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当被害人受到犯罪分子的侵害 ,从犯罪分子那里得不到赔偿或充分的赔偿时 ,国家应当给被害人以补偿 ,帮助被害人摆脱困境。本文对国家补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 ,并在此基础上 ,对我国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基本框架提出了构想。     

单位立功疑难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总则规定立功的主体是犯罪分子,其中犯罪分子应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犯罪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具备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能够体现自身意志,所以,犯罪单位能够成为立功主体.在立功的表现形式上.单位与自然人相一致.     

对于胁从犯刑事责任问题的探讨

胁从犯是指被胁迫、被引诱参加犯罪的犯罪分子。我国刑法第25条对胁从犯的刑事责任作了如下规定:对胁从犯,“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比照从犯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量刑是人民法院对于犯罪分子依法裁量决定刑罚的活动,量刑得当,对于实现刑法的任务和刑罚的目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刑法第57条规定了量刑的一般原则:“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追诉时效从何时起计算

追诉时效,是指依法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在法定期限内,司法机关有权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超过这个期限,除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核准必须追究的以外,都不得再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我国刑法第76条依据法定最高刑的不同分别确定了不同的追诉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管制刑的存与废

管制,是由人民法院判决,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但限制其一定自由,交由公安机关管束和群众监督改造的刑罚。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最轻的主刑。管制作为一种主刑,为我国之所独创。在建国初期,管制只是作为一种行政措施,适用于罪恶程度尚不需逮捕关押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后逐步规定为刑罚并适用于其他罪行较轻,应当判刑而又不必关押的犯罪分子。适用管制刑,将犯罪分子放到群众中监督改造,既可以少捕人,减轻国家负担,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照顾到犯罪分子的家庭生活,有利于对犯罪分子的感化教育和改造。因此,管制刑在过去的司     

向食品生产商销售非食品原料行为的定性及证据认定问题

维护食品安全是刑法的重要职责,相关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的出台有利于司法机关更好地适用涉食品安全罪名。结合典型案例研究分析,认为对犯罪分子生产、销售工业用牛羊油,并提供给相关食品企业的犯罪行为应当依据司法解释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窝藏、包庇罪主体之立法思考——以“亲亲相隐”原则为视角

我国现行《刑法》第310条规定的窝藏、包庇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主张大义灭亲,实则与司法正义原则相背离。我国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应当吸取传统法律文化中"亲亲相隐"原则的合理成分,并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对现行窝藏、包庇罪的主体进行立法完善。应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出发,将亲属窝藏、包庇犯罪分子的行为与社会上一般人窝藏、包庇犯罪分子的行为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加以区别对待。     

使用伪造银行承兑汇票犯罪有关问题的探讨

银行承兑汇票是犯罪分子诈骗金融机构的主要工具之一。使用伪造的银行承兑汇票诈骗金融机构,持票进行贴现的申请人或者办理质押贷款的借款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票据诈骗罪;相关金融机构或者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应当区别情况追究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     

建议我国刑法增补买赃罪

窝赃、销赃行为,是旨在帮助犯罪分子窝藏赃物,代为销售赃物,为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创造条件。而买赃行为则是帮助犯罪分子脱手赃物,助长犯罪的发生。在侵犯财产罪,甚至在普通刑事犯罪中,盗窃案件总是居首位的。盗窃案件发案率之所以那样高,盗窃所得的赃物如此容易脱手销赃,这与买赃行为有很大关系。目前,我国刑法中对窝赃、销赃犯应当依法惩处已作明确规定,但对买赃行为却未作规定。为了适应同买赃行为作斗争,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中增补买赃罪。一笔者认为,买赃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可以这样表述: 买赃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收买的行为。     

以犯罪现场为视角论反侦查的应对策略

犯罪分子在犯罪活动中实施的反侦查行为,给侦查机关在确定侦查方向、划定侦查范围、刻画犯罪分子等方面,造成一定的障碍,带来一定困难。以犯罪现场为视角,对犯罪分子的反侦查心理、行为特点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和研究,总结反侦查行为的规律,做到"从人到案"与"从案到人"侦查模式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识破犯罪分子的各种反侦查伎俩,做到知己知彼、敌变我变,提高侦查破案的效率。     

谈谈量刑情节的分类

量刑情节是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裁量决定刑罚的依据,是能否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关键。掌握量刑情节的分类,明确法定情节、酌定情节;应当情节、可以情节;单功能情节、多功能情节的内客及其适用规则,对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迷惑型侦查谋略的制定和运用

巧用迷惑型侦查谋略 ,可以降低破案成本 ,迅速克敌制胜。在制定迷惑型侦查谋略时 ,要遵循以惑诱错、示假隐真 ,以静制动、以柔克刚 ,以诈为本、巧设圈套 ,攻其不备、以奇制胜的要领 ,并在运用时注意有关问题 ,以达到有效控制和及时打击犯罪的目的。     

流窜犯罪与强行寄居

流窜犯罪的最大特征是其犯罪空间的多变性,但是,犯罪分子既要作案就必须“落脚”,对流窜犯“落脚”方式的研究应当成为治理对策的主要组成部分。据调查,流窜犯的“落脚”方式大体有四:一是以旅游、采购、推销等名义租借旅馆,有的甚至长期“包房间”,作为活动据点;二是以探亲,帮工、找工作等     

切实保护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往往受到侵犯。对刑事被害人的控诉有的不予立案,有的不通知其参加法庭诉讼,有的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不被理睬,有的申诉无保证,有的接不到有关的法律文书。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是司法工作人员自身缺乏法律知识所致,其次是司法解释跟不上新形势发展所致。为了切实维护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笔者特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问题提如下建议: 一、被害人是遭受犯罪分子侵害的直接受害人,一般对案件的经过、事实了解得很具体,在一些案件中,他与犯罪分子直接接触过,连犯罪分子的姓名都知道,抑或不知道犯罪分子的姓名,但一般知道犯罪分子的特征。所以认真听取他的陈述,还可以判断侦查工作的范围和确定侦查活动的方向。但刑事诉讼法第70条仅规定“询问被害人,适用本节各条规定”。一名话就过去了,很不具体,又不便操作。应当根据被害人在揭露犯罪中的特殊重要作用以及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情况,重新调整刑事诉讼法第2章各条的排列顺序,并完善补充第70条内容,使其便于适用,又能避被害人仅是证人之嫌。二、鉴于被害人与案件的结局有着非常密切的利害关系;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确实存在被害人与办案人员有利害关系的各种情形,如果适用回避,既使办案人员比较超脱,又能消除被害     

带领侦查机关抓获同案犯的立功认定问题探讨

立功制度的本质是“功利”的。受“功利主义”思想的指引，成立立功必须有犯罪嫌疑人的立功的行为以及立功的结果，即实效性。对于侦查过程中非因侦查机关重大过失而导致的难以侦破案件或抓捕未果等风险，后果应当由犯罪嫌疑人本人承担。然而，立功制度又不是完全“功利”的。立功作为刑罚的一种量刑制度，应当受到以公正为价值追求的罪刑均衡原则的约束。“犯罪分子带领侦查机关抓捕同案犯”构成立功，应当同时满足五个特性：主体性、时间性、必要性、实效性和即时性。     

从胡星案看劝返

作为一种新出现的引渡的合法替代措施,劝返在外逃贪官的追逃工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往往能够取得一举三得的效果。在引渡难、追逃难的大环境下,我们应当发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犯罪分子的感召作用,因案施策积极开展劝返,促进境外追逃工作的顺利开展。     

如何切实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一、世界各国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本文所指的被害人是指由于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使“个人或整体受到伤害,包括身心损伤、感情痛苦、经济损失或基本权利的重大损害的人。”是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应当受到法律的保     

经济案件侦查中的侦查协作

经济案件的侦查协作 ,是指不同地区公安机关在办理经济案件时的协助和配合 ,尤其指非立案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对立案的异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的协助和配合。从跨地区经济犯罪的多发性、经济犯罪的自身固有特点、经济犯罪及对经济案件侦查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看 ,必须在经济案件侦查中加强侦查协作。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作祟 ,犯罪分子的关系网、保护伞的作用 ,以及一些民警法律意识的淡漠 ,使侦查协作在经济案件侦查中经常难于进行。为了切实、有效地开展经济案件侦查中的侦查协作工作 ,应当冲破地方保护主义障碍 ,捣毁犯罪分子的关系网、保护伞 ,加强政治、法律教育 ,强化相互监督机制。     

“坦白从宽”之法理要义——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背景

坦白是中国刑事政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表现。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背景,结合自首的基本原理及其司法解释对坦白予以分析。在认定坦白的过程中,应当从坦白的本质出发,对犯罪分子自身的认罪和悔罪以及为司法机关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办案效率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在对行为是否构成坦白进行综合考察的同时,针对司法实践中适用坦白可能出现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