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间佛教”看我国宗教的文化定位

十六大关于四种不同性质文化的表述 ,引发了关于当代中国宗教文化定位的讨论。其中 ,“有益文化说”与传统话语中的“落后文化说”形成分歧的焦点。“人间佛教”是近百年来为实现中国佛教现代转化而做出的积极有益的探索。本文从分析人间佛教思想内涵这一侧面 ,探讨了我国宗教作为有益文化回应社会的现实可能。     

台湾佛教与政治

从中国传统佛教的发展来看,佛教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更多地表现为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历来是非常密切的。在台湾,佛教与政治之间一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而且这种相互作用更多地表现为各个历史时期的统治当局对佛教思想与活动的控制过程,尤其是在日本占领台湾的50年期间以及回归后至1987年台湾“解严”期间,台湾佛教对政治领域的依附关系十分明显,佛教并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信仰而实现自主的发展。80年代后期,随着台湾政治控制力在许多领域的逐渐消退,台湾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倒置性的变化,政治已经不能依靠传统的方式继续影响佛教的存在与发展,而佛教却在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资源,并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对政治领域的各种问题能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甚至一些极端的佛教组织不断地表现出积极的政治参与的意愿。     

从禅宗到人间佛教——中国佛教的“人间化”尝试及其文化意义

佛教是对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宗教,而禅宗的兴起则是外来的佛教本土化、世俗化的转折点.自其产生之日起,禅宗就在宗教教义和宗教生活上努力与"人间"社会打成一片,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佛教同当时中国社会的关系,使佛教与社会相适应.禅宗的入世宗教伦理对稍后的新道教(包括后来成为道教主流的全真教)的宗教伦理有着关键性的影响.禅宗的入世宗教伦理对稍后的新儒家(即"道学"或"理学",以及更晚出的"心学")的"宗教"伦理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并终于与"人间的"文化系统打成一片.禅宗宗教伦理与韦伯所归纳的"新教伦理"内涵一致,前者却比后者至少早了700多年.禅宗是"人间佛教"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其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都十分深远,今天中国佛教界所倡导的"人间佛教"即是承禅宗而来.     

佛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信众最多,历史最长,影响最大。因此,蕴涵在佛教中的深刻和谐思想与理念,在缓和因社会发展引起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人自身内在和谐等方面必将会发挥独特的作用。     

浅析儒家与佛教生死观念的相互影响和融通

儒家生死观与佛教思想相互影响。儒家以佛教的生死业报轮回说为补充，充当其道德教化的新佐证，既为个体“行善从德”提供了功利性依据，又为现实社会“义命不符”提供了前世因缘，佛教蕴的注重个人行为责任思想与儒家相契合。同时儒家又影响佛教，使儒家道德规范成为佛教所接受和倡导的准则。     

佛教伦理思想的生命关怀精神——兼论人间佛教的“心灵环保”

佛教伦理中蕴含着强烈的关注人生、关怀生命等精神价值资源，有益于人们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调适自己的心灵，从而使生命得到真正的安顿。人间佛教的“心灵环保”立足于人心浮躁和困惑的现代社会，以“心灵环保”为方便说法，力图诊治现代人的焦虑、浮躁等社会问题，冀此提升现代人的精神品质，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安康。     

北魏时期的崇佛热与佛教政治化现象研究——以“中研院史语所”编北魏佛教拓片五十三品为例

北魏时期的崇佛热和佛教政治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历史现象。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北魏佛教拓片五十三品,是研究崇佛热和佛教政治化现象不可多得的资料。考察可知,拓片中发愿文的内容直接表达了造像者的所思所想,尽管它表明此时人们已接受了生死轮回转世托生的观念,但发愿人不管是普通百姓、僧尼还是官吏,关注的却不约而同都是天下的太平、国家的昌盛与皇帝的延祚。在北魏,佛教史更像是一部政治史。     

反求我心 大慧大觉

最近我去拜访96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我知道他是研究佛教的，便问先生：“你信不信佛？”他说“不信。”我又问：“宗教为什么还会存在？”他说：“因为科学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剩下的只好求助宗教。”又问“宗教到底何时能消亡？”他说：“恐怕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消亡不了。人的心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因果报应论对传统政治正义观的补充

在社会上树立一种正义观念,是政治文化建设中的头等大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正义观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大道至公,二是祸福由人,人间的善恶必有报应的观念。由于中国古代的宗教产生于文化尚不发达的前轴心时代,所以对于建立在天命神学基础上的政治正义观缺少系统的论证。儒家继承了古代宗教的一些观念和仪式,但是在孔子“敬而远之”观念的指引下,却没有对“天道”、“天命”进行形而上的建设。结果,就使得中国政治文化的正义观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缺环。原始道教著作《太平经》创立了一种“承负”说。儒道两家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因果说,解决了儒家现世报应说不能兑现的问题。第一,佛教的三世报应说解决了儒家现世报应说不能兑现的问题。第二,佛教特别强调,轮回报应的主体一定是作业者本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辩论,中国人逐渐接受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政治文化体系,很好地弥补了儒家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社会正义问题。对于政治统治而言,这种“因果报应论”具有极大的社会稳定意义。因果报应论在政治管理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道德引导和心理平衡两个方面。     

明代的宗教与三教合一

佛教、道教是中国宗教的主体，在明代均受到统治者的优待。佛道二教与儒家的三教合一不止是统治者的政策，也是思想界的现状。佛道为挽救自身的颓势而不得不向儒家思想靠拢，与儒学相附会、相调和。明代儒、释、道三教的调和与隋唐佛道与传统儒学附会的情形不同，它的焦点集中在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受如此官方政策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大量以三教合一为宗旨的民间宗教迅速兴起，“三一教”便是其典型表现。后者反映了中国民众从统合不分的态度看待三教关系的一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