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动侵权行为的犯罪化问题

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劳动关系双方权利处于严重的不平等状态,也存在着违法侵害劳动者合法劳动权益的侵权行为。保护劳动者劳动权益仅仅依靠《劳动法》规定的行政和经济手段,并不足以有效抑制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的劳动侵权行为,应当以更具有震慑和惩戒力的刑事制裁方式予以严厉打击。我国应在刑法典中对劳动侵权犯罪以专门章节做系统化、规范化规定,并将一些严重侵害劳动权行为犯罪化。     

专利犯罪的确定及立法完善

在确定专利犯罪时,不仅要考虑刑法必要性原则,还要兼顾专利权本身的特殊性.刑法必要性原则要求专利犯罪应以严重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为基本规制对象,专利权在取得和行使上的特殊性不但进一步佐证了规定假冒专利罪、从事专利管理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犯罪、违规申请专利泄露国家秘密犯罪的必要性,而且要求对欺诈取得专利权行为也应规定为犯罪行为.专利权效力与保护范围上的不确定性以及专利制度内在构造的特殊性均表明不应将专利侵权行为犯罪化.虽然我国专利犯罪已基本确定,但《专利法》与《刑法》在专利犯罪的规定方面存在惯性脱节.鉴于《专利法》的修订较之《刑法》会更为频繁,因而应以《刑法》为基础对专利犯罪加以整合,以维护立法统一,便利法律适用.     

关于建立犯罪被害人调查制度的构想

犯罪被害人调查是解决犯罪黑数问题 ,弥补刑事司法统计不足的有效方法 ,同时 ,也将为犯罪和被害问题的研究提供翔实的材料。犯罪被害人调查应明确调查的内容、案件类型、对象、方法、程序和机关 ,对调查资料的管理、使用和发布也要具体规范 ,以使全国犯罪被害人的调查能够正常运作。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犯罪化之提倡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型,刑法这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应在多大范围内介入社会生活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我国应该选择"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是我国刑事政策必然要面对的抉择。基于我国刑事立法的特点、我国与其他国家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差异性、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我国应当坚定不移地实行"犯罪化"。     

法治与和谐：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价值契合

无论在刑法理论中还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印证的概念,两者都属于刑法运行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单纯地强调犯罪化或是非犯罪化都有片面之虞,是对这两个概念内在价值意义的不全面理解。犯罪化的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在于它体现了刑事法治的内涵构造;非犯罪化则对构建刑事和谐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韩国犯罪被害人保护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以《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促进的特例法》和《犯罪被害者救助法》为主体,构建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制度的基本框架。我国应当借鉴韩国犯罪被害人保护制度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加快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关于安乐死非犯罪化问题的思考

无被害人的犯罪正在逐步由社会问题演变为法律问题,这引发了学者们新的思考。在当今伦理规范日益多元的格局下,对于不同的伦理道德应给予一定的容忍,而不宜用法律尤其是刑法对其加以强制。从无被害人犯罪的非犯罪化角度分析,安乐死问题应顺应无被害人“犯罪”之非犯罪化的历史潮流,从而走向合法化的轨道。     

毒品犯罪重刑化的正当性拷问

受国际国内各方面因素影响，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将一直面临非常严峻的禁毒形势。近年来，我国在惩治毒品犯罪中呈现出明显的重刑化倾向。毒品犯罪重刑化在中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然而，无论从近三十年的禁毒实践、毒品犯罪侵害公民身心健康的运作机理、中国禁毒工作方针的全面贯彻，世界范围刑罚轻缓化发展趋势，还是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视角考察，毒品犯罪重刑化的正当性基础均有必要重新加以检讨。     

刑事政策视野下贪污贿赂犯罪罪与罚的教义学审视

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的关联日益密切,贪污贿赂犯罪新一轮立法与司法解释的规则调整应当置于刑事政策框架下进行审视。考察立法与司法解释的沿革、司法实践中的规制重点可以发现,有选择性地针对重点犯罪从严从厉打击构成我国贪污贿赂犯罪领域的刑事政策。立法上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增补情节作为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依据,司法解释在明确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具体情形时采用承诺谋利的观点以及由此规定贪污贿赂犯罪与渎职犯罪的并罚原则,都是这一刑事政策要求在刑法教义学限度内的成功融合;立法上终身监禁的规定、司法解释对于不同犯罪数额标准的不同步调整以及所列举的具体量刑情节,成为此次规则调整中的瑕疵。     

淫秽物品犯罪治理方略研究——以网络淫秽信息犯罪为中心的分析

互联网运用的突飞猛进,使淫秽物品犯罪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针对淫秽物品犯罪的特性,现今全面禁止、严厉打击、运动式执法的刑事政策也必须调整为区别对待和堵疏结合、凸突显对青少年保护、注重长效治理的刑事政策。在淫秽物品犯罪治理的具体对策上,一要构建坚强的法律保障;二要提高政府部门的监管能力和水平;三要提倡民间社会的积极参与;四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互助。     

我国"反黑"法律对策刍议

近年来,随着我国有组织犯罪的迅猛激增,我国现有的刑事法律体系在打击有组织方面尽显疲态,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工作增设黑社会组织罪的条款;规定金融机构的反黑义务,对黑社会犯罪规定没收财产刑;增设与有组织犯罪相牵连的犯罪行为的加重刑条款;从刑法上鼓励单纯参加犯罪组织者自动退出;提高有组织犯罪法定刑量刑幅度;通过法律推定,确立举证责任倒置;采用特别证据规则;建立污点证人、卧底证人和证人保护制度;改革相关法律,堵塞漏洞等.     

网络犯罪立法探析

网络犯罪愈演愈烈,对社会的危害日益严重。加快网络安全刑事立法步骤,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和信息社会的正常秩序越显必要。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诉讼程序的缺陷及完善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缺乏力度,知识产权案件犯罪化率较低,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诉讼程序上存在缺陷。应当强化公诉主导的诉讼模式,加大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处理好知识产权民事程序与刑事程序、行政保护与刑事司法保护的衔接,区分不同证据标准,完善证据规则。     

犯罪人格视野下的犯罪预防

犯罪人格之于犯罪预防的价值在于,犯罪人格研究促进了动态、整体犯罪人观的形成,使建立于犯罪人格之上的刑事政策更加科学、合理。犯罪人格视野下的预防犯罪路径是: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控制犯罪心理的生成;以犯罪人格为视角对犯罪人进行分类治理,改善犯罪人格。     

邪教犯罪的心理学分析

邪教犯罪是当前较为突出的犯罪现象之一。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型犯罪,其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的罪恶本质与有组织犯罪形态相结合,因而社会危害性极大。邪教犯罪的主体是邪教主和邪教徒,他们有不同的人格特点和犯罪动机。     

论贪利型职务犯罪“高原”的形成及削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追求物质享受的公务人员的生活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产生了“社会紧张”,加之我国现行体制、机制存在的种种缺陷,导致贪利型职务犯罪的统计特征呈现出多种“高原”现象。削减贪利型职务犯罪“高原”,必须树立正确理念,采取符合我国国情的方略和对策。阻断犯罪发生机制的关键环节。     

试论洗钱犯罪与财产犯罪和职务犯罪的交融关系

洗钱犯罪与金融犯罪和职务犯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洗钱犯罪不但直接扰乱经济秩序,而且还间接侵犯"上游犯罪"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它又是"上游犯罪"的后续,严重侵害着社会管理秩序.因此,单纯地以其中的某一方面论及该罪的性质明显不妥.建议修改新刑法典第191条,从建立健全反洗钱保障体系,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加强反洗钱的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完善.     

论我国金融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以刑法修正案为视角

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基本合理,主要表现为：犯罪圈扩大;合理的非犯罪化或从轻化;保持经济、行政法规的衔接与协调;入罪标准科学化。但也存在一定局限,主要表现为：刑罚处罚趋向加重;缺乏超前和预见性;部分罪名修改缺乏一体性考虑。建议在未来金融刑法立法上。谨慎保持扩大犯罪圈的趋势;改变立法的重刑结构;注重立法的科学性原则。     

公款境外赌博犯罪的刑法学思考与预防对策

从刑法学上看,挪用公款罪、赌博罪和偷越国境罪与公款境外赌博犯罪密切相关,且均有不协调之处。从犯罪学上看,公款境外赌博是由众多因素综合所导致的,而要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刑事法规的健全、境外赌博网点的铲除、官员监管体制的完善和从严治吏是当下必须重视的。     

环境犯罪疑难问题探讨

近些年来,由于环境事故频发,如何借助于刑法对环境犯罪进行规制引起了刑法理论界的日益重视。对照国外环境犯罪的立法状况可以发现,我国的环境犯罪立法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文章从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刑事处遇、诉讼程序设计三方面入手,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解读,并提出了进一步进行完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