生了居委会被边缘化、制度化交易成本增加和居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即产生了无法实现居民自治的悖论.产生悖论的原因为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的手段和目标不匹配,这是由于误解了城市社区和居委会的性质,没有区分冗余行政与基础行政以及行政与自治的关系.     

安徽改革“第三波”

农村综合改革与体制创新的根本目标,是使农民成为建设、共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知名农村问题专家何开荫曾深有感触地说:要透析“三农问题”,再难找到比安徽更具说服力的“活标本”了。从发轫于凤阳县小岗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到肇始于安徽、成熟于安徽的农村税费改革,农村改革的“安徽模式”一次     

论优化公共服务的选择

建立精干、节约、高效、廉洁的“廉价政府”,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建设的目标。而如何进行政府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是当前公众对各级政府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从“市场化”和“非市场化”两方面对政府公务服务改革作出一种建设性的构想。     

中国经济改革与政府职能转轨

伴随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中国政府职能必然经历一个自觉的制度变迁过程。相对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政府职能带有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控制的特点,造成机构膨胀;在中国经济转轨中,政府职能存在一个“过渡期”,为保证市场化的平稳推进,需要规范政府行为;随改革深化,尽快转换政府职能迫在眉睫,难题在于如何转轨。     

中国公益机构的现状分析及其改革思路

中国的公益机构还不是一个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概念,尚没有形成一类界限分明、管理规范的行为主体,成员包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NGO(包括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组织)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的下属单位等。这类机构目前有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公共服务匮乏、水平低;不少领域存在效率低下问题;公益事业的发展模式受意识形态及政治运动影响突出。未来的改革应在注意问题的基础上力求实现“公益性与管理单位体制相称、财权与事权相称”。     

议标制——公路养护体制转轨新尝试

当前 ,对公路养护体制的改革 ,各级公路管理部门都在“寻找”既适合本地区实际又与市场逐步接轨的路子。有的推行“事企分离” ,组建各类养护公司 ,积极培育和发展公路养护市场 ;有的成建制划转地方管理等。仅广西区内 ,各地（市）的养护体制也不尽相同 ,归纳起来有两类 :一类是计件工资制 ;另一类就是议标制。但无论如何改 ,都是为了把路养好 ,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 ,“发展才是硬道理。”看准了就要敢闯、敢试。百色地区公路管理局九八年就搞试点 ,作了新的尝试。去年 ,全面推行公路养护议标制 ,收到了提高养护质量和…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我国行政改革之路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向是践行“新公共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是适应知识经济、信息时代而进行政府改革和行政创新的必然产物。作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的出现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治理变革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从治理理念、治理结构、运作方式和过程等方面对行政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创新。它对西方行政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西方行政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推动作用。因此,有必要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模式来探析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创新之路。     

公共部门人事管理的问题与改革

公共部门的人事管理或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相比存在绩效不高、活力不足的通病。现阶段我国公共部门的人事管理中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人才浪费、用人不当、优劣不分以及报酬平均主义等问题,其根源于传统体制及制度的某些缺陷或弊端,如人事管理的体制障碍、“政出多门”的人事政策、单位缺乏足够的人事自主权以及人事管理观念滞后等。我国公共部门人事制度的后续改革中,应该从人事管理走向人力资源管理管理,有效设计人力资源管理单项制度,注重开发人力资源管理的三大机制效用,同时参照企业的先进模式再造公共部门的传统人事制度。     

越南行政改革及其启示

越共“六大”以来,为革除政府系统内长期存在的积弊,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越南在行政体制、政府机构和行政干部队伍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性改革,为我国行政改革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