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人民调解机制化解中小企业劳资纠纷的反思和完善

《人民调解法》自2011年发布实施后,人民调解机制地位日益重要。在我国中小企业劳资纠纷多发的现实情况下,人民调解委员会以灵活便捷、成本低廉等优势,促进劳动争议及时有效处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然而,受人民调解的传统影响,它缺乏经费保障,调解员整体素质不高、缺乏专业知识。对此,结合本课题组实地调研、分析,国家应该引导其发展专业性的调委会,集合社会资源,多种方式壮大调解员队伍,化解基层中小企业劳资纠纷。     

职业化的“人民调解员”

江苏省昆山市对人民调解员职业化制度的探索始于2008年。在不断的工作探索中,昆山市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民调解员职业化体系:即经人事部门认可,将人民调解员确立为社会公益性岗位,在矛盾纠纷多发地人     

三结合 五着力——上海市闵行区“争当人民调解能手”活动组织有力

今年以来,上海市闵行区司法局认真贯彻落实司法部和市司法局的工作部署,紧密结合自身实际,积极采取措施,扎实推进"争当人民调解能手"活动,取得了成效。一、围绕"三个结合",抓好专项活动部署落实根据自身实际,闵行区司法局组织开展了评选"闵行区明星     

筑牢稳定“第一道防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驾护航——关于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思考

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和加入世贸、西部开发、振兴重庆的新形势,人民调解怎样抢抓机遇、与时俱进、再立新功?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要求,坚定信念,坚持原则,依法办事,立足实际,开拓创新,扎实工作,才能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驾护航。     

对一起“马拉松”式外国仲裁裁决执行案的评析

一起申请我国法院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先后“二上二下”我国三级法院,审查耗时近七年,犹如“马拉松”式长跑,折射出我国法院对仲裁的迥异态度,暴露了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制度的缺漏。本文就案件凸显的现行司法审查外国仲裁裁决中审查范围、审查期限和审查程序等问题进行评析,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仲裁与司法界同仁们重视和共同探讨,并期待《仲裁法》修改时得以改善。     

精心组织实施 扎实深入开展 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专项活动半年回顾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决策部署,深入贯彻实施《人民调解法》,进一步深化三项重点工作,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今年初,司法部制定下发了《关于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专项活动的意见》。吴爱英部长、郝赤勇副部长对专项活动高度关注,多次做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基层司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动员部     

“人民调解,我终生奋斗的事业”——记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江西省南昌市洪城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熊五根

今年55岁的熊五根,是江西省南昌市洪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一名调解员。从事人民调解工作30多年来,他本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调解工作的热爱,扎根群众,用真情调解万家事,以服务温暖万人心,先后被评为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主题实践活动先进个人等。     

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对策研究——构建“大调解”机制的现实考量

一、大调解的概念大调解目前还没有准确的定义,大字也不是一个准确的法律用语,仅仅具有描述性质。本文认为,大调解更重要的是一种新时代下贯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无论是法院内还是法院外,多方联动,共同解纷的机制,是区别于以往各自为战的独立调解机制,包括制度运行和实际机构设置的统一系统。二、现有三大调解机制的分析     

论我国非诉程序的完善——聚焦于民诉法特别程序的“一般规定”

一、问题的提出非讼程序是个聚合性概念,在内容上既包括所有非讼事件的共通规则,〔1〕也包括各类非讼事件的特有程序规则。我国民事程序立法虽然没有采用这些概念,但理论上通常《把民事诉讼法》第十五章特别程序(选民资格案件除外)的规定视为非讼程序的规范。该章的     

探索化解医患纠纷新模式——关于医患纠纷调解“济宁模式”的调查报告

山东省济宁市积极探索化解医患纠纷第三方机制,成功走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新路子。2008年12月,卫生部调研组在济宁调研时,称济宁化解医患纠纷的方式为“全国首创”,被誉为医患纠纷化解“济宁模式”。2009年10月23日由卫生部、司法部等在济宁市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医疗纠纷调处第三方援助协作论坛”上,把济宁市医患纠纷调解的做法和经验向全国介绍推广。在2009年11月27日,中央综治办、卫生部、公安部、司法部、中国保监会五部委在北京联合召开的“全国创建平安医院推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济宁市政府作为唯一的市地,向大会介绍了济宁医患纠纷调解工作经验。     

巧为“无米之炊”——一起无证据案件的成功办理

证据对诉讼而言是载体。司法理念中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便定位了法律事实的地位。无证据的支撑，法律事实将不复存在，因此对于律师而言，是否能搜寻到能证明事实的证据便成了衡量一名律师办案能力的标志之一。     

人民调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十一五”期间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和创新

"十一五"期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引发大量矛盾纠纷。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调解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再一次指出: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结合起来,     

“恶意软件”问题法律解决途径浅议——从北京市法院处理的一起“恶意软件”纠纷谈起

本文结合有关司法实践对“恶意软件”问题进行了梳理，并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不正当竞争法的视角，进行了事实认定和法律判断两个方面的分析，对最终解决“恶意软件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民事过错责任的考量——从一起“求助不力”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案例谈起

民事侵权责任问题是一个看起来简单实则非常复杂的话题，原因在于法律难以对形形色色、千变万化的侵权行为作出详细规定。因此，各国通行的基本上是用“简单法条＋大量裁判规则＋法律责任理论”来构建侵权法综合体系的模式。     

诉前调解是破解“民告官”难题的金钥匙——从化解一起土地征用纠纷案想到的

纠纷与和解 2011年11月,我市某县政府在辖区某镇某村某组征地250亩,按每亩2万元给予原告补偿。后该组52户100多名村民集体上访,强烈要求市委市政府尽快解决他们失地后的生活来源问题,并向市中院递交行政诉状,请求确认该县人民政府土地征用行为违法,要求返还被征用土地并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     

关于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模式的几点思考——兼评“全面监督论”与“程序监督论”

随着我国对外商事交往的发展，国际商事纠纷日益增多。国际商事仲裁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以其快捷，简便的优点适应了当今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但这种方式需司法因素的介入，对其监督，以保证商事仲裁的公正。对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国内学者有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和建议。笔者在两者基础上加以辨析，从广义的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角度出发，以及对仲裁公正性的自身理解，参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提出了在我国对国际商事仲裁的监督应以程序监督为主，辅之以必要的实体监督。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践也是遵循这种做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