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的变化——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思考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重要性和复杂性已超越了两国的范围,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大影响。中美关系事关世界大局,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中美两国应在共同利益与共同责任的基础上,平等互利、加强合作,促进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     

文化与政治--浅析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

人权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敏感问题,但仅仅指出人权问题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借口和幌子是不够的,还应从文化和政治层面探讨中美人权分歧的政治现象及其背后深层的文化原因.本文指出有着不同权利文化渊源的中美两国,在许多问题上产生分歧,是中美两国人权问题产生的深层背景.人权问题走上中美关系前台,更多地是缘于在国际政治环境变化的情况下,美国国内政治对其外交的影响所致.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条件与主要问题

不同于近代以来新老大国的关系发展,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等各个领域都有条件避免大的冲突.中美目前战略互信不足,并非只是政策层面因素造成,信息的不对称、不客观、不全面等因素造成的认识误区,也是双方增进理解、寻求共识的重要障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关乎中美国运,双方应加强沟通、增进相互理解、减少和消除各种认识误区,从而增强战略互信、减少和化解非理性战略焦虑.     

小国的大国心态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 波兰外交政策

近代历史上的波兰有过三次被他国瓜分的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波兰重新在东 欧建国。历史的机遇促使其推行“大波兰战略”, 积极追逐在中东欧的大国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之 间的波兰外交政策尽管有明显的转变, 但无论“一边倒”还是“等距离外交”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 大国心态的影响。然而, 小国的大国心态又成为波兰陷入历史怪圈的因素, 波兰后来还是没有逃脱 被分割的命运。     

伊朗的“历史包袱”与其对外政策

伊朗的历史既包括波斯帝国的辉煌史,又包括外族入侵和近现代的屈辱史,其政治心理学的后果则是大国心态和受害者心理两种认知、情感和态度模式,表现为自傲、自豪、自信等民族心理,对外部威胁过于敏感以及夸大威胁的认知特点,对强权的否定性情感和态度,以及认同和同情反抗强权的弱者心理特点.伊朗在涉及核争端和国际体系等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很大程度上正是其特殊民族心理的外在体现.伊朗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固然在于利益分歧,但更在于伊朗不能接受它们对待自己的方式.     

大国成长与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

国家形象是大国成长历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中国崛起给现存国际秩序带来震荡性影响的背景下,中国的大国形象塑造正在经受源自认知惯性、政治文化差异与社会心理失衡等方面的社会性压力。基于此,在无法根本改变现存规则情况下,需要对中国大国形象塑造战略进行整体反思:以弥合中西政治文化分歧、创造共同话语空间为基础,尽可能培育民间组织与个人参与国家形象塑造;学会提供更加多元的国际公共物品,尝试进行价值观导向的文化扩散,并理性、冷静对待各种批评、偏见或赞誉。     

大国崛起与体系战争:对两种理论解释的质疑

权力转移理论和民主世系理论是研究大国崛起与体系战争关系问题比较有影响的理 论, 但两个理论在逻辑解释和经验论证方面均存在缺陷。依据现实主义理论提出的替代性理论解 释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有助于深化对大国崛起与体系战争之间关系的研究。     

印度的“大国情结”与中国对印战略

大国情结不仅是印度外交战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对其安全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应充分重视印度大国情结,积极主动地回应其对华友好面,淡化中印结构性矛盾,力图促成印度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或至少避免成为阻碍。     

未来十年中美关系的“范式”选择与 中国对美战略

未来十年,是中国崛起进程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阶段,中国将替代美国,由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成长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因而,对这十年的中国对美战略以至对外战略,应该有相对 独立的阶段性思考和哲学思考。未来十年,中美关系总体上存在两种不同“范式”,一种是“冲突范 式”,另一种是“合作范式”。中国应该积极“塑造”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沿着“合作范式”发展,力 阻中美关系滑向“冲突范式”。     

美国的国内外政治、战略变化与中美关系

2000年大选后,美国内政治和对外战略都有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影响积极的是,中美经济的相互利益关系可望得到进一步加深;消极的是,布什政府更强调中美关系中有分歧的一面,增加了中美两国在台湾、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宗教等问题上发生摩擦的可能性.     

论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美经济关系失衡及其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经济关系日益紧密;但与此同时,两国贸易关系与投资关系失衡也不断加剧。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美贸易关系失衡与投资关系失衡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并导致二者的调整路径明显分化。在后危机时代,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及退出时机、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都将影响中美经济关系失衡的调整。从长期来看,中美投资关系失衡的调整将慢于贸易关系失衡的调整,但二者最终都将向均衡水平回归。     

中美清洁能源合作:基础、机制与问题

中美清洁能源合作具有广泛的共同基础,因为发展清洁能源是两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是两国实现经济转型、占领新的战略制高点的新抓手。此外,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共同性与互补性也推进了两国的合作。目前,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已经建立起了比较成熟、高端、战略性的双边合作机制,如中美能源政策对话(EPD)、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等,签署了一系列具体的合作协议,两国在风能、太阳能、清洁煤、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等领域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但是,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也存在竞争、摩擦与冲突,如清洁能源核心技术转让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等。从长远看,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共同利益大于矛盾与分歧,两国合作具有广泛前景。     

从美国"冷战"对华决策行为看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新世纪之初,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一次"中美关系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讨论会.本文是这次学术会议的一个综述.     

东北亚的历史变局与中国的战略调整——以中日力量转移为线索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东北亚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纷繁复杂,但有一个因素十分关键,那就是发生在中日间的力量转移。历史和东北亚地缘结构均证明:作为地区主体板块,中国的强大是东北亚地区稳定的核心要素,东北亚力量中心向中国转移有助于促进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形成。但是,随着中日力量转移进入持平期,中日安全关系也将更加敏感、更加复杂,变数加大。中国必须充分把握这一趋势,塑造强国心态,构建新的身份认同,更加主动地推动地区安全与共同发展。     

反恐合作:中美关系的现状、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9.11”事件后,动荡起伏的中美关系出现新的转机。美国国家战略首要目标出现变更,反恐成为中美合作关系的新内容。以反恐合作为基础,中美关系进入“建设性合作关系”时期。目前,反恐合作的需要促成了中美双方以合作为重的格局的形成,但台湾问题仍是中美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     

美元陷阱、债务武器与中美金融困境

中美金融关系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美元陷阱"和"债务武器"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议题。前者体现了中国对美国的重要关切,后者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深刻担忧。两者共同构成了中美金融关系的两大核心,并形成了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领域的中美金融关系战略困境。中国要主动思考走出困境的政策选择。     

中美亚太战略竞争格局的形成、走势及管控

当前,在亚太特别是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中美两国形成的竞争与合作并存且以竞争一面呈上升趋势的战略两强格局日渐明朗化。在该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中美两国综合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核心利益调整属于结构性动因;两国国内政治因素以及中美之外第三方因素的复杂影响,进一步加速该格局的形成过程,构成了非结构性动因。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急速腾升与美国国家实力相对衰落的结构性背景,中美亚太战略竞争关系中的缓和空间将进一步压缩,而其竞争空间将在经济、安全、政治、军事等领域全面展开。推动中美竞争机制呈现良性互动而非恶性循环,美国需放弃固守的霸权思维,适度分享责任与权力;中国也需给予更多耐心与定力。     

论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意义、内涵与挑战

2018年以来,中美经济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中美关系质变的背景下构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成为事关全球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的关键。确立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经济逻辑体现为三个"难以为继",即中美两国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全球经济失衡的总体格局难以为继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与此同时,应当看到三个不变,即中美经济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属性没有变、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没有变以及全球经济治理中大国协调的必要性没有变。因此,在诸多领域的中美协调与合作仍将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石。确立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宗旨在于以双边经贸利益的共生性和包容性对冲两国地缘政治的竞争性和对抗性。这一"新范式"的内涵包括三个层面:竞争合作、分歧管控以及深化融合。特朗普政府的"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环境的根本性变化以及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对"新范式"的确立构成了挑战。对中国而言,尊重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经济逻辑、解决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提高"一带一路"倡议的透明度与可预期性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