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分工制：一种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如何平衡国家对基层诉求的统一性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流动性始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伴随着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持续发生，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形式层出不穷。同时，在不断创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背后，必然有着一系列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由此，面对当前城市基层治理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与策略性创新，一种新的治理机制随之产生。“空间分工制”来自社会治理议题的空间化，即产生于总体性与实践性、制度实践和治理成本、多元绩效与过程考核三对复杂的关系之中。而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新治理机制的运作体现为制度环境、主体合作、关系网络、任务统合和时间纪律的多重实践逻辑，代表着不同社会行动者和不同空间的交互。“空间分工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同时也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减负悖论与再组织化两种意外后果。新治理机制的运作，回应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诉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策略:社会政策的行动框架

社会治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是,社会治理的概念及其理论体系还不够清晰,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还缺乏有效的行动框架。从社会治理的历史演变来看,社会治理是从"社会管理"转变而来。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是社会建设与公共服务,三者又是有机统一的。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需要从政策视角予以审视,通过社会政策整合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福祉、优化利益分配,才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     

民事权利与社会治理模式问题探索

在建设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进程中,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和现代化是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必然选择和战略任务。法治和社会治理的价值判断与利益选择是一致并相互契合的,即保护民众的民事权利与最大福祉,这就势必要求建构以民事权利的保护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模式与运行机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应借助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创新水平。     

论虚拟社会治理绩效的三维结构

虚拟社会虽是现实社会的延伸与映射,但虚拟社会有其特殊性。有效治理虚拟社会,需要准确理解虚拟社会治理绩效的内涵与结构。虚拟社会治理绩效可界定为政府与虚拟社会治理的其他主体对虚拟社会事务进行协作治理的过程中,在维护虚拟社会秩序、提供虚拟社会服务、解决虚拟社会问题、增进虚拟社会主体利益等方所取得的成效。虚拟社会治理绩效具有三维结构,其中,价值结构为秩序和公平,内容结构为合作共治、公共安全、危机应对、公共服务、网民权益和全面发展,驱动结构为需求、工具、权力和制度。此外,虚拟社会治理还需要三个方面的制度安排来保障这种多主体权力结构的有效运行:其一是自律机制;其二是他律机制;其三是互律机制。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容,提出了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正确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准确把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特点,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明确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保障。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念基础、结构审视与行动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倡导公共性理念的复归,其要求在话语方式上用共同体话语显明社会治理的公共性立场,在思维方式上由社会治理的主客二元思维向主体间性的公共思维转变,在思想基础上由个人主义治理传统向修复社会团结过渡。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的进阶形态,其内在结构是包含主体互嵌、领域协同、机制调控和行动合作的统一体,而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路径则是综合“价值—结构—行动”维度的系统性工程。社会治理共同体勾勒出中国社会团结机制的新样态,对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与理论价值

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其注重党领共治、共同缔造、分类治理和属性治理,重视激发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动性、明确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目标,挖掘社会治理动态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深度阐释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充分体现出辩证思维,贯通归纳与演绎、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它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和协同性推进中国式社会治理提供方法论指导。这些重要论述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实践经验有效转化为理论智慧,原创性地提出党领共治重要命题;以社会治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拓展社会治理的认识方法,也创造了中国式社会治理理论谱系。它注重面向世界贡献社会治理的中国范式,为各国加强社会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研究

进入新时代,中央立足于中国实际,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有其深刻的内涵与价值,面对社会转型之下的各种社会潜在风险,应该从其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给予推进提升,进一步夯实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从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便能够准确及时地预判化解各类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     

治理模式下和谐社会的构建

公民社会是实现治理和善治的基础,治理作为一种社会的管理模式,又将进一步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成熟。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已具备了实行治理的基础,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和谐不完善之处。治理与善治理论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一种适宜的理论基础。用治理模式构建和谐社会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在管理与监督的基础上进一步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建立和健全社会利益的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实现社会管理的多元参与;实现科学有序的社会流动,建构更有弹性的社会结构层次。     

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思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最新理念的提出,既是对现实社会变迁与民众需求变化的回应,也是对社会转型背景下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结构变化的反映,是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秩序与活力再平衡的重要举措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下,注重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将以一种扎根中国社会文化土壤的社会团结机制凝聚社会建设多维度合力,其制度建设具有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将极大增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对推动全球治理思维和治理话语转变以及社会学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也具有重要意义。     

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地方政府治理困境研究

民营企业融资难是处在经济体制长期的、重大变革中的中国难以回避而且需要积极面对和应对的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需要我们准确地分析民营企业融资所涉及的众多利益相关者及由此形成的复杂的、动态的利益结构,并分别从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及市场治理整体角度深度探索挖掘化解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途径与方法,而地方政府治理恰恰是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及市场治理的整体框架中十分现实和重要的节点,地方政府治理机制的优化与功能的发挥应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关键。     

网络社会的基本特性及其公共治理策略

当前网络社会治理已经成为影响国家治理能力和现状的重要领域。网络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现实体制的治理状况。然而,现有研究对网络社会治理的基础—即网络社会的基础特性和运行规律,还缺乏探索。这就导致现有对网络社会的治理,基本延续了现实社会治理的策略和手段。本文试图从三个角度勾勒出网络社会的基础特性。首先从概念角度,辨析了网络社会的三种视角—虚拟社会说,现实社会延伸说,现实-虚拟混合说,提出网络社会的本质是虚拟与现实社会的混合态,从而扬弃了可以沿用现实治理手段有效治理网络的传统路径;其次从三个角度探索了网络社会的基础特性:作为信息网络的特性;作为复杂巨系统的社会特性;作为中国独特政治现象的特性。最后提出了网络社会的若干基础治理策略。     

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及其实现机制——一项多案例研究

推行协同治理,既需要社会基础,即政府对社会主体地位的尊重,并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又需要实现机制,即构建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并健全多元主体间运行机制.为此,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并和社会力量形成治理合力,不断为协同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与制度环境以及体制机制条件.德清县“民间设奖”、“桐庐百姓日”以及慈溪市“和谐促进会”等案例,分别代表了协同治理发轫及生长的三种路径,即自下而上路径、自上而下路径以及上下互动路径.在三种不同路径中,协同治理的发展和完善状况存在着差异.在上下互动的路径中,协同治理的绩效是最佳的;在自下而上的路径中,如果社会力量的发展能够受到政府重视并积极创建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治理绩效比较显著,但政府必须在各种沟通渠道参与平台的构建,尤其是在运行机制的健全方面付出艰苦努力;在自上而下的路径中,因为社会基础薄弱,特别是如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重视不够,加上治理主体本身不健全,就会导致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难以健全,尽管这一路径的治理绩效也比较显著,但需通过培育发展社会基础并健全运行机制来确保其可持续性.     

试论社会治理视域中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取向

“服务型社会治理”相对于以往的“统治型社会治理”、“管理型社会治理”而言,是一全新的治理模式。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要求我国政府职能从侧重管制转换到侧重服务,推行服务行政,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我们需要从提升服务理念、改革服务体制、优化服务流程、转变服务方式入手,打造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型政府。     

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探析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具有特殊意义,对于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日渐凸显.有必要在推动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与积极意义.立足于新的时代起点,可以发现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能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新的理论指引.但任...     

“智治”与“联动”: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基于佛山市“1+3+X”的案例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并丰富"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亟需研究者从本土案例中形成更多具有中国话语价值的学理性思考。采用个案研究法,追踪佛山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1+3+X"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历程,重点分析其过程演变和行为路径,并识别出"智治"与"联动"两个特征,进而发现市域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三组基本规律:矛盾化解目标的共识达成、政府治理职能的适应调整、技术赋权赋能的深度嵌入。"智治"与"联动"不仅是技术治理逻辑与官僚体制逻辑相互形塑的结果,也是基层政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而主动创新的结果。"智治"与"联动"两种逻辑的适时调适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差距,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     

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转型中的乡村治理

进入后税费时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关系和过程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乡村社会传统被逐步打破,治理结构的变化与治理体系功能的调整,让处在转型中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变革,不仅改变着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也在客观上对国家的治理策略和思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在充分考虑其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进而确保乡村社会内部需要与国家治理整合有效对接。乡村社会转型治理,只有将乡村社会利益诉求与国家权力整合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有序发展。     

从党的群众观出发论创新社会治理的群众基础与实践原则

创新社会治理需要从实际出发,将治理理论与中国国情、社情、党情紧密结合,从群众观出发深刻认识创新社会治理的群众基础主要是指发挥群众自觉的主体性,才能实现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动员;发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才能实现创新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监督;强化群众认同的实效性,才能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密切社会沟通;坚持群众满意,才能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形成积极稳定的社会评价。从党的群众观出发深刻理解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原则则主要包括制度实践、组织实践、过程实践、发展实践等四个方面。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论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

市域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蕴含着法治化元素。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理基础是依法治国、有限政府和公民社会理论,需要完成制度建设、确保治理过程的规范性和治理结果的公平正义,离不开法治的规范和保障。通过实证化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市域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程度不高,其原因在于立法不完善、缺乏法治思维、执法缺少监督。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路是建设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和法治文化体系,确保市域社会治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现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