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妇女的觉醒

天足运动最早抨击中国妇女缠足习俗的是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他们不仅在教会和西方商人所控制的报刊上批评妇女缠足,同时还发起组织了“不缠足会”或“天足会”这样的团体。直到20世纪初,“天足会”始终是不缠足运动的主力。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维新运动,把“不缠足”作为妇女解放的突破口之一。早在1883年,康有为就在自己的家乡广东南海发起一个“不缠足会”,主张妇女不缠足。一时间,“不缠足”成为一种新的时尚。但在当时封建传统势力过于强大的社会,有的妇女为放足献出了生命。江苏沭阳一个姓徐的富户人家,视子媳倡…     

清末的媒体与女性的戒缠足——以《大公报》白话文宣传为中心

论文主要是以《大公报》白话文为基本史料,从下层民众的角度切入,深入分析戒缠足问题.文章主要是运用传播学的理论解析了《大公报》白话文在劝说戒缠足中报馆、官府、受众互动的方法,分析了《大公报》白话文针对民众戒缠足的心里顾虑所作的适当引导,体现出媒体的一种说服技巧.因而,戒缠足在天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开北方社会风气之先.     

论思维模式的构成、本质和主要特性

思维模式主要是指主体的概念网络系统和解决问题的程序与推理原则,它是人们在认识——实践活动中的一种前提能力和心理准备状态,既是以往实践——认识活动的结果,又对以后的实践——认识活动起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思维模式的构成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十大新发现介绍

1，缠足苦 项目类别：传统舞蹈申报单位：三门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缠足苦”舞蹈是封建社会向民主社会这一转型时期革命题材的民间舞蹈，最早编舞者无从查考。1983年，据在世老人的回忆，经记录整理，被收入《中国民间舞蹈集成·浙江省卷》。南于社会发展，“缠足”现象逐渐被废止，该舞蹈淡出历史舞台，没有引起关注。     

论中国古代习俗与社会文化发展的逻辑演进——以古代缠足习俗为研究考据

习俗即习惯风俗,凡有一定流行范围,一定流行时间或流行区域的意识行为,无论是官方的,民间的,均可称为习俗;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每一社会都有与自己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演变。习俗经过历史演进便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出现的缠足,经过历史的变迁逐渐成为一种习俗,进而发展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本文试图从社会习俗与社会文化层面阐明缠足习俗与中国古代女性文化的逻辑关联,以期对中国传统习俗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径向。     

近代反缠足话语下的差异视角——以19世纪末天津天足会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拟以19世纪末期由西方传教士在天津创办的一个天足会为切入点,借助《京津泰晤士报》这份珍贵史料,探讨参与这场反缠足运动的各种群体如何凝聚在"放足"这一宏大话语下,借机言说自己的诉求,并强化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其中,西方男性(包括政治家和传教士)、西方女性以及接受新式教育的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因国籍、教育背景、性别的不同,对缠足和反缠足的理解和宣传存在很多差异。西方男性更多地从宗教的角度,将缠足视为一个空洞的中国习俗;西方女性传教士则将之视为一场女权主义的斗争,立志与男性霸权奋战到底;而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则将缠足视为家国事务,试图掌控对中国女性的主导权。这个短暂存在的天足会,就好像是一个大世界的小缩影,反映着各种权力关系在其中的磋商。     

近代中国缠足女性身体解放研究新探——以山东省淄博市部分村落为例

文章基于在山东省淄博市进行的缠足女性田野调查资料写成。通过对她们的口述材料的分析,并结合其他文本,作者试图阐释由缠足女性"自我言说"构成的妇女身体解放的历史,力求更准确、细致地把握缠足女性思想观念与习俗的转变以及为解放战争所做出的实际贡献。     

最后的金莲绝唱

正时间:2007年7月28日地点:云南玉溪通海县长河村当对缠足有所认识的人进入"小脚女人村"之前,毫无例外,都怀揣着一颗猎奇的心,因为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这个叫六一村的村庄,曾经生活着300多位"三寸金莲"。如今,这个被称作"中国最后一个小脚女人部落"的村落,小脚女人已不到20位。云南虽然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但明代以来汉族大量迁入,妇女缠足的习俗也带到了云南。通海县是     

从一个“历史之谜“说起

在我看来,中国古代妇女缠足问题是个"历史之谜",至今仍难以理解。 现在多数论者都认为缠足始于南唐,因为后主李煜欣赏小脚,所以有的宫嫔便缠足求宠;这风气又传到社会上,沿成习俗。 有人还把这件事与更早历史上的"楚王好细腰,宫中女多饿死"相比;《韩非子·二柄》还说"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可见楚国的宫廷风气也曾传到社会上。但这两件事其实不大一样。第一,细腰增强曲线,楚灵王对此欣赏并在宫廷内外有一定影响（"多饿人"说明不是全部）,这犹可说也。缠足使脚变成畸型,只丑不美;特别是脚趾骨折,其紧缩之状非常难看。（…     

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应是哲学层次的发现——马克思的发现片论之三

传统理论认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的理论前提,它本身是否也有自己的理论前提?对此,传统理论解读模式有二解:一种意见认为,唯物史观有自己的理论前提,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唯物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一种意见认为,唯物史观并非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它本身即是马克思哲学.前者改变了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导致唯物史观成为直观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后者则使唯物史观失去了内在的哲学维度而走向实证化.其实,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是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它是把实践唯物主义运用于历史的发现.唯物史观的发现和剩余价值的发现,均奠基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人与对象世界在实践中生成的辩证法的基础之上.所以,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并非唯物史观,而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     

论法律的倡导性

法律的倡导性是指法律具有指引人们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属性，表现为对人们行为的指导作用。法律的倡导性是由法律的道德性和意志性所决定的，它是法律规范性的自然延伸，也是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期望的体现。法律的倡导性自然地导引出一个理论上的认识——奖赏也是法律规范和实践的需要——制定一部奖赏法典势在必行。     

在理论与实践之间 ——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实践智慧之思

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实践智慧可谓是个熟知而非真知的问题。在理论之于实践经典优先性的形而上学思维影响下,致使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实践智慧技术化——沦为制作的技艺、无根化——化为专业化的理论问题、实用化——堕落为对理论以功利为取向的投机。为避免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实践智慧被降格或扭曲为技术乃至视为实现相关目标的生产活动过程,关键是在规范性层面把握它的三种特性:以德性为根、依赖于实践理性的运用、面向"他者"的文化价值视野。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实践智慧的进路需要在实践学而非智慧学视域中展开,即在思想政治教育者实践智慧的类根源——人类世界作为"建设性实践智慧"的基础维度,重新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联系实践这一命题、考察并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实践性知识、认识并掌握实践辩证法。     

"公选"实践与制度文化的建设

“公选”——公开面向社会招考选拔干部,正从个别地区性的实践向全国普及。作为一种改革实验,无疑是具有意义的,至少它的直接目标指向——增加官员选拔、任命的透明度,引进公众的参与,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官员选拔、任命中的腐败现象。更重要的是,它能够真正有助于促进权利部门与公民之间的制度建设的互动,从而将“公选”这一阶段性的制度实验,引向健     

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新角度透视——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方法、导向

在以“实践唯物主义”、“实践一元论”、“实践本体论”(以下通用“实践唯物主义”代之)为一方,以“物质本体论”为另一方的哲学争论中,双方似乎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事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一种哲学,它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因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任何变改,其影响和后果绝不仅限于哲学学术范围。例如,争论双方有个焦点: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段话:“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     

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风俗变革——以断发放足为例

台湾变成日本殖民地后，以蓄发长袍和缠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风俗习惯不得不变革。了解世界潮流特别是祖国大陆改革情况的士绅（知识分子和绅商），积极推动断发放足运动，起到了领导作用。而总督府起初并不用公权力推行断发放足，只是到了想同化台湾人时，它才使用了公权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子放足与妇女解放

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五四以后，被人们普遍地认为是女性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时期，“放足”则是女子“身体”解放的第一要务。有些学者认为到20世纪二十年代初，全国已基本废除了缠足恶习。事实上，缠足陋习在20世纪上半叶并非“趋于根除”，“身体解放”还只是部分女子所得到的“权利”，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偏远的内陆地区，女子缠足仍旧相当盛行。中国妇女的“身体”解放与婚姻、教育、职业的解放在妇女生活中并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一个问题（即妇女生存、生活状态）的几个不同的侧面。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阈中的“中国梦”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整座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去理解、认识与改变世界,确立起一种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实践的、主体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它通常会内化为人们社会生活实践的现实方式,直接引导、支配着人们的社会实践.运用这种变革了的新思维方式来理解把握和践行实现“中国梦”,将导致我们能够形成和巩固对于它的本质内涵、依靠力量及实现途径等的新认识.     

形声兼表意造字法浅探

古代汉字的构造方法，历来学者都说是四种：象形、形声、会意、指事（另两种——转注、假借并非造字法）。但笔者经过仔细考察，发现在它们之外还有一种形声兼表意造字法，其声部既表声，又与字的意义相关。较之其他造字法，它更为复杂，需要有更强的实践能力与想象能力，它所造的字具有更多的信息量，对人们学习汉字大有帮助，值得我们认真、深入、系统地研究。     

酒·诗·广告

如果在现代社会中寻找最能包涵深厚的文化传统又与人们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商品,恐怕只能是酒了。 酒与中华民族有着深远的渊源。自古以来,它就在人们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酒不仅仅是作为一种饮品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酒的历史是一种文化——它积淀着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展现着酒文化的深远韵味;饮酒的心境是一种文化——它流露着饮者的个性、特征、感悟和体验,涂抹着人生绚丽的色彩;酒的故事是一种文化——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以酒为题,写下了无数动人的篇章:曹操、刘备煮酒论英雄;李白斗酒诗百篇;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论人的实践化和实践的人化

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本质上都是一门典型的人文科学.它的这一本性规定了它的基本主题是研究人与世界及其基本关系以及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使命.马克思在他所处的时代中,在扬弃以往传统哲学的基础上,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研究和解决人的问题,并在理论与实践上对人这一哲学的中心和主题作了极为深刻的说明.他把哲学的逻辑归结为人——实践——人.这一从人的实践化到实践的人化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核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和人的实践活动是其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把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及其存在、发展和自由的现实基础与中介,进而把人的世界归结为社会性、历史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现实世界.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关于人类在现实世界中,通过人的社会实践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学说.正是基于这一核心和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在其合理性与现实性上超越了他以前的传统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