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立足新的时代背景,推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并指出其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际上是指国家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制度的现代化,加强制度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健全制度体制机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注意统筹兼顾,全面推进制度的贯彻落实,要加强党的领导,扎紧制度的笼子严把权力关。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涵、依据、路径——基于相关文献的综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其内涵、依据和实现路径三个方面。梳理有关研究成果,有助于更好把握这一论断的内涵和要求,有利于深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国家自主性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自主性是影响现代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变量。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中，由于一些领域国家自主性的失衡，导致国家治理体系中出现了治理主体发育不成熟、治理维度间衔接机制不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内在问题，还伴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在规制权力和保障权利、资源再分配、统筹协调及话语传播等方面的不足。展望未来，中国的国家自主性需要在以党建引领培育国家治理主体、以机构改革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和以数字治理革新国家治理理念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重塑性发展，理顺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成果综述

国家治理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进入国内学术话语体系之中,但学术界对其研究力度不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学术界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展开激烈讨论研究,成果纷呈,态势良好。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主要集中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内涵、基本特征、现实障碍和实现途径几个方面。但相关研究的内容创新、实证分析及多元视角有待提升和强化,为了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模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和多视角多学科分析,进而不断推动这方面学术研究取得新进展。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治理社会”与“社会治理”——兼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社会存在决定治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治理。中国社会治理的目的不在于对社会管理技术名词上的革新,即"统治""管理"向"治理"的飞跃,而在于努力实现中国社会稳健发展,维护人民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利益。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和全球化情境下,谋求做到国家、政府"治理社会"向国家、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相互治理转变,将社会治理社会成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功能定位与实现方式

我国在治理实践中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党的领导成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最本质特征。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与作用发挥，是顺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关键。党的严密组织体系是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核心作用的组织载体与力量支撑，党的决策执行体系则成为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核心作用的实施载体与运行保障。今后要更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需要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制度建设与国家制度建设、党的领导作用与其他治理主体作用、治党与治国三个方面的辩证关系。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与治理手段提升——基于风险政治学的考察

新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昭示着国家安全治理逻辑从"维稳"向"维安"转换,具体体现为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由"国家政权稳定"向"社会整体安全"转换,国家安全治理取向由被动式"防止社会暴乱"向主动式"保护整体安全"转换,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群体由"弱势群众"向"强势群体"转换,国家安全治理主体由"国家政府"向"社会全体"转换。这种治理逻辑转换要求国家安全治理方式和手段全面提升,由单一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提升,替代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提升,集中化方式向集成化方式提升,对立性方式向协同性方式提升,从而将新国家安全观落到实处。     

社会治理的概念辨析及界定: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比较分析

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需要在国家、政府与社会的现实关系中来理解,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中来解释。学界现有的融合论、包含论、交差论、独立论等观点为更为准确界定社会治理的概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社会治理包含"自治"和"他治"两个维度,社会治理要通过有效的"他治"来培育"自治",核心社会治理是政府对社会的治理。     

多党合作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多党合作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两者相互促进。因此既要通过发挥多党合作制度的独特优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又要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加强多党合作的制度建设以提升多党合作的执行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探析

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从顶层设计到不同领域不同主体的突破,其实践路径主要包括更新国家治理理念,加强顶层设计,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关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制度建设,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转变政府职能,创新国家治理方式,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体系与能力再造：新时代十年国家治理改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国家治理改革的核心主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表述提出十周年之际，回顾总结国家治理改革尤为必要。本文基于国家现代化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历史比较分析的视角，概括新时代十年中国国家治理改革呈现出的若干新趋势和新特征：从发展导向到治理驱动、从聚焦政府机构和职能调整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提升、从分布式改革到系统化设计、从“部门化”行动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总体来看，十年来，中国国家治理取得了明显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得到了系统化的再造与重塑，但仍需要继续改革和不断调适。     

新时代如何走好智慧治理之路

智慧治理紧随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互联网技术发展而形成,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模式变革的必然选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升的源头驱动。智慧治理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再上新台阶,仍需确立新理念、新思维,探索基层治理体制,构建相应立法规制,建立技术伦理规范与风险控制机制。     

软治理：国家治理中的文化功能

国家的使命是协调冲突、创造秩序,其力量体现为公共权力及其运行。因此,人们通过建立使公共权力得以确立和运行的制度体系来建立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扮演了重要的力量。现代国家的发展使提升和整合文化成为重要内容,将文化塑造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使国家治理融于文化塑造之中,必将成为民主时代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战略选择。     

以守法维护法律尊严 以创新完善法律制度—国家治理中的守法与创新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复杂程度的加剧和社会发展中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国家治理制度和方法的持续创新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和困难,而妥当处理守法与创新的关系就是困难之一。必须妥当处理国家治理守法与创新的关系。既不因守法而抑制创新,也不因创新而损害守法;通过守法维护法律尊严,通过创新完善法律制度。     

城市群成为国家治理新单元的进路探析

城市群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是重要的地域空间单元,对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家有效治理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以往实践和研究中过于聚焦在城市、区县、社区和村庄等治理单元,这不利于应对日益复杂的治理难题。城市群弱行政约束力、复合功能和弹性边界等特质使其能够弥补基本治理单元的不足,是实现国家有效治理必不可少的中间层级单元。对此,应从权力、功能和边界三个方面完善城市群建设,使其成为国家治理的新单元。     

治理评估的三维坐标:体系、能力与现代化

治理评估已经在不同层面进入设计和操作的阶段。在当代中国特定情境下,需要围绕体系、能力和现代化这三个关键词,把握国家治理评估与地方治理评估、政府治理评估与社会治理评估的比较特征;明确将执行力作为治理能力评估重要维度,采用静态评估与动态评估相结合、客观评估与主观评估相结合的方法;坚定的将依法治国作为治理现代化指标设计的重要导向,在操作设计方面真正体现现代化的特征。     

深刻把握国家治理总体目标与总体要求——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治理的总体目标与总体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长远的历史价值。不仅擘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后半程"的指南、方向和任务,还从方法论上彰显了扬长避短、扬长补短、以优取胜的治理韬略,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奋斗方向,同时也为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法启示。     

社会动员与国家治理:基于国家能力的视角

社会动员是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政治传统和重要法宝。在改革开放时代,国家对社会动员的"路径依赖"表现为"运动式治理"。从国家能力角度来看,社会运动不仅是国家应对绩效压力、实现既定目标的一种手段,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维度和重要体现。动员及引导社会力量贯彻政治决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对现代国家而言,社会动员能力的构建需要围绕国家引导、社会协同和"互联网+"思维三个维度展开,同时必须克服社会动员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