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无法实现

2005年11月，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北京国际关系研究生论坛上，有关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再次成为热点。随着中国实力与地位的上升，学界和政界都在呼唤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对此，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阎学通教授持不同观点，并在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一文中明确指出：国际关系理论本身是没有国家性的，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阎学通教授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理论都是人类的公共物品，没有国籍的排他性。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流行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没有国籍，所有国家都可以使用它们。虽然这三种理论的创建者都是美国的学者，但这些理论的创建者们并不认为他们的理论是美国理论。这如同孔子、管子、墨子和老子分别是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的创建者之一，他们虽是中国古代先贤，但他们的思想理论却是普世的，他们从未称自己的理论是中国理论。英国学者牛顿是古典物理学理论的创建者之一，他也不将自己的理论视为是英国的理论。不同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建会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但这绝不意味着人们有能力创建有国别的国际关系理论。借助先秦政治思想创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学者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创建成的理论是中国的理论。中国学界在国际关系理论创建中遇到的问题不是没能创建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而是没能创建出系统性强的理论，理论研究长期停留在产生相互矛盾的思想火花的水平上。加强方法论、古代政治思想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三方面的学习，将有助于我们尽快创建系统性完整的理论。     

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缺失

在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9期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审视：对学科分支领域的快速扫描（上）》一文中，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教授指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方法论自觉，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只是在最近的十年间，有关研究方法和写作规范、不同学科工具箱的区别与使用、学派流派的分野与竞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流与融会等等，才出现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讨论日程上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教师和研究人员意识到“理论的理论”之重要，尝试用尽可能与“国际接轨”的方式立言和写作。然而，这些讨论的分歧相当严重，缺少沟通的平台，甚至于出现“各说各话、互不往来”的局面。最严重的问题可能在于，方法论问题至今为止还没有引起多数人的重视，还没有形成追问“何为理论”、“怎样检验”、“假说与真理的异同”、“形式逻辑与实证过程”等方法论问题的习惯（更不用说形成知识论意义上的共识与默契）。我们既要看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这方面的进步，又切忌不可把这方面的进展估计过高。总体上，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水平比发达国家同行落后不少，而方法论的研究又属于这一新奏起的交响曲内始终慢半拍的一个副调。为此，王逸舟教授认为，首先须强化这方面的大讨论，增进学术界的方法论意识，其次要在一些国际关系学的重要学术期刊上开辟方法论研究的专栏，倡导和鼓励这方面的求索，批评和努力杜绝违反学术规律、践踏科学方法的行为。     

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与发展前景

中国政治学包括中国政治史、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党的领导和建设、地方政府、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以及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和决策过程、政治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等问题。当代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巩固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提供学理方面的说明,这是中国政治学界目前所面临的主要任务。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破解西方中心主义：遗产政治研究对中国实践的启示

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被西方学界提出以来，遗产政治已经发展成为政治学沟通文化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友邻学科研究的重要交流平台。正是借助这一研究范式，相关研究得以揭示当下西方主导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中“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所造成的影响。虽然针对这一问题，西方学界与国际社会分别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加以修正，提出了批判遗产理论并推进了对世界遗产保护体系的改革，但相关努力仍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这一问题。为回应人类社会发展赋予文化遗产事业的时代任务，应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理念，推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向着更加包容、开放、平等的方向发展。     

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述评

中共十六大以来,学术界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一重要命题作了系列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回顾,不难发现,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一命题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基础、基本内涵、探索历程、重要意义、主要成就及经验、如何深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几个维度进行展开的。所有的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朝着文化强国的伟大战略目标迈进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但进一步展望之,仍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需要学界相关人士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寻求互利共赢——“中国与世界:实力、角色及战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点撷要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之一。中共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举办的“中国与世界——实力、角色和战略”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这一课题,就中国实力、周边环境、能源安全、国际战略等重大问题,中外学者、专家进行了坦诚的交流和探讨。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一个中国”原则与内涵的战略性坚持与发展

十六大上，江泽民代表党中央讲了一句很有气势的话：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将突破我们。这句话既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新一代领导集体所提出的希望与要求，更是１３年来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做工作的概括性总结。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表现在两岸关系问题上，最突出者莫过于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对“一个中国”的内涵赋予新的、务实的理解。一、统一观念的新突破：“原则”不等于“内涵”（一）第一、二代领导集体：“一个中国”原则与“一个中国”内涵的一致性。“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的天才之作，但“一个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国际背景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苏东剧变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对民族问题产生的重大影响，全球化趋势给民族工作带来的挑战以及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形势是这一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具体国际背景。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社会思潮,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到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吸补交融,至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时代问题。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磨合、契合以及结合等几个方面的阐释来探讨二者结合的时代意义以及理论价值。     

中国特色城镇化:一个关于文献的综述

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政界有政界的看法和操作的路径 ,学界有学界的思想和认识。鉴于政界与学界的认识有所不同 ,而政界对此又有所忽视 ,所以 ,这里主要对学界关于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内涵和外延及其路径的依赖等问题作一综述 ,希冀能够引起政界的重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梦”

自从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便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并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实践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有力地推进了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程。新的中央国家领导核心提出的“中国梦”，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畴。本文拟就从有关“中国梦”的重要讲话和重要理论为切入点，力图通过对与“中国梦”相关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梳理、归纳和总结，进一步深化对“中国梦”本质和内涵的理解，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梦”的提出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并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道路这一坚实的结论。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体系探析

人口老龄化是伴随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现象。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是必然现象，但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其他国家比起来有明显的“催生”痕迹之特性，其挑战是十分严峻的，主要袁现为中国的养老保障面临诸多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中国养老保障制度创新的重点及相应的政策措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观”：美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文献述评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在美国学术界，围绕中国明清尤其是近代历史的评价问题，出现了“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观”的不同观点。“西方中心论”认为，世界发展的中心在欧洲，中国社会则长期以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来突破传统框架并向近代社会演进。“中国中心观”则主张在中国发现中国的历史，认为至少在18世纪以前，人类发展的中心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美国学术界形成的这两个针锋相对观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学术研究的时代环境条件的变化所致；二是学者占有文献资料的侧重点不同或各人理解问题的     

古德诺与中国的民国时代

古德诺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是公共行政学重要奠基人之一,以提出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而闻名。古德诺曾在19世纪初到访中国并担任袁世凯政府法律顾问,是当时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在此期间因坚持中国应采取"君主制"的声明而背负骂名。然而古德诺对中国民国时代行政法学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其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行政学及行政学校如何建构等问题见解独到且具有前瞻性。不可只看到有关"君主制"的主张而全盘否定其对中国民国时代的贡献,古德诺思考和见解中的价值值得我们重新去审视。     

当代中国的文化立场——“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笔谈——西方“文化冷战”与中国文化安全

30年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在世界大家庭中的角色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然而，我们的文化地位却与经济地位不成比例，文化的影响力远远滞后于经济的影响力，这无疑使我们的大国形象受到影响。2009年4月19-21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中国文化研究院（香港）联合主办的“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国际高峰论坛于杭州成功召开。与会专家来自中国内地及港澳台、美日韩众多高校和研究单位，分别从文化、哲学、历史、文学、伦理、语言、传播、教育、宗教、经济、法律等诸多方面，对当前中国文化的发展战略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统一战线与中国方案的话语认同

中国方案是用中国智慧探索解决人类文明发展时代课题的总方略，也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时代强音。从国际话语权博弈的角度看，中国话语的核心和实质是中国方案，是中国围绕一系列世界性问题所提出的理念及制度的总框架，是中国对外话语的集大成。在我国与西方大国的话语权较量中，统一战线是不可缺席的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形势下，要高度重视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建构起与国家全方位开放发展局面相适应的国际统一战线格局，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机制在提升中国方案话语认同中的积极作用。要以“大战略”固化国际统一战线理念，以“大思路”激发国际统一战线功能，以“大格局”优化国际统一战线结构，以“大文章”开发国际统一战线资源。     

国内关于“中国梦”的研究现状和展望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以来,学界围绕这一主题,主要从"梦为何物、梦来何处、梦有何用、梦何以圆、梦圆何方"这五个方面展开论述。本文在对这五个方面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认为:在研究内容上,学界应该进一步加深对"中国梦"的内涵、特色以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研究;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学界一方面要从多层面、跨学科的视角加强对"中国梦"的研究,另一方面要有意识的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方法体系。     

抗战烽火下知识分子的从军心路——穆旦、西南联大与中国远征军的历史交集

穆旦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诗人与翻译家,也是当年西南联大"八百从军学子"的一员~1。关于穆旦的研究,学界已有丰硕成果,但往往止于其文学成就与生平概述两方面,尤以前者著称,而对于穆旦加入远征军入缅作战、之后随军撤退坎坷归国的这段历史经历,学界却较少涉及,这对于人物研究来说是有所遗缺的。故此,有必要立足基本史料,借鉴学界已有成果,从穆旦当年的从军心态、他对野人山的记忆、战时的西南联大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借此力图勾勒出全民抗战的历史洪流下穆旦文人从军的心旅历程。同时,由穆旦扩及远征军中的其他联大学子,由此希冀对抗战中知识分子从军这一历史现象作出一个相对合理的的历史解释与定位。     

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研究综述

近年来,政界和学界对公共外交的重视与研究逐渐升温。中国学界从对公共外交的界定、理论范式等方面对公共外交理论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对中国拓展公共外交的意义、中国开展公共外交面临的挑战以及提升和拓展中国公共外交的现实路径进行了研究。归纳和总结中国学界对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其目的在于找出学界研究现状的不足,推动对公共外交的进一步研究。     

关于台湾的现代诗词及其研究问题

现代诗词是20世纪台湾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延续了中国文化命脉，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意识，同时蕴涵复杂的思想。旧诗研究在台湾已渐次展开。而在大陆，学界长期偏执的新旧诗二元对立、独尊新诗的模式延伸到了台湾文学研究领域，对台湾现代诗词置之不顾。这样做遮蔽了另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台湾文学面貌。尤其是在李登辉、陈水扁统治时期，台独势力坐大，文学台独一时甚嚣尘上，一些学者从所谓“台湾主体性”阐释近现代台湾诗词，表达分离主义主张，这就不仅仅是学术性问题。大陆学界要尽快对台湾现代诗词开展研讨，让它进入“文学公共空间”，为人们所认知，并掌握必要的学术和政治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