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域下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修订对策

"一带一路"伟大规划必须增强规则制定能力,需对投资规则重新审视与修订。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在仲裁中易引发适用分歧和相反的结果,无法为"一带一路"的投资保驾护航。无论是投资者与国家利益保护的理论变迁,还是国际仲裁的实践,都说明平衡保护是目前国际投资保护的新主张。因此,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完善在保证条约规则具体化的同时,应平衡保护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为应对复杂的投资监管措施留有空间,实现条约规范的确定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一带一路”之国际投资条约中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新发展——以White Industries v. India案为例

公平公正待遇(FET)是外资待遇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该条款本身措辞具有概括抽象的特点,目前已成为最具争议的条款之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FET在国际范围内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其适用范围逐渐限缩、内容逐渐具体化、适用例外的规定以及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相联系等。我国可采取"原则+规则"的立法模式,对公平公正待遇作出原则性规定、对公平公正义务采取具体的排他性规定的模式、对公平公正条款作出例外规定等办法,平衡好保护国家经济主权与保护投资利益之间的关系。     

国际投资协定中非歧视待遇的适用阶段与例外——兼议中国之对策

非歧视待遇包括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是许多国际投资协定和与投资有关的协定明确规定的最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标准,也是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关键因素。各协定对其适用的时间范围存在较大分歧,焦点在于非歧视待遇是否适用于投资准入前阶段以及允许缔约国保留哪些例外。     

晚近双边投资条约发展值得注意的几个特点--极力弱化东道国外资管辖权成为趋势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尤其是 90年代以来 ,双边投资条约的迅猛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也成为国际投资的国际法制加快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晚近双边投资条约中许多条款都反映出明显的进一步削弱东道国外资管辖权的意图 ,这些意图不仅表现在对外资准入自由化的提倡和外资保护水准的提高上 ,也反映在投资待遇标准的提高和投资争议解决方法的国际化上。 2 0世纪 6 0— 70年代为联合国大会一系列决议倡导的维护东道国外资管辖权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和规则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这些都是应当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     

论比例原则在有关征收的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开创性适用

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比例原则已经得到了开创性适用,分析表明其将得到进一步扩大适用。比例原则是一个比非歧视原则要求更高的原则,甚至被认为是公平与公正待遇原则中包含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我国新一轮双边投资协定中大都规定公平与公正待遇原则及基本上都放弃了逐案审查权、国际投资仲裁中国际法得到越来越多适用的情况下,比例原则在有关征收的国际投资仲裁领域的适用应该引起我国学者与当局的关注和思考。     

论公平公正待遇与最低待遇标准的关系——兼评RCEP投资待遇规则

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解释往往涉及国际最低待遇标准，但学界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却多有分歧。通过对仲裁实践的总结与分析可以得出，公平公正待遇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使得判断东道国违反待遇标准的责任门槛较高，但待遇的内容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问题。就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而言，当下主流观点认为不需要参照最低待遇标准进行解释。在此情况下，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义务内容宽泛，并且判断东道国承担责任的门槛较低。我国签订的RCEP采用与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的公平公正待遇，但其中部分条款内容模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投资者权利与缔约国义务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缔约国被诉的风险。对此，可尝试通过明确公平公正待遇的义务内容和设置例外条款的方式，以增加公平公正待遇的明确性，对仲裁庭自由裁量空间的限定性以及对投资者权益和东道国主权的均衡保护。     

气候变化与国际投资法应对

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措施,具有国际投资与气候变化间法律交集的性质。国际投资协定在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方面没有为这一交集预留空间,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又具有天然的私人利益保护倾向,因而国际层面的国际投资法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存在着严重问题。国际投资协定必须承载经济之外的伦理和价值目标,并将实现该目标的主要指导原则——＂共同而有区别＂的气候责任原则——具体贯穿于投资保护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中,通过争端解决程序实现这一原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将环境保护纳入国际投资协定的必要性

将环境保护纳入国际投资协定将成为大势所趋,其必要性体现在：国际投资自由化和环保意识全球化互为背景,彼此不可能割裂;投资与环境互有影响,发挥积极影响抑制消极影响成为当务之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要求投资与环境一体考虑,绿色投资成为时世所需;解决与环境有关的投资争端更需要明确的国际规则依据。为此,中国应加强有关规则的研究,在某些实质性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提出符合国家利益的主张。     

TPP环境规则的特征变化及制度启示

TPP环境条款涵盖议题广泛,既有原则性的环境条款,也就具体领域展开规定;既有实体义务条款,也有确保环境义务得以落实的程序机制条款。总体而言,TPP环境条款是环境保护规则的"升级版",是现有环境规则的"集大成者",虽短期影响趋弱,但展示了国际经贸协定中环境规则发展的深远趋势。我国应该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对TPP环境规则及其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全面研究,认真考虑现有的经贸投资与环境制度是否兼容,确定应对措施,积极争取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度性话语权"。     

国际投资领域国民待遇原则适用的例外分析

国民待遇原则作为一项相对待遇标准,其法律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防止歧视性,还意味着适用于本国投资者的所有法律体系都将同样适用于外国投资者.本文通过对国际投资法实践中国民待遇原则适用的例外规定的具体分析,认为国民待遇适用的投资政策性和一致性,势必要求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慎重选择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明确例外规则的重要性,从而制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投资政策.     

简论新一代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一般例外规则

当前国际投资法律制度领域面临最重大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促进外国投资与保护社会和环境两大原则之间寻求平衡。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国际投资协议开始引入"一般例外"条款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通过对"一般例外规则"在新一代投资协定中引入的原因、类型及特点进行分析,可以推想,该举措将鼓励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机构更多考虑国家对于公共利益进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以缓解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国际投资协定和仲裁不正当束缚东道国监管权的担忧。     

TPP国有企业规则及其影响

非商业援助制度、透明度要求和法院对国有企业商业活动的管辖权,是TPP国有企业规则的三个突出方面。非商业援助制度将国有企业与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协定》中的相关规范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专门针对国有企业生产和投资的独特制度,对国有企业发展具有约束作用。国有企业透明度要求复杂而具体,对设立和维持国有企业的政府来说是一挑战和负担。法院对国有企业管辖权的规定,具有限制国家豁免的作用。这些都是中国考虑加入TPP、进行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关注的因素。     

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环境变化与应对

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探索出独特的对外直接投资道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由单一主体向多元化主体、由单一中心向价值链布局优化型多区域中心演进、从低端制造向研发等价值链高端环节投资演进的特征。面对全球化新形势,适应全球价值链重组新趋势,各国投资政策也在做出调整,国际投资规则区块化特征明显,投资争端与贸易摩擦增多。中国应关注国际投资环境和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以"一带一路"为契机,重组国内价值链,构建区域价值链,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     

论NAFTA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NAFTA在吸收和改造国际投资争端解决规则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为了适用本区域内的投资争端解决,它进行了许多制度创新。该机制在如何保持投资者的利益与东道国的义务平衡方面仍存在争议。     

试论TRIMs协议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及其适用

TRIMs协议以多边协议的形式将GATT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引入了国际投资领域 ,但由于对TRIMs协议中国民待遇原则存在模糊的认识 ,造成理论和实践中产生对国际投资领域国民待遇和国际贸易领域国民待遇的混淆。具体分析TRIMs协议国民待遇的产生和性质 ,明确其非投资待遇的性质 ,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适用TRIMs协议中的国民待遇原则     

经济主权原则在投资自由化下受到的限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发达国家掀起了投资自由化的热潮,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卷入其中。基于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各国将不可避免地鼓励和促进对外投资,作为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之一的经济主权原则始终贯穿于对外投资的整个过程,但在投资自由化趋势下,国际投资法制的发展在某些方面限制和削弱了这一原则。一、双边投资条约。双边条约的内容主要包括投资者及投资领域、投资准入、投资待遇及争端解决。在缔结双边条约时,东道国往往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目标做出一些妥协给予外国投资以优惠的投资条件。根据国际法,缔结条约双方必须…     

“亚投行”在突破TPP壁垒中的法律应对北大核心

"亚投行"系中国倡议的首个政府间、区域性的多边金融法人机构,是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环节,亦是中国突破已达成的TPP贸易区壁垒的重要着力点。"亚投行"将重点服务于亚洲区域基础设施的改造与建设,助益亚洲区域贸易、融投资规则的一体化发展。与TPP完善的投融资规则相较,"亚投行"需要完善内部治理规则,建构"贷款投资保险机制"、"贷款争端解决机制"等融投资治理框架,以应对TPP的挑战。     

海外直接投资之中国投资者论证

确认投资者是研究海外直接投资的先决性问题,对海外直接投资中投资者“中国”国籍的认定将直接决定投资准入、投资待遇、国有化和征收、争端解决等一系列与投资有关的问题。笔者将通过解读条约和ICSID著名案例试图对这个基础性概念进行解读。     

我国国际投资地位评析——基于国际投资头寸的考察

我国国际投资总头寸及对外净资产增加与我国经济规模、人均收入、贸易开放度、经济冲击以及资本控制程度呈显著相关性,彰显了大国的国际投资地位,但这种国际投资地位的获得与我国经济失衡、宏观经济稳定性受到冲击以及对外资产负债的结构性风险互为因果。为此必须完善国际投资政策,改善国际投资结构,防范货币错配风险与资本流动风险。     

公平与公正待遇:我国的缔约现状与风险应对策略

公平与公正待遇是东道国政府对外国投资和投资者提供的一种待遇,在理解上存在分歧.国际仲裁庭对公平与公正待遇的要素也做出了很宽泛的认定.在考察我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下简称BIT)缔约实践的基础上,我国缔约存在不足与可能面临的风险包括措辞笼统、缺少限制表述、可仲裁事项宽泛,一旦出现争议,很可能导致不利结果.我国在缔结未来的投资条约时,应当在条约中对公平与公正待遇进行合理的解释或限制,或者限制投资条约中的可仲裁事项范围,或者在出现此类争议时坚持最低待遇标准的合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