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经济学对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的影响——一种个案的分析与评价

法律经济学进入中国法学界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以张维迎、邓峰二人合著的《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解释》一文作为个案,研究法律经济学对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的影响。     

经济学在法学中的应用——与蒋兆康先生商榷

近年来,经济学与法学之间的相互渗透已给这两门学科都注入了新的活力。将较为成熟的经济学工具运用于法学领域导致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法律经济学的崛起。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对法律问题,尤其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成为一大理论热点。法学界也积极开展了对经济学在法学中的应用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蒋兆康先生的《市场经济及其法律需求与供给——一种法律经济学分析》一文(载《法学》1993年第3期,下简称“分析”)中运用了大量的经济学概念和分析方法,无疑是对这种研究工作的一大贡献。     

缘何不是法律方法——原本法学的探源

中国法学界对在汉语中到底是使用“法学方法”还是“法律方法”存在着争议。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争议是因为人们对德国法学中“法学方法论”一词中的“法学”的蕴涵不太清楚。德语的“法学方法论”中的“法学”有特定的内涵和意义,而不是中国法学界所普遍理解的法学。前者是由西方法律文明的创造者——古罗马人所创立的一门独立的科学或实践智慧,是西方两千多年法律文明中绵延不绝的伟大传统。这种传统意义的法学称为原本法学。相对于原本法学来说,现在所谓的其他法学学科如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史学、甚至法哲学,都是一种交叉或边缘学科。在这种意义下,在汉语中还是使用“法学方法”一词较为合理。     

台湾地区法律经济学研究现状及其成因——基于法学知识生产的分析框架

在台湾地区,近年来法律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体而言,台湾法学界对法律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接受程度还十分有限。从知识产品生产的供需关系进行分析,影响法律经济学这一特定法学知识生产的"供给"因素包括了法学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和法学研究历史发展的路径依赖;而"需求"一端则主要表现为当下的法学学术体制以及学术界之外的种种社会因素。随着学术研究的全球化和多元化发展趋势,法律经济学方法有望在未来对台湾的法学学术研究产生更大的影响。     

台湾地区法律经济学研究现状及其成因——以法学知识生产为分析框架

在台湾地区,近年来法律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体而言,台湾法学界对法律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接受程度还十分有限。从知识产品生产的供需关系进行分析,影响法律经济学这一特定法学知识生产的“供给”因素包括了法学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和法学研究历史发展的路径依赖;而“需求”一端则主要表现为当下的法学学术体制以及学术界之外的种种社会因素。随着学术研究的全球化和多元化发展趋势,法律经济学方法有望在未来对台湾的法学学术研究产生更大的影响。     

探析我国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路径

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是二十世纪西方法学界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国内法学学者和经济学学者都对其做过一定程度的研究，但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和富有创造性的鸿篇巨著并不多见，本文拟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揭示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探讨在我国法学研究和法学人才培养的现实背景下如何提高法律经济学研究水平的一些规律和方法，希望能引起读者的一些共鸣。     

环境法律制度经济分析的探索之作——评《中国环境法律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用经济学方法和理论研究法律 ,是西方学者进行法律研究的常用方法。从贝卡利亚、边沁、亚当斯密到康芒斯 ,甚至卡尔·马克思 ,其著作中到处可见经济分析的身影。而自 2 0世纪 6 0— 70年代以来 ,在“芝加哥学派”的推动下 ,法律经济学更是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 ,并发展成为当代法学研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领域 !经济分析在法律功能的预测与评价方面的独特价值已获得法学界的普遍认可。近年来 ,随着国外法学理论介绍的增多和国内学术研究的活跃 ,法律经济分析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偶露峥嵘 ,不时可见到一些带有“经济分析”字样的文章见诸期刊。…     

中国近代法律教育探析

法律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国家的法制建设及法学的传承具有密切的关系。法律教育史是中国法制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但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法律教育史很少受到中国法学界的关注。笔者较早注意到法律教育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法律教育问题，并曾发表过系列论文加以探讨。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法律教育史引起法学界的重视，出版了许多论著①，使研究不断深入。本文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析中国近代法律教育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在中国法律教育史上，清末民初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自从１９世纪末中国开始引进西方法律教育之后，在…     

法律经济分析的应用及其局限

法律经济分析是指将经济学中的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方法应用到法学领域,它为法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同时由于经济学与法学在价值取向、理论假设方面存在着差别,所以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有其内在的局限性。法律经济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法律的视角,因此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法律经济学初探

一、法律经济学及其产生 把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法学领域的研究,从而揭示法律制度和经济体制相互运行之间的制约关系和影响作用的学说,被人们称之为法律经济学、法律的经济分析、法律与经济学、经济分析法学或“新法学”。这一称谓的多样性,本身就反映了法学与经济学在当代的交叉共溶性特点,以及法律与经济运行的相互关联性。     

转型时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论纲

社会转型必然要求法律转型 ,相应地必然逐步促使法学理论的更新。作者强调 ,政治文明就百一种知识政治和法治政治 ,知识经济必然要求知识政治 ,适应新经济的新法制是政治文明的表现 ;在可持续发展、法律全球化、农村法治建设等问题上 ,法理学要主动适应、有所作为。尤其是 ,法理学要把西部开发法治和民族法研究作为极其重要的学术研究方向 ;在不久的将来 ,“应用法理学”将应运而生。本文提出了中国法理学正面临的九大课题。     

"以人为本"的法哲学解读

作者在比较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以人为本"和西方哲学中的"人文主义"的差异的基础上,探讨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中国法哲学的影响,提出人应当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首要前提、根本依据和最终归宿。     

法律责任歧见剖析──与李颂银先生商榷

文章批评了“李文”对法律责任的误解,认为：“传统法理学”在法理学界并不具有明确的涵义;法律责任不是一种关系,而是一种实体,以法律责任作为构建法理学的基石范畴也存在诸多理论问题;法律责任的认定和追究权属于法定机构,而不属于其他社会主体。     

认真对待法律的空间性

“认真对待法律的空间性”是《乡土中国的司法图景》的作者提出的一个命题。法律空间性的含义可以从“城市——乡村”、“国家——社会”、“西方——中国”三个视角来阐释，这种阐释立足于真实生活，对于法理学研究而言，这种立足真实生活的民众中心主义分析范式对中国法理学寻找个性化的话语，努力让法学言说更加靠近社会现实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近代“法理学”、“法律哲学”名词考述

在中国,"法理"古已有之。但"法理学"、"法律哲学"名词则自域外传入,并为中国法学家所广泛认知与界定。总体而言,不仅存在着"法理学"与"法律哲学"概念的错混,而且在实质上,"法理学"理论的发展,比"法律哲学"更见成效。     

法律现代化与意识形态化色彩——我国法律变革研究历程中的一个现象分析

法律现代化论题 ,不仅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机制转型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也是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由于中国的法律现代化不是传统法律历史正常演进的结果 ,而是肇始于鸦片战争之后 ,社会和政治危机不断加深 ,处于一个“原有文化根基失落”、“迫切需要意识形态”的时代 ,因而 ,我国近代以来 ,如洋务运动、改良运动、清末新政阶段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阶段及新中国成立至今三大阶段 ,关于我国法律现代化的研究与论争、更替与改造 ,无论有意或无意 ,大都具有较浓的意识形态色彩 ,或曰大都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过程” ,输出其关于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来完成的。意识形态观念对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虽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但刻意强调、突出其作用 ,又势必给我国的法律现代化事业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法理学还要与部门法学疏离多久——以桑本谦先生的法律解释理论为分析视角

传统的建构型法律解释学和桑本谦先生所主张的解构型法律解释学都面临困境,而从部门法制度和部门法实践的角度来看,法律解释学并非无药可救。法律解释学的发展必然是和法律制度的发展、部门法实践的发展、法律共同体的发展乃至法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抽象的法理学建构和抽象的法理学解构都具有局限性。法理学视野下法律解释学所面临的困境,其实质是中国法理学所面临的困境,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就在于法理学一直以来对部门法学所采取的疏离态度。     

一般法理学的“乌托邦”——述评《全球化与法律理论》

全球化对传统法理学体系结构的封闭、研究对象的狭隘和理论视角的片面提出了挑战。特瓦宁教授提出要复兴一般法理学,为描绘世界的总体法律图景提供适当的概念工具,为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审视法律现象选取有效的观察视角,为提炼和概括超越特殊法律文化的元语言(meta-language)探求实际可行的道路。尽管他的理论设计是完美的,却难以付诸法理学研究的实践。     

中国法史学基础问题反思

中国现代法律史学是在传统法律史学和外来法律史学的双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确认识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性质,对完善这门学科的独立品格,促进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现代法学理论,特别是运用部门法理论去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史材料,是中国现代法史学研究方法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标志。但不应简单地用部门法理论、现代法理学的一般概念去比附评论中国传统法史材料,使中国法史学研究带上过分浓厚的现代色彩。应重视法史学研究的学术批评问题,提倡既非庸俗吹捧也非恶意贬低的高水平的独立评论。     

法理论:历史形成、学科属性及其中国化

要破除部门法学因过度教义化形成的学科壁垒,不能走向要求法学无条件地向其他社会科学全面开放的极端,而应该深化和发展法理论研究。通过历史的梳理可以发现,科学范式的转换、传统法哲学的衰落和部门法学的内在诉求构成了法理论研究形成的背景。它发端于历史法学时期,以19世纪的法学百科全书运动为其先声,而其作为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则经历了创始、成熟和多样化三个阶段,从一开始的分析法理论逐渐发展为包括多种进路在内的宽泛领域。法理论是一门从内部观察者的视角出发,通过研究基本法律概念来致力于法律知识的一般化与体系化的关于实在法的规范学科,包括法的理论与法律科学理论两部分。它对部门法学发挥着体系构造、学说批判和知识筛选功能,构成部门法学之知识和方法的法理。当下中国的法理论研究,要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与部门法学形成良性互动,提升研究的整体自洽性和一般性,加强分析法理论和社会法理论方法间的分工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