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宪法学研究的得与失——以《法学研究》（1978--2008）发表的宪法学论文为素材

30年来，宪法学研究在叙述话语、文献引注、认知模式等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进展；同时，在宪政理念、违宪审查、宪法司法化等研究内容领域也赢取了成就。遗憾的是，宪法学者们对修宪主体的人员构成、修宪内容的严肃性、宪法与政党、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的探究不够深入。     

研究型馆员值得研究

“研究型馆员”的研究是一个新颖的课题，本文从理论层面阐述了“研究型馆员”要研究的内容，研究的方法，研究的价值，研究的基本原则，研究的态度。     

返本开新：6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性反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贯穿于这三个阶段中的研究范式主要是文本研究范式、对话研究范式和现实研究范式，而这三种研究范式的精髓集中于一点，就是返本开新。理性反思返本开新可以发现，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的关键在于：面向中国问题，建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深化中共党史研究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摆正政治与学术关系。中共党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是政治性最强的学科，它在现实生活的政治教育、政治宣传中发挥巨大作用，它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巩固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巨大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这决定了中共党史研究要为政治、为现实服务。但这个服务是有“度”的。对以下几条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一)为政治、为现实服务不是中共党史研究唯一的选择、唯一的路径。另外的选择、路径仍然存在，如学术研究。以为政治服务否定学术研究，认为学术研究没有必要，学术研究得不到支持，导致学术研究发展不起来，那么学术品格的丧失就是学科独立品格的丧失，这个学科就会消失，也不会有真正的学术界公认的科学性。所以，为政治服务的研究可以支持，同时纯学术的研究也要支持。(二)为政治服务不能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学术不是政治的奴仆．不是可以任意使唤的。为了政治需要随意解释历史、改铸历史．甚至伪造历史，把历史、中共党史当成胡适所谓的“摆大钱”、“打扮姑娘”，变成实用主义的工具，这就走向了反面，走向了伪史学、伪中共党史学。就如“文革”时期的历史学、党史学，最终被唾弃。前苏联也有过史学政治化恶性发展的时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可参见陈启能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第九章《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教训》、社会主义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三)史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参与政治斗争，应以参与史学领域的政治斗争为主，而不是以参与政治领域的政治斗争为主。比如在毛泽东研究中，西方反华反共的资产阶级右翼学者通过攻击毛泽东来攻击中共，这就必须与之斗争。林克等人写的《历史的真实》，就对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进行了批驳，在史学领域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史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的积极作用。(四)不要把学术观点当成政治观点，不要把学术探讨当成政治问题。比如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思想的评价，有人认为是有很大成绩的，有人认为是毫无成绩的，这是学术观点的争论，不要把哪一种观点扣上政治帽子，把说毛泽东有成绩的视为“两个凡是”派。澳大利亚的尼克·奈特就认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成绩很大，难道也把他视为“两个凡是”派?     

四十年来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综述

四十年来的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是在国内外宋代家族研究、宋代家族文学研究、地域文化研究、宗族文化研究等风气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它滥觞于海外，先影响及台湾，后鼓荡于大陆；研究方式以综合研究与个体研究为主；在史氏家族的历史、政治、文学、文献及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并呈现出跨学科的研究趋势。毋庸讳言，现有研究存在一定问题，也有不小的学术空间，值得进一步开掘。     

2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引入新方法的回顾和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也完成了拔乱反正，走上了正确发展的轨道，逐渐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但是，一门学科要获得真正的成熟，必须有其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和方法。从80年代中期起，研究者逐渐重视对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并取得一定的成果。本文拟就20年来党史研究引入的新方法作一番回顾，并对今后的发展作一些前瞻，以促进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整个党史研究的发展。     

历史科学的出路在哪里？

我国自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和发展以来，社会价值取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至学术界也深受影响，历史学的行情就一直不看好，而且有越来越糟之势。那么，历史学还有没有出路呢?出路又在哪里?     

尽快更新传统的研究手段

近日，同几位年轻的历史学人闲谈，唠到研究手段时，多半反映还是采用传统的研究方式，一页一页地翻文献，一张一张做卡片，自然还少不了剪刀加浆糊。听后，我感到十分诧异。如果说，年龄稍大，掌握计算机技术有些吃力，还用老办法，情有可原。若是年轻学人，还甘心于手工作坊式的劳作，是万万不可的。     

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研究概况及特点

近年来，学术界、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一批思想深刻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理论启迪作用与学术参考价值。文章拟对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研究概况作一简单回顾与梳理。     

建国后新四军历史研究的发展

新四军和八路军一样，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的军队。新四军从1937年10月12日成立后，就开始谱写她的光辉战斗的历史。新四军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卓绝的、英雄壮丽的斗争史，很值得进行系统地研究和宣传。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历来都重视自身历史的研究。1941年7月7日，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在《江淮日报》上发表了《抗战四年来的新四军》，该文第一部分叙述了新四军的成立与发展，第二部分简述了新四军4年来抗战成绩，第三部分论述了对敌我战术的检讨与我们所得的经验教训，这是较早论述新四军史的文章。1943年3月，时任中共中…     

国内数字劳动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数字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型的劳动形式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且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数字劳动的研究热度持续呈上升趋势。本研究通过对国内数字劳动研究现状的梳理和分析，旨在系统梳理国内学界关于数字劳动的研究脉络并提出展望。目前，国内数字劳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劳动的内涵、数字劳动的影响、数字劳动异化、不同视域下数字劳动的具体分析、数字劳工五大方面，虽成果丰硕，但仍存在不足，未来应着力于扩大研究视野、提升研究效能、丰富研究内容以及加强研究实力。     

迈向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在最近三十年里，关于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的社会史研究，已成为一个迅速成长的学术研究领域。特别是在一些老牌工业化国家，如英国、法国和美国，这一领域的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在一些后发的工业化国家如德国，情况也是如此。这一时期的研究范式也发生了转变：曾经占据主导地位，以政治、制度以及观念为研究取向、关注党派和劳工史的旧范式，逐步转向工人阶级的历史研究范式。     

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南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性文献，是客观、冷静、全面、公正地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决议》颁布至今已有20年历史了，这20年间，它经受住了历史检验，其本身所包含的思想，也整整影响了中共党史研究20年，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南。在《决议》颁布2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之际，探讨一下《决议》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积极作用，是有意义的。 一、为党史研究领域进行了思想上的全面拨乱反正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始，党的政治路线逐渐出了偏…     

发展社会学研究的困境

发展社会学曾经辉煌，但由于“发展理论”研究中，发展的本体是什么，谁在发展，什么在发展，并不明确。同时，对中国发展社会学研究来说，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先于社会发展理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理论缺场，理论滞后于实践。因此，发展社会学研究目前出现了一些列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作为发展社会学认识论基石的理性本身的困境，现代化理论二元两分范式的困境，研究对象与方法的困境。发展社会学研究的困境在呼唤着发展社会学的深化，呼唤着构建面向更具本土解释力的发展社会学，为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指南，实现社会发展的理论自觉。     

应该注重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批评

不可否认，如下事实，很少受到中共历史研究业内人士的关切：党史研究缺少批评的参与。似乎没有这种批评的存在，研究活动同样可以自得其乐。党史批评——一个为讨论问题提供方便而取的称呼．其实质内涵，包含了对所有中共历史研究学术成果的一种学术性评论。批评也是评论的一种方式。批评已超越党史研究成果，     

中西管理模式的差异及启示

中西管理模式各具特点、各具优势。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和不断推进，西方管理模式给我国带来了强力冲击和新的挑战。本文从管理模式的概念入手，分析了中西管理模式在管理理念、制度、方法上的差异，并剖析了差异的成因，进而阐明了在新历史条件下，对我国管理模式进行改造和重建的三点启示。     

加强调查研究 实现科学发展

注重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历来都很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同志的著名论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和我们党的工作方法。胡锦涛同志指出的“凋查研究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进一步强调了调查研究是搞好各项工作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基础，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多处讲到调查研究问题，这在党代会报告中是第一次，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视。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表明，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中的一些社会问题，     

近10年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述评

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是中共历史和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10年来．国内学者通过召开各种专题的学术研讨会，出版相关研究著作，发表研究论文等形式．从不同角度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相关课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了新的研究角度．拓宽了该领域的研究范围，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10年来，学术界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在这些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出版的著作中．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学发展的几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的研究几乎从一建立就开始了，至今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党的自身建设与履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提供可借鉴的理论指导，确实发挥了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作用。总结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旨在更好地发挥求真与求实的认识功能，推动党史研究的深入。     

实证与批判：关于社会资本的辨析

以科尔曼、林楠和帕特南为代表的实证研究一直占据着社会资本研究的主流，而布迪厄则强调“惯习”和“误识”的重要性，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批判的研究。对社会资本发生作用的逻辑机制进行一种实践性的过程分析，是充分理解社会资本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