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贸易的开展、整合与统制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陕甘宁边区的公营贸易发展迅速,形成中共公营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这一时期,公营贸易承担着保障供给、稳定金融、活跃市场等多种重要功能,在中共调控边区金融经济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公营贸易的管理与经营面临着一方面需要引导公营贸易主动执行财经政策,落实战时财经意志,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商业活动完成财政供给任务的矛盾,如何平衡两者的身份与利益冲突,是边区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陕甘宁边区通过公营主导与公私兼顾相结合、物资统制与金融管控相结合、强化党对财经工作的政治领导等措施,不仅壮大了公营贸易体系,还重新激发了边区内部市场的活力,大大增强了边区政府对财政经济的调控能力。"公营经济主导+党对财经工作的政治领导"是陕甘宁边区发展战时经济的成功模式,它成为中共公营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经验积累。     

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领导下的难童工作

淞沪抗战爆发后,大批难童流离失所,上海民间难童救济机构纷纷建立,与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难民工作紧密结合。探究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领导下的上海难童工作,可以管窥这一时期党的难民工作和统战工作。     

习仲勋遭遇陕北错误肃反

在阴云密布的日子里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成立后,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从而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1935年5月,陕甘边区的党政军机关移驻甘泉县洛河川下寺湾一带,习仲勋随边区苏维埃     

吴满有运动与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农村经济政策

吴满有是大生产运动中著名的劳动英雄。抗战后期,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起了吴满有运动,号召边区全体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并宣传吴满有方向符合中共农村经济政策,打消农民扩大生产的顾虑,动员和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第二次高潮。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在土地改革中出现"左"的错误,农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中共继续坚持吴满有方向,教育和组织群众恢复生产。吴满有运动是中共鼓励全体农民发展生产、勤劳致富和保存新富农经济的具体实践,是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探索,通过实践进一步深化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清代粥厂失火,竟酿成“杀生地狱”

正贫穷者得到救济是其基本权利,不是被施恩,也不能以整体利益的名义剥夺。光绪三年(1877年),直隶、山西等华北五省爆发有清一代最严重荒灾,史称"丁戊奇荒"。大量难民流入京、津两地,直隶总督遂将天津粥厂增设至12家。当时的粥厂,除了施粥赈济外,还容留难民居住,故而也可视作是临时性的贫民窟。     

抗战时期根据地民主政治的构建与当代中国民主的起源

抗战爆发后边区民主政治的发展前后经历两个阶段。从苏维埃式的"阶级民主"变为参议会式"议会民主",再由"议会民主"过渡到人民代表会议式的"人民民主"。在此过程中,中共通过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建构,既实现了理论创新,也实现了对社会资源的整合,赢得社会民众的广泛支持。特别是中共对边区的治理和民生的改善,以及党领导下"一元化"实体民主与"党派协商"观念民主的运用,使中共的革命行为与现代民主有机融合。这不仅意味着国民党在内战开始前的"先天下之亡而亡",更为中共破解民国以来的民主难题提供了新的可能,并为未来中国现代国家的民主建政打开了一个通道。     

淞沪会战后上海难民的社会救济

淞沪会战爆发后,大批民众沦为难民.上海的难民救济工作在初期很大程度上是由民间团体进行.上海各慈善团体、各旅沪同乡会及其他社会组织纷纷设立救济机构开展难民工作.这对于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保存抗战力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试论抗战时期中共的科技政策及活动

抗战时期，中共不仅颁布了政治、经济、军事纲领，而且制定了一系列科技政策。中共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国抗战的坚固后方。抗日边区的巩固和发展与中共的科技政策密切相关。抗战时中共的科技活动是中共科技事业的始点，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抗战时中共的科技政策对我国现在的经济建设、科技发展也有许多借意义。……     

“革命的学校”:湘鄂赣苏区的互济会

1930年,湘鄂赣苏区的互济会工作开始步入正轨,其首要任务是从经济上救济被难革命群众,除此之外,还开展慰劳伤病员、救济饥荒、救济失业、医疗救助及举行反对白色恐怖宣传等工作。苏区互济会被定位为"革命的学校",以互济工作争取群众,反映了当时中共对互济会功能的认知。同时,作为一个救济组织,其经费的收支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中共对改进措施的探索为中共社会保障工作积累了经验。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斗争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宣传斗争。国共两党的宣传斗争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1937~1938年,国民党利用统战工作中的优势地位,对边区进行宣传进攻,而中共受"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影响,导致应对缺失;1939~1940年,国民党继续内外夹击,但中共随着六届六中全会后对统战政策的修正,着重从教育领域内进行反击;1941~1943年,由于双重政权的结束和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国民党在边区影响趋于弱化,中共对国民党的宣传开始全面清除;1944~1945年,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为了缓解国际国内的压力,国民党再次放开了对边区的封锁,也试图在宣传上重新进入边区,对此中共则毫不妥协。     

组织、网络与社会动员:陕甘宁边区锄奸反特运动研究(1937～1945)

全面抗战开始后,锄奸反特工作对于中共根据地政权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而言。中共在复杂的政治生态基础上,整合原有多个机构,成立了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专门负责锄奸反特工作。受人员有限、任务繁重、地形复杂、信息滞后等因素制约,中共转而从实际出发,发挥其组织优势和宣传特长,探索出以保安处为基础、官僚体系内的锄奸网络,结合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动员,掀起了边区锄奸反特运动,形成了"全民防奸"的治安体系。中共在运动中一方面实现了对边区社会的有效控制,构建起新型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也完成了边区公安政权的组织架构,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权保卫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中共闽粤边区特委机关纪念馆

正中共闽粤边区特委机关纪念馆位于平和县南胜镇邦寮村尪仔山,往东是著名佛教圣地三平寺和风景秀丽的太极峰。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闭幕后,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将中共厦门市委所领导的漳州中心县委与福建省委领导的饶和埔县委及东江特委所领导的潮澄饶县委合并组建成中共闽粤边区特委,直属中央。1934年5月,中共闽粤边区临时特委在漳浦车本成立,1934年8月,在平和县南胜邦寮山召开闽粤边区特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闽粤     

陕甘宁边区公营经济组织研究

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指导下,边区公营经济组织坚持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和相对分散的经营模式相结合方式,与多种经济组织共同发展,大胆实践、勇于创新,战胜了内外困难,成为主导边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为我党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论任弼时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思考与认识

任弼时在负责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工作期间写了大量文章,对边区经济建设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高度总结。本文从战时经济、边区生产和消费的协调性、边区国民经济性质以及边区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等几个方面阐述他对边区经济建设的若干认识,并对他的经济思想作简单的评价。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年陕甘宁边区农贷领导权的演变

20世纪30年代,西北地区的农村经济陷于破产之境地。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决定设立农贷委员会与边区银行作为组织与领导机构,向农民发放贷款,以发展农业生产、恢复农村经济。全面抗战时期,农贷工作最初由边区银行全权负责,但由于缺乏贷放经验,边区银行的领导权被迫移交给边区政府。然而,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农贷的本质属性发生了改变,这促使边区银行与边区政府开始共同决策与领导农贷工作。但在解放战争时期,受战争与灾荒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边区政府与边区银行关于由谁领导农贷工作的问题再起争执,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最终达成合作的共识。农贷领导权从银行到政府,再到二者相结合的转变,反映了中共农贷机制由探索到完善的演变过程。     

61年前涉外刑事第一案

烟台于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第一次解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座重要商埠和海港城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以下简称“联总”）也从上海派人到烟台设立办事处，工作人员于1946年冬到达，其任务是与中共解放区民主政府共同负责救济二战中难民事宜。然而不久，就在烟台市解放近两年的时候，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涉外事件——“杨禄奎事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涉外刑事第一案。     

略论中国共产党在淞沪会战中的难民工作及意义

淞沪会战中,中国共产党以特殊的方式参与了难民的救济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就中国共产党在此次会战中所进行的难民工作及其意义加以分析。     

全面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冬学运动与群众办报实践——以《抗战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冬学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晋绥边区社会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从1940年初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到1945年抗战胜利,由于战争局势变化、政府工作重心转移等因素,边区冬学运动经历了从工作中心边缘到工作中心之一的发展历程。冬学创办初期,群众的"支差"心理与干部的"拉差"行为比较普遍,但在边区政策的强力牵引下,冬学在教学内容、组织形式、作用等方面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群众文化热情不断升温。得益于此,读报不仅成为群众的需要,而且变得可能,冬学运动与读报运动也逐渐合流。冬学是工农通讯员的"摇篮",是基层新闻"短训班",也是乡村黑板报的源头,使"大家办、大家看"的群众路线办报方针在边区三级报网中得到贯彻。     

多方力量的互动与博弈——论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筹建过程

学术界对于"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筹建"的研究,侧重个别人物在其中的贡献或影响,较少涉及其筹建过程以及多方力量的互动.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筹建过程是多方力量互动与博弈的必然结果:考察勤工俭学生的赴法动机、勤工俭学实践的发展状况、法国政府对勤工俭学生的态度、共产国际的救济与引导、个别"布道者"的组织协调等,这个历史现象显示了中共早期组织发展的复杂性.     

朱曼平妙用“三大法宝”书写闽粤边区斗争篇章

众所周知,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曾任中共闽粤边委特派员,闽粤赣边区党委副书记、边区纵队副政委等职的朱曼平,在福建长达十余年的革命实践,可以基本归结为是对"三大法宝"的具体运用。这在中共福建地方史上书写了引人注目的一笔,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