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历程与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以产权变革的角度而言,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地制度经历了农民私有型、计划控制型、两权分离型到三权分置型的变迁历程。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考察中国农地制度,可以发现该制度创立、延续和变更背后稳定存在的一些规律性、机制性的逻辑。具体说来,共时性的制度情境是促使农地制度生成的结构动力;历时性的路径依赖是维系农地制度存续的历史惯性;即时性的关键节点和历史否决点是影响农地制度变迁的机会结构。制度情境、路径依赖、关键节点和历史否决点贯穿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整个过程,它们共同绘制和造就农地制度特定的变迁图景与变迁逻辑,型塑出农地制度独有的特征,并带来一系列改革难题。未来需进一步理顺农地产权关系和完善产权权能,改革"双轨制"的农地制度安排,不断优化农地治理结构,推动中国农地制度的良序变迁。     

结构、行为与制度：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变迁研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地位设计的至上性和权威性与实际运行中缺乏其独立性和自主性之间的矛盾,使得它在权力运行和制度实施中出现事实与价值的不吻合。这种不吻合归根结底是人大制度的制度空间演变的问题．即人大制度设计的制度空间与人大制度现实运行中的实际空间不相符合。学术界从结构、权力、行为者和历史四个方面寻找原因,虽各有侧重但缺乏全面性。文章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以平衡政治价值与科学价值的内在张力为出发点,将人大制度的变迁放置于历史时空中,在制度设计、制度调适、制度发展的动态运行过程中观察各种变量．即环境变量、观念变量、行为变量和制度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变化过程及对制度产生的影响,以此探求问题产生的根源和人大制度变迁的历史合理性。     

1949年以来我国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制度分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1949年以来我国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历程可以划分为激进性、渐进性和建构性三个政策变迁阶段,分别呈现出尝试-调整、复苏-发展、提升-建构的阶段性特征。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逻辑,遵循历史制度主义的结构性和历史性变迁机制。宏大政策背景、相关政策变量的结构序列关系、政策行为主体的互动构成影响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结构性因素。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集体行动主导性、制度高密度性、政治权威的非对称性以及内在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是其路径依赖和政策存续的原因,而四次关键节点的出现是政策变革的直接动因。在政策变迁的未来征程上,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政策要素的多元建设、服务大局的联动机制和与时俱进的战略品质,不断推动政策的创新发展。     

渐进性调适：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基层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形态,既有研究忽略了历史情境与结构性因素对制度的共同型塑作用,无法真正挖掘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变迁的因果机制。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从历史演进与结构变迁两个层面对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进行分析,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萌芽期、20世纪90年代的探索期以及十八大以来的深化期三个历史阶段,呈现出从零星试点到全面推广、自主探索到高位推动、单一国家力量到多元社会主体的总体特征。在这一制度演变过程中,宏观的政治社会环境、民主观念的演变以及多元行动者共同构成了制度的结构性逻辑。多重改革要求的关键节点、创新扩散与绩效驱动造就的路径依赖、制度缺位与错位的历史否决点型塑了制度的历史性变迁。总体而言,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变迁是渐进性调适的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是其制度演进的鲜明特征,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的逻辑理路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着制度的发展。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

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引入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能够较好地反映其制度变迁的基本脉络、内在逻辑及存在的问题。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大体经历了一元社区管控体制、一元多核管理体制和共同体社会治理体制三个阶段,其变迁的主要逻辑是从“管”到“治”、从“粗”到“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社区治理权力失衡以及社区关系松散化。未来城市社区治理制度优化的主要方向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技术加持,实现精细化、数字化治理,构建智慧城市;另一方面,赋权增能,社区治理各主体间需要权责均衡,构建新型社区结构。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范式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经历了单位体制、街道体制以及社区体制三个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受到国家宏观政治制度背景、社会本位理念转变、政治行为主体、外部示范效应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博弈等因素的影响。同时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还存在着路径依赖,并在收益和制度黏性的作用下不断强化。但是在制度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历史否决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革要抓住"历史否决点"时期,及时调整和改革现有制度,实现制度创新。     

社会学制度主义视域下制度变迁的发生机理

社会学制度主义为理解政治领域的制度现象提供了文化—认知视角。随着研究议题的深化与扩展,组织趋同的机制、作为过程的制度化丰富了制度变迁研究的理论资源,自觉的制度变迁研究更是在动力来源、动态过程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制度变迁的驱动力主要来自环境、制度、行动者三个层面,制度变迁的过程可从不同阶段的区分、多种变量的互动等角度加以理解。该流派在强化文化—认知分析、提升制度变迁解释力的同时,也面临结构与能动关系的处理、观念性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平衡等问题。     

局限与应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研究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理性选择的视角理解政治生活与政治制度,其制度变迁研究受到理论资源的深刻影响。理性选择理论是该流派的理论内核,塑造了制度变迁的典型解释,后者具有功能主义、非历史性、集体利益导向、忽略观念性因素、低估权力不对称等缺陷。理性选择理论的修正、新制度经济学等分析工具的引入则催生了制度变迁的多样化解释,在不同程度上克服了典型解释的缺陷,并提升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非正式制度、制度演化、内生变迁的研究潜力。未来的研究必须处理好制度功能与制度生命力、理论内核与理论边界的关系。     

走向选举与协商的复合: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民主的变迁——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民主有着清晰的变迁轨迹,但在先前的研究中并未得到很好的理论揭示。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文章认为我国基层民主经历了一种层叠型的制度变迁模式。并且,通过治理导向这一核心的运作机制,选举与协商在基层政治的具体治理样态中实现了复合,锁定了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进路:在调整治理主体间关系、吸纳更多的治理资源、完善治理程序的前提下,实现了治理功效的全面提升,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制度分析——一个历史制度主义范式的案例探析

历史制度主义的旨趣是关注历史。研究农村合作化运动能为考察当代中国乡村政治发展提供历史支撑。农村合作化运动本身是一个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博弈的过程,其间渗透的是作为制度供给主体的国家与作为制度需求主体的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其结果为乡村社会进一步的制度变迁打开了闸门。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与性别公平——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

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在准入条件与受益水平方面都存在着不利于性别公平的问题。从历史制度主义结构分析视角分析,执政党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经济体制改革等宏大制度背景制约着模式的选择,同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决策部门所具有的部门利益和性别利益及社会对模式的价值评判等因素也对其有着重要影响,这使得性别公平的价值理念在模式选择中被忽视。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经历从企业保险到社会统筹再到统账结合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性别公平都没有被政策制定者考虑。目前制度模式已经具有路径依赖性。建议将社会性别公平化纳入养老保险改革领域,在具体政策上借鉴国外养老保险制度中平衡性别利益的经验。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反腐的历史变迁——基于中纪委工作报告及相关制度的文本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制度建设惩治与预防腐败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反腐败策略。对1982年至2018年中纪委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显示,我国反腐败与党风廉政建设总体上经历了"斗争—建设—治理"的模式变迁,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制度"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制度体系的完备性、兼容性、实效性逐步提升。对相关制度文本的发文主体、内容和引用关系的分析表明,我国反腐败与党风廉政建设始终坚持以中央权威为核心的组织体系,但多主体合作的协同性特征日趋明显;反腐败制度的侧重点从对个体的道德约束发展为对权力的法律规制;基本制度的优化和派生制度的拓展同步推进,制度体系的结构不断优化。制度的贯彻落实从单纯依靠自律向自律他律并重转变,执行主体和监督责任界定日益明晰,多部门协同推进制度实现渐成趋势,制度体系逐渐呈现系统运转的特征。     

中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定位演变的历史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历史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1978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为第一个阶段,改革开放至2002年公共服务首次被界定为政府基本职能期间为第二个阶段,此后为第三个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看,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演变受到宏观制度环境、各政治变量序列结构以及行为主体的影响;同时,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演变过程中出现了路径依赖现象和变革路径依赖的关键节点。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春运问题

春运现象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出现,在50余年的历程里,春运见证了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春运运力不足是不争的事实,但运力不足的背后是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本文透过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春运现象,从历史中寻找问题的症结,获取解决问题的启发.     

从政治主义走向管理主义:中国行政区划变迁的行动逻辑

仁政必自经界始。行政区划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国家按照地区来划分国民的做法却古已有之。因此,在纵向梳理中国从秦至今政区地理变迁历史的基础上,指出强政治—弱技术这个传统中华帝国时期行政区划调整的鲜明特征,在1949年以后逐渐为强技术—弱政治所取代。从历史的承继与发展看,从强政治到强技术的逻辑转换本质上是政治主义到管理主义的体现,它由内而外地重构、支配了行政区划变迁的全部轨迹。根据发生学的见解,1949年以后一个脱离传统结构的新政治体制是诱致变迁的根本原因。立足当下从追求技术理性的视角,探讨在地方治权有效实现的框架下如何匹配相应的政区地理空间的命题,并尝试着通过构建一套行政区划指标体系进行回答。     

中外征地补偿制度比较分析——兼议我国征地补偿制度的完善

由于土地所有制以及土地交易市场的发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我国的征地补偿制度在补偿标准、补偿项目等诸多方面与其它国家存在不同之处。本文通过对中外征地补偿制度的比较,立足我国的国情,客观理性地分析了我国现行征地补偿制度的合理性成分及其缺陷,并针对缺陷提出了完善建议。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变迁分析

大多数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者关注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二是制度如何起源.诺斯作为制度变迁理论的杰出代表,前期将制度视为外生变量,基于新古典的、静态的分析,致力于回答前一个问题,其观点集中反映在经典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后期将制度内生化,基于演化的、动态的分析,试图回答后一个问题,其观点集中反映在《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中.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这种变迁,使其制度变迁理论更加完善的同时,也实现了唯物史观的嬗变.     

近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创新或变迁的动机来源于经济主体追求更大的利益。在中国进入近代化以后,特别是20世纪以后,知识资产逐渐成为了私人权利。推动近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变迁的因素包括:外部压力、阶级推动和市场变化。     

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路径考察

金融监管制度变迁是新的金融监管制度的创立,并替代、改变或扬弃旧的监管制度的过程。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经历了从一元压抑型金融监管制度,到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再到审慎性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过程,具有明显的渐进性、强制性和政府供给型制度变迁的特征。     

制度变迁中的制度惰性原因探究--基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

制度在变迁中普遍存在一个这样的问题虽然人们已经意识到旧制度的缺陷,但是在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的情况,使得旧制度难以被改变,新制度难以顺利实施呢？为了更深刻地了解这个问题,进一步地探索其背后的原因,本文选取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和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归纳出他们关于制度变迁中的“制度惰性”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