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作冲动的心理构成

何为创作冲动?人们常常笼统地将创作冲动与创作动机混为一谈,二者的相关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们毕竟不是可以互代的概念。创作动机是“为什么创作”的问题,创作冲动是“不得不去创作”的问题。创作动机指向创作过程之外的某一点,或者是在预期中的艺术效果、社会作用,或者是满足自身的某种精神的和心理的需求。创作冲动则指向创作过程本身,它只是那种推动人们去创作的心理驱力。     

正当：权利的伦理维度

权利的原初意义即意味着正当的事物，“正当”是权利的伦理学维度，它决定着人们的欲望和冲动能否成为权利的基石，对正当的事物才能主张，这种主张方可能成为权利的一种外在表达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当更多地侧重于“他求”，只有主体人的“我要”与社会性的共同要求相洽时，“我要”才被承认为是“正当”的，才能成为权利。     

神奇的灵感

有写作冲动，不等于有写作才能。创作的旺盛期，多半在精力充沛的中青年时期。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相传幸运女神偏向着年轻小伙子，料想文艺女神也不会喜欢老头儿的”。钱先生曾以深刻的讽刺，奇特的挪揄，创作一短篇，写一个善于沽名钓誉的作家，以诽谤、抄袭和伤害风化为能事，最大的特色就是虚假，最大的能耐就是把活人写死。目的是：得奖并掏青年学生的腰包，发横财。前者是害命，后者是谋财。所以这个作家所有书中的人物都来找他偿命……这篇小说的题目，反其意而用了一个“翻案语”──在文学界最神圣的词儿：《灵感》。 近二十年…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朝鲜(上)

在“导弹危机”时刻前往朝鲜我在非常时刻前往非常国家——朝鲜。所谓非常时刻,是由于刚刚发生了“导弹事件”,朝鲜成了全世界的“焦点国家”。我曾说过,在作家之中,我是做“焦点访谈”的：在苏联解体十周年的时候,我前往苏联以及乌克兰采访；在美国爆发“9·11恐怖袭击事件”,人们急急     

论韩少功近作的嬗变

1985年伊始,韩少功的创作出现了一种令人惊异莫辨的嬗变,从《月兰》、《西望茅草地》、《风吹唢呐声》等沉稳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转到《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等虚渺深邃的所谓“寻根”文学的创作上来。这一嬗变,引起了人们莫衷一是的评论。韩少功说过:“文学之妙,就在于可说和说不清之间,在于说得清和不可完全说清之间.”虽然他早就在追求这种“文学之妙”,但真正达到了这种境界的,恐     

做好世纪之交的宣传思想工作

党的十五大指出:“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如何做到“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因势利导地把建设有中国     

文学理论的回归(下)

文学理论的回归,也在新时期以来有关人物性格和典型问题的研究中比较突出地体现出来。 “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17年,在现实生活中,随着“左”倾思潮的强化,人性异化的问题日益严重。这种异化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一方面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自主意识的丧失,另一方面是他笔下的人物的有血有肉的真实性的丧失。作家自主意识的丧失,多半是强制的,被迫的。那结果,大抵是把自己扭曲成屈从一时政治需要的“哨兵”、     

“反腐倡廉小说”的社会学文化学透视——兼论“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反腐倡廉小说在文坛逐渐火爆 ,以至形成一股不可遏阻的文学思潮。这种现象 ,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看 ,有着深层的社会根源及文化内蕴。反腐倡廉小说的创作 ,证明江总书记“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提出深得人心 ,是正确的、及时的、有力的。     

“反腐作家”被腐败击倒

他曾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也曾经当过市长、省工商局局长：他因创作《碑魂》、《梦魇》等多部长篇反腐小说而享誉文坛和政界，被人们尊称为“反腐作家”、“市长作家”。可是，就是这样一个闻名一时的“反腐作家”，竟然最终栽倒在腐败上。2005年3月底，四川省高级法院以滥用职权罪终审判处“反腐作家”李太银有期徒刑5年。     

奥茨《奇境》中的"双性同体"意识

奥茨是美国当代文坛一个关注女性问题的小说家。通过对两性关系的思考与审视,她在《奇境》中超越了性别的限制与对立,大胆地尝试了理想的创作状态:“双性同体”。本文试图以文本分析的方式,从小说叙述视角、双重文本和叙述语言三方面探讨作家的这种“双性同体”意识。     

湖湘文化精神对湖南文学之影响——以江湖与庙堂为线索的分析与思考

研究湖湘文化精神与 2 0世纪湖南文学的关系 ,首先要廓清“湖湘文化精神”的内在本质。有学者指出 :“对湖湘文化的承载主体来说 ,伏潜在他们的生命行程中的、使他们表现出一种共同的文化品性的所谓‘湖湘文化’ ,亦主要是指一种文化精神 ,这种文化精神表现为一种人生价值取向 ,具体地说 ,就是以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 ,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和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① 这种精神特质和价值观在2 0世纪湖南作家中表现为“政治———文学”和“文学———政治”两种创作心理定势。前者出于作家对政治的天生迷恋和主动逢迎 ,其代表作家是周立波…     

摒弃气候变化应对的“阴谋论” 2014:生态主义走向“中国时刻”

2014年生态主义已然迈入“中国时刻”。这意味着中国不再只是环境问题成因之所在,同时还是环境问题解决方案之所在。换言之,在世界环境政治与治理的舞台上,中国已从幕后走向台前。“中国时刻”并不等于“中国时代”,更不是“中国霸权”。在可预期的将来,中国在国际环境治理体系中的领导性作用,将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国内生态环境困局的积极与成功应对。     

作家的使命意识与艺术个性

文学艺术家要表现时代生活,成为时代的忠实的代言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作家的社会责任和使命。但近年来,有些文艺家不乐意承认文艺的这种社会性,不肯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把创作看作是“自我”的玩味,即所谓“玩小说”、“玩电影”。这种文艺主张是不够正确的。中外文艺实践已经说明,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可以朦胧些、晦涩些,可以富有哲理的意味,但社会生活不能凭空捏造,时代也无法超越。从新时期的文艺创作看,凡是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在读者中产生强烈反响的,莫不是作家植根于现实,在崇高的社会使命感的驱使     

论非虚构写作的历史意识

<正>无论是聚焦现实,还是反思历史,从创作主体的内在动机来看,非虚构写作孜孜以求的“真实”,绝非单纯地呈现事实,还原真相,而是隐含了作家强烈的见证意愿与反思意图,带有明确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既体现了作家们承传历史和建构历史的潜在动机,也表明了他们试图通过过去阐释现在的主体自觉,     

从困境中走出——论台湾现代派作家文化选择意识的变迁

1988年白先勇接受蔡克健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出国之后,最重要的变化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发现。我在台湾的时候,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很大。那阵子,我们提倡现代文学,自己也搞现代派创作。到了西方之后,却反过来追求传统文化,我的思想和感情可以说是西方现代主义跟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我的作品也有意无意地显露这种融合。”白先勇的这段话,相当有代表性地概括了台湾多数现代派作家走过的创作道路,也揭示了这些作家文化选择意识的演变过程和发展趋向。大体而言,这些作家经过1960年代的现代主义洗礼和1970年代自觉的文化省思,已经摆脱了现代主义创作观的束缚,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追求:在创作中力求价值取向、文学观念的中西融合。由于这种创作观的形成,他们的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或技巧形式上都超越了他们的早期水平,成为一种具有独特面貌的民族文学。他们的探索和走过的道路对中国当代文坛提供了足资借鉴的经验。     

评叶石涛对台湾文学继承与发展传统问题的见解

在一次座谈会上,台湾作家彭瑞金说到:叶石涛的文学活动,“横跨两个时代,可以说亲身经历了中国新文学在台湾萌芽、成长、蜕变的整个过程”,是“唯一在从事小说创作之外,又长期不断地从事评论工作的特例。”所言不虚。叶石涛的文学生涯始于四十年代,步入六十年代中期之后,即侧重研究台湾省籍作家小说创作。他的论     

当代中国女性小说中的“集体叙述”声音

“集体叙述”这个概念来自女性主义学者兰瑟。她在《虚构的权威 :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书中提出了“三种叙述声音”的观点 ,即“作者声音”、“个人声音”和“集体声音”。她解释说 :“我说的集体叙述声音指这样一种叙述行为 ,在其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 :这种叙事权威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 ,也通过某个获得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的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1 ]她的这个概念针对的就是女性和女性的特殊意识形态地位 ,对于研究中国当代女性作家小说来说 ,这个理论也很有可资借鉴的地方 .本文就是试图借用这个“集体叙述声音”的概念探讨中国近年来女性作家创作中的几个典型 ,分析这些作品的文化内涵。     

世纪之交：走向多元繁荣的山西文学

最近，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揭 晓了。山西青年作家张平以一部产生了广泛影响的长篇小说《抉择》荣登榜首。这一荣誉的获得使人们再一次把关注的目光投注到山西文学的身上，使我们发现，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山西的作家们并没有因为世事的变迁而放弃自己的责任；山西的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大潮中，无疑是一股澎湃的激流。随着《抉择》的获奖，它向人们证明，在九十年代，山西文学继‘“山药蛋派”和“晋军崛起”之后，迎来了她的第三次创作高潮。 山西文学的第一次高潮形成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期。其标志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文学刊物…     

抓住世纪之交新机遇 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开篇就指出:“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就是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江总书记的报告高瞻远瞩,从我们党对中华民族     

诚信体系建设中的企业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国传统的诚信观念与现代市场经济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在传统文化中“信”与“义”紧密结合。“信”随“义”走,“义”与“利”相分离,并与“利”相对立。当市场经济及其基本范畴——“利”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的时候,人们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承认了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把赚钱赢利认作合理合法。然而,在商品交换中,为了实现交换价值,必然形成一股强烈的经济冲动。这种冲动,就极有可能引导人们形成利益追求是合理的、可以取代甚至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