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人民安全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人民安全成为安全研究的新范式和价值基点。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宗旨,也是人民群众最普惠的民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其核心内容。人民安全理念不仅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至上的内涵,完善了国家安全体系的内容,而且提供了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思想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维护人民安全,要提升国家安全治理能力,抓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做到坚持人民安全为人民,人民安全靠人民,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总体国家安全教育

当前的国家安全教育,必须是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适应的总体国家安全教育。总体国家安全教育必须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国家安全核心价值观放在首位,必须首先进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国家安全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方面,需要把当前高等教育专业目录中的"军事科学"门类扩充为"国家安全学"门类,并在国家安全学门类下设置十个一级学科。     

总体信息安全观下的国家信息安全保障

在国家安全领域研究信息安全,必须确立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适应的总体信息安全观,既重视当代信息技术领域的非传统信息安全问题,也重视当代信息技术之外的传统信息安全问题,把一个国家的所有信息都纳入国家信息安全之中,构建一个集传统信息安全与非传统信息安全为一体的国家信息安全体系。面对威胁和危害国家信息安全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技术因素与管理因素,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全面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努力发展总体信息技术和信息安全技术,全面加强总体信息安全管理,搞好总体信息安全队伍建设,建立健全总体信息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加强总体信息安全教育,确立总体信息安全观。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意识形态逻辑论析

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内容丰富,构成定位在于两个层面: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意识形态逻辑贯穿于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的全过程、全方位、全要素,既是立足点也是发力点。习近平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基于意识形态是总体国家安全核心要旨的本体维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斗争日益复杂的实践基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把意识形态摆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的突出位置。具体表现为:以意识形态的向心力涵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的定力、以意识形态的创造力增强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的动力、以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彰显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力。     

高校国家安全教育探析——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

国家安全是国泰民安的根本保证,开展高校国家安全教育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新时代大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行动指南。总体国家安全观对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目前在推进过程中仍存在一系列现实困境,亟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借助顶层设计,以加强学科建设为重点,在育人体系、队伍培养、平台搭建、机制保障等方面进行路径探索,实现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向纵深发展。     

习近平新国家安全观及特点论析

习近平新国家安全观的主旨和核心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新国家安全观,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而且从理论层面看,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闪耀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光辉,突出了当今国家安全的新特点、新态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理论特色,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和我国国家安全理念的发展和创新,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新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指导思想。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内涵与时代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科学指南,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也在实践中指导国家安全工作的开展。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提高治国理政水平、协同推进内外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需要,要更加强化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底线思维。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

网络安全涉及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维护网络安全成为我国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重大任务。目前,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网络舆论和网权力的控制已先入为主,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网络战略全面展开,国内一些网络力量作为西方敌对势力的内应力量迅速崛起。为此,我们必须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加快提高网络技术,做到舆论引导有效,净网打击有力,尽快推动网络意识形态由坐而论向现实社会起而行转化,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健康发展,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城市社会安全的全链条治理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现代化,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在各方面全过程坚持系统性思维。风险社会下城市社会风险挑战不断增多,社会安全复杂性增强。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分析,城市的总体性特征是典型的复杂巨系统。城市社会安全治理越是趋近于精细,越是趋向于复杂,并且由于治理对象变化迅速,组织与环境独特性的存在加剧复杂。社会安全治理潜在问题突出且可能产生不良后果,需要走向全链条治理,以此来提升城市社会安全治理的总体性,具体包括提升城市巨系统的敏捷性、增强城市的系统性监测能力、增强社会安全治理的协同性、提升城市社会本体韧性以及构建多层次社会安全网络。     

试论总体国家安全观及其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以往各种安全观理论的合理继承与发展,是对安全观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该安全观的提出是中国国家安全观演进中的一次飞跃,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重要保障,并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定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刑法保障

2020年初,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侵袭,全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类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然而,无论社会关系如何变化,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刑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最后一道法律防线,以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剥夺人的自由、财产、资格、生命等为代价来惩罚现实犯罪和预防潜在犯罪的特性,保护受害人及...     

总体国家安全观嵌入《安全风险评估》课程研究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内涵外延不断丰富,为我国国家安全工作和国家安全治理提供了指南,而开展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凝聚起维护国家安全力量的必要举措。以《安全风险评估》专业课程为例,分析总体国家安全观嵌入大学生专业课程的路径尤为重要,既要分析前提性和必要性,也要阐释可行性和操作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刑法学》课程教学研究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融入新时代《刑法学》课程教学是必要的.《刑法学》总论教学可明确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地位、阐明它的理念内涵和思维方法、厘定刑法在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功能;分论教学应重新厘定危害国家安全罪内涵与范围、重视并重构新危害国家安全罪名体系教学、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价...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警卫工作应对策略

面对国际国内各种新形势和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全方位维护国家安全指明了方向。警卫工作将在这一新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直面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积极探寻紧跟时代发展、适应时代变革的应对之策,着力一大战略、两大战场、三大战术、四大战力、五大战法的前瞻性战略部署,在抵御各类风险挑战的过程中,确保警卫安全万无一失,全力维护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     

《出口管制法》中总体国家安全观原则研究

在多次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我国于2020年10月通过了《出口管制法》,并纳入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原则。该原则与美方在中美经贸摩擦中所提的“国家安全”相比,具有内涵更为丰富、关注国际安全以及关切人民利益等优势,将其纳入《出口管制法》存在一定合理性。但是该原则的适用会受到立法、司法、执法以及国际社会四个方面的限制。为了该原则在出口管制领域的适用,我国应当完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规范司法适用实践、强化执法人员法治意识以及加强国际交流与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