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联合执法的法律基础与制度建构

澜沧江—湄公河是联通中国与下游五国的黄金水道,在区域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湄公河流域频发的犯罪活动,尤其是2011年10月发生在金三角水域的惨案,将联合执法提上了区域安全合作的议事日程。事件发生后,中老缅泰四国通过开展联合巡逻执法恢复了湄公河的国际航运,但相关制度的构建仍在探索之中。四国应依据相关国际法原则,结合该流域的现实情况,参照其他流域和国家的实践,尽快签署联合执法合作协定。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评析

在全球化、区域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成为影响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最为主要的障碍之一。本文分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现状及其影响,并探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之道。     

中资企业在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发展合作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不断推进和国际发展格局的变化,促使发展合作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作为新兴发展援助国,中国的对外援助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将中资企业发展合作的测量指标设置为“企业履行”和“员工认知”,利用“海外中资企业与东道国员工综合调查”(OCEES)中湄公河流域五国中资企业的相关数据,从“企业履行”和东道国“员工认知”两个维度出发,探索中资企业在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合作的成效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湄公河流域五国中资企业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合作的同时,也积极推动了当地社会发展合作。进一步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和企业高管的学历层次是影响湄公河流域五国中资企业履行发展合作的主要因素,而东道国员工的岗位职级和入职年限则是影响其对所在企业发展合作状况认知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认为,在澜湄合作机制的背景下,中国增进澜湄合作需要突破以往从国家行为体出发的一元化发展合作思维模式,从中资企业主体视角出发,将承担项目转变为主动参与,充分考虑“企业履行”和“员工认知”两方面的影响因素,联动国家和国际组织,避免单一化的发展合作方式,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多维度和多元化提供参考路...     

中资企业在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发展合作CSSCI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不断推进和国际发展格局的变化,促使发展合作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作为新兴发展援助国,中国的对外援助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将中资企业发展合作的测量指标设置为“企业履行”和“员工认知”,利用“海外中资企业与东道国员工综合调查”(OCEES)中湄公河流域五国中资企业的相关数据,从“企业履行”和东道国“员工认知”两个维度出发,探索中资企业在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合作的成效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湄公河流域五国中资企业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合作的同时,也积极推动了当地社会发展合作。进一步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和企业高管的学历层次是影响湄公河流域五国中资企业履行发展合作的主要因素,而东道国员工的岗位职级和入职年限则是影响其对所在企业发展合作状况认知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认为,在澜湄合作机制的背景下,中国增进澜湄合作需要突破以往从国家行为体出发的一元化发展合作思维模式,从中资企业主体视角出发,将承担项目转变为主动参与,充分考虑“企业履行”和“员工认知”两方面的影响因素,联动国家和国际组织,避免单一化的发展合作方式,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多维度和多元化提供参考路径。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政治信任度研究

进行了12年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成立时的初衷尚有相当的距离,其中障碍之一是各合作方之间在政治上缺乏信任,而湄公河水资源开发有可能引起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是导致各方政治信任度不高的关键所在。目前,促进合作各方在政治上相互信任、真诚合作和高度重视环境安全至关重要。     

亚洲开发银行与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湄公河流域区域合作在20世纪90年代初重新活跃,并形成了众多国际组织和国家参与的合作机制.其中亚洲开发银行牵头组织的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最有成效的一个.本文试图探究亚行在湄公河区域合作过程中的作用与挑战.     

大湄公河次区域旅游合作的进展、困难与前景

旅游合作是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先行领域,对推动GMS的全面合作意义重大.本文阐述了GMS旅游合作的进展,分析了面临的困难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未来5～10年的合作前景进行了展望.     

泰国与越南在湄公河地区的合作与竞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湄公河地区的经济合作取得了巨大进展.其中,泰国与越南表现突出.泰国和越南在充分利用GMS经济合作机制的同时,试图建立起以本国为中心的合作机制,以扩大其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泰国和越南在湄公河地区的合作或竞争,将决定该地区经济合作的未来.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国际关系学意义解读

以往对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的研究过多地注重了其经济意义,而忽视了其国际关系学方面的意义。事实上,冷战结束以来,GMS经济合作不但促进了GMS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促进了这些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良性互动,反过来又为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本文主要探讨GMS经济合作在冷战后GMS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以及“和谐区域”建设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水外交”视角下的中国和下湄公河国家跨界水资源合作

在跨界水资源合作与国家间"水权力"矛盾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国际机构和部分国家开始重视"水外交",并将其视为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中国与下湄公河国家在湄公河跨界水资源开发中的争端也急需通过"水外交"来解决。本文在对"水外交"研究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将"水外交"定义为"一国政府围绕(跨界与非跨界)水合作项目和‘软水产品’的开发和利用问题,通过技术和社会双层举措来进行解决的外交实施方式",并以此为切入点,通过三个案例分析阐明中国与下湄公河国家跨界水合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同时指出中国"水外交"实施不足的具体原因。本文认为中国应通过完善"水外交"体系,建立水资源合作利益共同体,借助"水资源综合管理"、第三方评估机构以及实施积极有为的"水外交"对外策略,来应对湄公河跨界河流开发中的内外困境。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制度主义观

目前的国际经济合作大多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个体主义的合作观为理论基础.本文批评了新古典主义的合作观,概括了与之相对立的制度主义这一非正统经济学派的合作思想,并以此为基础介绍了一个简单的合作行为模型.根据该模型,本文指出,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不能单一地建立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还要结合各国的实际情况,更多地考虑维持和增进体现在共有的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中的社会资本,为长期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水合作管理: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关系构建新议题

如何和平共享越境水资源一直是跨国流域关系构建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和挑战。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合作管理是理性而共赢的选择,其不仅会促进国家间合作的拓展和深化,更会推动整个区域的合作,从而使国家间获益的程度和范围远远超过河流合作本身所带来的收益。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涵盖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等多维向度。作为最重要的两个次区域多边机制,GMS和MRC作用积极但成效有限,缺乏区域认同的制度安排仍是目前该流域水资源管理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未来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需要提升流域一级的综合合作,加强高级别的政治参与。而中国作为上游国家,也需要从战略高度思考如何发挥地区性大国作用,对共享水资源进行更长远、更系统的管理。     

美日韩强化三边合作对东北亚安全的挑战

在日韩重启“穿梭外交”、美国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地缘政治加速回归的大背景下,美日韩三方合作以戴维营会晤为标志,呈现出首脑会晤机制化、防务合作持续深化、经济合作不断扩展以及意识形态加强联结等特点,东北亚地区阵营化意味明显,地区军备竞赛抬头,地区国家间经贸合作遭到破坏,区域内的安全规范遭到挑战。但要看到,日韩两国实现深度和解仍面临难以克服的阻碍,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存在着“朝核问题”还是“中国威胁”优先的认知差异,奉行经济安全的战略成本考验着美日韩合作,冷战思维也并不被区域内国家所接受。另外,近期中美关系氛围改善,对中日、中韩关系产生了正面影响。我们应理性正确看待美日韩三边合作,保持与美日韩三国沟通对话,发挥元首会晤引领作用,推进民间交流,推动东北亚地区形成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价值规范,推动构建东北亚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湄公河次地区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大湄公河次地区(GMS)合作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相关国家及省区之间的地区性合作机制,是东南亚乃至东亚范围之内地区主义发展的一种表现。本文在简要介绍有关概念及理论的基础上,从国家和市场这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GMS的特点及其定位进行分析,然后重点讨论了GMS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文章认为,国家和市场的作用及其互动,直接决定和制约着GMS的性质和发展。     

印度与新加坡防务安全合作的进展及影响

新加坡是印度在东南亚全方位和最成熟的安全合作伙伴,也是印度最亲密的安全伙伴之一。自提出“东向政策”以来,印度与新加坡的防务安全合作不断深化,主要表现为海军演习的地理范围和内容逐渐扩大,并从海军合作扩展到陆军、空军合作,防务安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国防工业合作潜力较大。地缘因素、政治互信、战略对接和安全威胁是两国加强防务安全合作的重要驱动力。在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印新防务安全合作将不断加强和深化,海上安全合作则是两国防务安全合作的重点方向和支柱。同时,印新战略视野的差异、有关印太地区安全秩序构想的分歧以及新加坡的防务外交传统决定了两国防务安全合作的限度。印新防务安全合作的强化对中国周边海洋战略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中美安全合作浅析

近年来,中美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得到加强,但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相比,仍显薄弱和不足.加强中美安全合作对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和缓解中美结构性矛盾都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为加强中美安全合作,两国媒体应塑造对方的"正面"形象,在交往中形成新的有利于合作的认同;两国应充实合作内容、拓展合作领域、健全合作机制;用新安全观规范中美安全合作.     

印太视阈下美国与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

“印太战略”推出以来,美国与印尼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加速提质。两国海上安全的顶层协调频密,双多边海上联合演习规模拓展,涉海军售与安全援助均取得新突破。美国与印尼强化海上安全合作是两国在印太局势大变动的背景下,基于对自身战略目标、利益的认知和评估而做出的主动选择,其中不乏相互利用制衡中国的考量。但由于两国在战略偏好、印太地区构想及南海问题等方面存在分歧,其合作也存在一定的约束和限度。美国“印太战略”旨在遏制中国在地区秩序中地位的提升,由此美国与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总体上将继续强化,尤其是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不容忽视。     

中国东北亚安全挑战新动态述评

2012年,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出现一系列新动态,中国安全利益面临着种种来自地区层面的现实威胁与挑战。美国在亚太实施“再平衡”战略,是中国在东北亚面临的根本安全挑战。持续升温的中日钓鱼岛争端,是中国在东北亚面临的直接安全挑战。依旧严峻的朝鲜半岛局势,则是中国在东北亚面临的间接安全挑战。面对东北亚地区复杂的安全挑战,中国应...     

非传统安全与中国—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关系——以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开发问题为例

本文论述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的开发既有利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安全,但又会引发利益冲突,这一问题的安全化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安全化是各方利益相互博弈以达成妥协的过程,也是一种合作安全的社会建构过程。通过安全化,在横向关系上,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国家彼此间展开利益的讨价还价而逐渐达成妥协与合作;在纵向关系上,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权益得到国家的关注。但本文也同时指出,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水资源开发争端最终走向去安全化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它与安全化过程构成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