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在中国共产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参与决定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而且在紧急时刻亲赴西安,同周恩来等现场作出重大决策.在此过程中,张闻天恪尽职守,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

中共制定和执行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这次事变获得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方针的制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事变突起,中共曾一度主张“审蒋”、“除蒋”,使党早前制定的“逼蒋抗日”方针出现了反复和动摇。经过对客观形势的深入了解和分析,中共认识到只有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才能有利于结束全国内战,实现全民抗战。于是,中共提出了有条件释蒋的主张。共产国际12月16日的电报指示,无疑对中共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起了积极作用。     

浅谈西安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蒋介石“剿共”政策不变，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西安事变震惊中外，国内外反应不一。如何处理西安事变，国民党内部亲日派与亲美派争斗十分激烈。中共中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时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为了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国内力量一致抗日而发动的。当时共产国际并不同意中共反蒋,而是认为不应该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中共中央从审蒋、除蒋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从国际环境和国内实际情况的双重影响下,最终采取联蒋共同抗日的方针,共同对抗外来侵略。     

西安事变后的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到西安督责“剿共”的蒋介石及其高级随员十余人。在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征得杨虎城和周恩来同意的情况下释放蒋介石，并执意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出乎杨虎城的意料。张学良这次去南京，是凶是吉，是祸是福，杨虎城深感忧虑。     

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以民族大义为重,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到陕西督战的蒋介石,同时软禁了在西安的南京政府军政要员陈诚、蒋鼎文等人,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史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前的形势 1936年秋,中共中央改变"反蒋抗日"的方针为"逼蒋抗日".为力促蒋介石停止内战,早开谈判,实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派潘汉年于9月24日携带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陕北,前往上海;并准备派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同国民党谈判,签订<抗日救国协定>.然而,蒋介石对于中共的倡议却不予理会.在平息两广事变以后,蒋介石立即增兵陕甘,"围剿"红军;在谈判桌上则翻云覆雨,态度强硬.他企图以军事进攻与政治谈判双管齐下,一举解决西北问题,实现其"溶共"和收编红军的野心.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军队猛力进攻之下,一方面,"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另一方面,于11月下旬组织了山城堡战役,显示红军的声威.在谈判中,则"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同意"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然而,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反而严厉督责张学良、杨虎城"进剿"红军.     

毛泽东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点。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运筹帷幄,成为扭转乾坤的核心。     

舆论导向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

西安事变发生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舆论的急切关注。中共中央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为避免内战,争取全国统一抗战局面的形成,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一段前奏

红军抵达陕北后不久,蒋介石就调集张学良的东北军开赴陕北,与杨虎城的西北军联手进行“围剿”,蒋介石自任“剿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他们军事上的直接对手,则是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膘肥马壮、装备精良的张学良六十七军向陕北红军阵地进攻时异常凶猛。一向大刀     

外国记者眼中的西安事变

海伦永远忘不了对少帅的记忆:他那天身着一件灰色长袍,愈显儒雅,他有些激动,全身充满革命的激情。1936年6月,南京国民党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紧张关系如阴云笼罩着西安。此时,埃德加·斯诺只身秘密去了陕北,夫人海伦则留守在这座古都,海伦确信这里必将有绝好的新闻发生,她甚至认为这也许是她最后一次有机会来记录历史了。新闻果然在毫无征兆之时发生了。10月3日,张学良派人来请海伦———在西安唯一的外国记者前去采访,希望通过斯诺工作的报纸———伦敦《每日先驱报》向外界披露西安的形势。海伦永远忘不了对少帅的记忆:他身着一件灰色长袍…     

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近20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后竟发展到内部残杀。危急关头,中共代表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多方做工作,才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扩大。1937年     

傅作义与西安事变

发生在70年前的西安事变,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其中,时任绥远省军政长官的傅作义将军,也为之付出了一定的努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这却是鲜为人知的.     

西安事变的幕后人物

根据张学良所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在事变前,杨虎城曾两次向张学良进言,希望张对蒋介石有所行动。杨虎城对张学良称:待蒋来西安时,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挟天子以令诸侯虽出自     

西安事变当天周恩来的行踪考

如果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共中央措手不及,那么负责情报工作,尤其是负责东北军工作的周恩来失职之严重是显而易见的。但历史事实形成的证据链清楚地表明,事变当天中共中央的指挥按部就班胸有成竹,周恩来更是出生入死战斗在第一线。     

西安事变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合影考

一张难得的珍贵照片见证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合作与友谊,更见证了周恩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战线出色的领导人,而且为了挽救革命与民族危亡,还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亲自搏杀在秘密战线的最前沿。     

红军长征的胜利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福建革命斗争的影响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福建省各地红军被迫转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随着敌人的残酷"围剿",分散在全省各地的红军游击队与党中央及上级领导机关的联系完全中断,基本上与世隔绝,很少知道外界的消息.斗争形势不断恶化,加剧了福建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革命前途如何?红军何去何从?这就很现实而又十分严峻地摆到了福建各游击区党组织与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的面前.能得到党中央及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各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指战员十分迫切的愿望.     

中共与西安事变关系研究的四大焦点

近十多年来,西安事变的研究出现了众多成果,在史实分析和方法运用上都有重大突破。因为史料的掌握、历史观的立场等原因,在中共与西安事变关系的研究中形成了不少热点和难点问题。梳理起来,主要为4个方面:中共与西安事变的发动,争论的主要焦点是中共事先是否知晓;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决策转变,争论的主要焦点是谁先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谈判问题,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周、蒋会面谈判有几次;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问题,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周恩来是否知晓并同意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去南京。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爱国思想的形成

今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发生70周年.毫无疑问,抗日救国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但是,张学良爱国思想的形成却往往容易被人忽略.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进行探讨.     

西安事变前夕的＂临潼请愿＂

西安事变前夕的“临潼请愿”,是当时“逼蒋抗日”全局中非常关键的组成部分,对张学良决定发动西安事变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