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辩诉交易制度的构建

辩诉交易制度源于美国，是用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减少积案的一项特殊的制度。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司法现状，本文认为我国有必要借鉴和学习这一制度，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制度，以实现提高诉讼效率的预期目标。     

辩诉交易纵横谈——兼析移植辩诉交易的难题

辩诉交易制度产生于19世纪的美国，为了利用有限的物力人力迅速处理刑事案件，解决刑事案件积压和司法拖延的问题，一些大城市检察官开始采用交易和协商的结案方式，即减少对被告人的指控，或允许降低其判处的刑罚幅度．以促使被告人答辩有罪。这种现象可用“辨诉交易”加以概括．即被告方为了从国家(法院)得到合理、预期的补偿．而与指控方之间达成的对刑事指控表示认罪的一种协议。     

协商性司法——德国刑事程序中的辩诉交易？

一、德国协商性司法简介 近年来,德国刑事司法的实施状况经历了剧烈的变化.指控、量刑与案件处理中的协商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尽管这些协商实践曾被认为与德国刑事程序中的若干诉讼原则与司法传统是相抵牾的.     

论诉讼经济原则的司法实现——一种控辩协商合意的制度立场

在效率理论呼应下,诉讼经济原则成为研究程序经济性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为此,刑事诉讼程序的运作应该在达成诉讼目的的前提下,强调迅速裁判,讲究程序简化和避免程序浪费或程序重复。诉讼经济原则要求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与运行体现成本控制和协商合意的理念与机制,以此作为考量,辩诉交易、和解不起诉、污点证人豁免的制度确立和简易程序的完善将是中国刑事诉讼立法的科学选择。     

证据开示·沉默权·辩诉交易关系论——兼评中国司法改革若干问题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构建,不仅要考虑该制度与现行法律制度的配套与衔接,而且还要研究与该制度相关的共生制度的设计与协调。“辩诉交易”、“证据开示”和“沉默权”是刑事诉讼程序构建的三个孪生兄弟,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构建要求必须建立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和明示的沉默权制度,否则,辩诉交易的引进与移植,就如同澳大利亚的牧场主开始从南美洲只引进了“仙人掌”而忽视了“夜蝴蝶”一般。     

如何看待被告人有罪答辩——辩诉交易的一点启示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中的合理因素 ,可以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正确等待被告人有答辩提供借鉴。应当更新诉讼理念 ,将认罪答辩视为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对刑事程序运作方式的一种选择 ,建立激励被告人自愿作出有罪答辩的机制 ,对此类案件可简化诉讼程序 ,同时应建立对被告人有罪答辩自愿性明智性的审查机制。     

认罪后的诉讼程序——简易程序与辩诉交易的协调与适用

辩诉交易以被告人完全认罪为基础,完全省略了庭审程序,是非对抗的速决程序;简易程序并非必须以被告人完全认罪为基础,是存在控辩双方的对抗的速决程序。建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设置问罪程序。立法上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不宜做限制性规定。     

浅析刑事和解理念对辩诉交易制度的启示——以被害人为视角

辩诉交易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是欧美刑事案件中适用的两类重要的司法制度。两种制度有其相似的地方,也有诸多的不同。其中一点便是刑事诉讼的被害人在两种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较大的差别。而两者的共同基础———社会契约理论和私法中契约自由的观念,以及辩诉交易制度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使得辩诉交易借鉴刑事和解的理念,加强被害人的地位和作用成为可能和必要。     

辩诉交易:移植与本土化--一种考量中国国情的叙事

辩诉交易作为一个典型的舶来制度能否中国化的问题 ,既要缜密而全面地考查该制度在域外的实践状况、争议焦点及发展趋势 ,又要严谨而认真考证该制度在中国移植的社会土壤 :一方面是该制度中国化运行所必需的整体制度环境 ;另一方面是匿于整体制度之后的更深层次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习性以及现有中国法律规范所整合的社会心理和司法理念。对中国国情下犯罪情势和司法状况的考察显示 ,辩诉交易为中国国情所需 ;对中国社会权利规范现状及发展定势的研究表明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日益趋成 ,辩诉交易亦为中国国情所容。     

法、意辩诉交易制度比较研究——兼论美国经验在欧陆的推行与阻碍

近几年来,辩诉交易程序在欧陆出现了"普适化"的趋势。1989年,意大利在《刑事诉讼法典》中引入了意大利式的辩诉交易制度,成为欧洲大陆第一个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国家。2003年6月,意大利立法者为进一步实现"诉讼经济"的目的再次扩大了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研究表明,这一修改对于提高诉讼效率卓有成效。2004年3月,以固守自身法律传统著称的法国也设立了"法式辩诉交易制度",即所谓的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这意味着辩诉交易制度已经跨越了法系的界限,全面实施于欧洲大陆的各个主要国家。辩诉交易的普适性并不意味着各国的辩诉交易程序整齐划一。事实恰恰相反。意大利和法国在辩诉交易程序的设计上大不相同,也与辩诉交易"来源国"美国差异极大。这充分说明了美国经验在欧陆的推行时面临着诸多阻碍,也产生诸多变异。     

"辩诉交易个案"的程序性实践分析——兼谈特殊存疑案件检察裁量权之行使

辩诉交易在中国的自发生成有其作为个案的实践特色,它是在特殊案件存疑情况下控辩双方对规则局限性、刑罚个别化观念缺损、价值疏离等程序异化现象的自主克服,也是法律延续生命的妥协之道。现今,"存疑不起诉"条款无法协调社会危害性较大的存疑刑案的各种利益及价值冲突,辩诉交易对此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     

中西法制文化中的程序正义——兼评新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司法实践中程序正义的影响

程序正义作为司法实践中的一项重要价值原则,既是保障实体正义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又具有其独立的价值意义。我国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制定了众多保障程序正义的制度或措施,本文拟从中西正义理念的思想渊源、中西文化传统思维习惯间的差异对正义理念和制度的影响、程序正义的独立性价值及与实体正义的关系等方面对中西方法制文化中的程序正义理念作简要的对比和介绍,同时对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实际运行作一些展望。     

论刑事和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完善——以恢复正义理论为视角

近年来,肇始于西方的刑事和解成为了我国刑事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热点,司法机关更是对其进行了试点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由于对刑事和解内涵的把握存在一定的偏差,实践中司法机关大多把金钱赔偿作为实现加害人与被害人和解的唯一手段,致使公众对刑事和解不甚了解。以恢复正义理论为视角,从提倡和解手段的多样性、鼓励社区参加刑事和解程序和设立司法机关监督下的独立的调解机构等方面入手,对完善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和解大有裨益。     

程序正义论——一种法社会学的反思

本文旨在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论证程序正义在我国的可适用性问题。通过分析程序正义在我国的价值,及对社会现状的剖析,揭示程序正义的形成障碍,进而对存在的问题探索较为稳妥的解决,建构了程序正义从观念到制度的立体体系。     

民众的正义观对司法权威树立的启示——以影响司法公正实现的两种正义的冲突为思考

司法公正是司法的原则和目标,也是民众对司法的期许。然两者对正义的偏好所造成的冲突有损司法权威的树立。民众对司法公正的理解关系到法院的解放和权威的树立,本文出于对司法公正的现实困境的考虑,认为有必要转变民众的此种观念。     

论刑事司法错误的发生机理与现实危害——基于诉讼运行的分析

从诉讼运行的角度讲,"不枉不纵/程序合法"仅是一种具有理想色彩的迷思,相反,刑事司法错误在诉讼现实中无可难免。这主要是因为,主观上,刑事司法制度的构建与运行受制于人类的有限理性;客观上,刑事司法活动的开启与完成也受到认知规律和物证技术的限制,难以保障不枉不纵和程序合法。而刑事司法错误的现实危害却极大,微观上造成本案权益的损失与司法成本的耗费,宏观上则导致程序刚性的式微与国家信用的流失。     

论诉讼程序在规则演进中的作用——兼论市场经济对诉讼程序的要求

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中,规则演进大致遵循着从习惯到习俗,再到判例或成文法的逻辑。而在从非正式的习俗规则到正式法律规则的转变过程中,司法活动的作用非常关键:司法活动确认了法律的存在、强化着人们关于法律的认识,而且一点一滴地改变着法律。驱使非正式的习俗规则演变为正式的法律规则的,是复杂社会对一种稳定的预期基础的要求,这一点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体现的尤其明显。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同时还表明,相对于法律规则的系统阐述而言,一种完备的诉讼程序是发展市场经济更为关键和必要的条件。     

论程序正义与现代法律文明——一种基于程序正义理念的法哲学思考

在现代法律文明之中,程序承载着对于法治、自由、人权等价值目标的功能意义;而程序正义作为一种法律理性价值在公共领域的应用,保障着公民的平等自由,同时也是公民诉讼权利实现的前提之一。在这种意义上,程序正义可以说是现代法律文明的理性价值之渊薮。     

中国环境公益诉讼条款的立法意图——兼论人民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和权限

从对1970年美国公民诉讼立法辩论和当下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争论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当前紧迫的任务之一是确立某部环境单行法上环境公益诉讼条款的具体立法意图。环境公益诉讼旨在减少对环境本身的损害，而不是赔偿对受害者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环境公益诉讼的第一审审判机关应为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既要拓展严格审查的角色，又要恪守职能限制。     

对抗式刑事诉讼的形成与特色——兼论我国刑事司法中的对抗制改革

英美对抗式刑事诉讼的发展经历了从古老的弹劾式诉讼到中世纪陪审团审判再到现代对抗制三个阶段.现代对抗制的基本特征是沉默的被告人、争斗的律师,进攻式的检察官、戏剧化的审判,消极的法官、权威的裁判.其形成的根由则是自由主义理念、理性主义哲学以及由此决定的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陪审团审判制度和乐观理性主义的证据规则.对抗式诉讼中的一些特征导致其被人为地披上"司法竞技主义"的外衣,然而这件外衣并不能代表对抗制的真谛.我国刑事诉讼在移植对抗制的外衣方面已经小有所成,但是仍缺乏对抗制所需要的精神和骨架.继续移植对抗制的要点就在于形神兼具,而不是买椟还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