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冀鲁豫区“归队与参军”运动研究

作为解放战争时期华北地区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参军运动,1949年冀鲁豫区"归队与参军"运动面临着劳动力减少及此前动员参军中各种遗留问题等困难。冀鲁豫区党委在运动中坚持了"归队"与"参军"须同时进行、防止强迫命令、不提倡超额完成任务、"归参"与生产相结合等原则,纠正了过去工作"过急过快"的偏向。虽然冀鲁豫区党委在运动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但总体上保持了同群众的密切关系,在乡村中资源已较枯竭的不利情形下完成了"归参"工作,也探索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良性互动的道路。     

近代以降国人文化心态的嬗变

近代以降,国人的文化心态经历了重大的起伏和嬗变。在近代之前,大致延续了过去数千年形成的文化自信甚至与"天朝上国"相联系的某种程度的文化自傲心态;自鸦片战争开启中国近代史之后的约半个世纪里,洋务运动的兴起表明了传统文化无法回应现实挑战的危机,国人的主流文化心态退却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体""用"割裂在进一步的国家衰亡危机面前终至无法延续;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国人又尝试了制度改良和制度革命,但国家之内忧外患没有解决,再加上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形成了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知识精英群体对于中国文化呈自卑、自弃心态;今天的中国已经走上了重建中国文化自信之路。国家力量的兴衰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是文化心态嬗变的最主要动因。     

现代国家建设与乡村社会管理的演进逻辑——转型乡村社会管理的基础重建与机制创新问题探讨

中国乡村社会管理的实践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与组织基础,同时社会管理又必须呼应国家治理的时代诉求。在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管理依存的文化与组织基础解体,管理机制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利益冲突加剧、社会矛盾增多。由此,必须在充分解析当下国家治理诉求与乡村治理逻辑的基础上,重构管理的社会与组织基础,建立起"多维、复合式"的社会管理机制,以应对转型乡村的稳定发展诉求。     

集体化时代电影进村与乡村话语革命化——以侯家营、沈家村为例

集体化时代,国家推行电影下乡、进村政策,积极发展农村放映网,建立农村放映队,普及放映。露天电影逐渐登上乡村娱乐舞台,得到乡民认可,给人们留下了美好回忆,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乡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侯家营与沈家村的案例表明:露天电影不仅带给农民科普知识、文化娱乐,同时也带有主流政治文化的渗透,使乡村话语渐趋国家化、革命化。在电影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中,农民具有自身的行为逻辑,乡村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与需求的契合与交集。     

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而乡村文化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灵魂工程。因此,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目标指向与动力基础,要置于乡村文化振兴的语境中去理解。国家利益、市场需求、创新、竞争与交流等多重因素构成的动力基础,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现实驱动力与可能性。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乡村文化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其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农耕文化传承、文明乡风培育、乡村文化产业市场化等方面仍面临现实挑战。为此,要从乡村文化生活、乡村文化内容、乡村文化观念、乡村文化产业等角度出发,探索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新路径,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积累与推进:农民上访研究综述

维权范式下的农村上访研究沿着"利益-维权"路径与"正义/公平-维权"路径展开,聚焦农民上访的行为逻辑。但因强调维权的抗争性、忽视国家在上访中的作用遭致治权范式的批判。税费改革后国家与农村社会在各个维度上的关系变化,农村内部村民的文化意识与人际关系变化,增添了农民上访的复杂性。维权范式聚焦非正常上访、关注乡村治理与农民上访的关联机制。但因对非正常上访的过度关注、国家/基层政府为中心的研究导向遭致后来农村上访研究的批判。治权范式之外、乡村治理视角下的农村上访研究通过建构上访者类型、转换研究角度、整合治权与维权分析思路的方式推进农村上访研究的深度。笔者认为在上访农民的有限理性与上访农民所嵌入的文化与事件情境两个方面,可以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视域下的农村上访研究。     

文化建设为乡村振兴铸魂——以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为例

正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是世界25首优秀民歌之一《龙船调》的故乡。近年来,柏杨坝镇在脱贫攻坚的大决战中、在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下,依托优美的生态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乡村文化积淀,坚持改革创新,坚定文化自信,在传统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积极探索,在与经济深度融合中大胆实践,聚力文化建设,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了精神支柱和文化滋养,文化"软实力"成为乡村振兴的"硬支撑"。     

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实施路径研究

正在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经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抓住农村文化之根,才能给乡村经济发展带来持续动力。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的实施,需要对本土民族乡村文化进行详细梳理,以民族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为基调,延续民族地区乡村文化脉络,寻求可行性创新发展方式,     

全面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冬学运动与群众办报实践——以《抗战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冬学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晋绥边区社会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从1940年初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到1945年抗战胜利,由于战争局势变化、政府工作重心转移等因素,边区冬学运动经历了从工作中心边缘到工作中心之一的发展历程。冬学创办初期,群众的"支差"心理与干部的"拉差"行为比较普遍,但在边区政策的强力牵引下,冬学在教学内容、组织形式、作用等方面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群众文化热情不断升温。得益于此,读报不仅成为群众的需要,而且变得可能,冬学运动与读报运动也逐渐合流。冬学是工农通讯员的"摇篮",是基层新闻"短训班",也是乡村黑板报的源头,使"大家办、大家看"的群众路线办报方针在边区三级报网中得到贯彻。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与健康社会心态的培育

正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宏伟目标,指出要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同培育成熟健康的社会心态是密不可分的,成熟健康的社会心态作为文化生产力的重要标志和文化强国的体现,既是国家实力的象征和支撑,也是我国在新的     

“礼治”观念回归的法治意义解析——以民国乡村自治立法为例

晚清"西法东渐"运动中受到冲击的"礼治"观念,在民国地方自治立法当中悄然回归。这一近代中国法制改革的片断启示我们:应当秉持文化自信观念,认识传统法律文化的"自在性"特点,发掘其与中华民族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生活的历史联系,重视以"礼治"观念为思想内核的习惯法和伦理法在法治建设当中的道德支持和规范引导功能,正视外来法律文化的冲击,充分吸收传统乡村治理法律文化的精髓,促进当代的乡村治理法治化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     

新时代中国乡村文化自觉探析

文化自觉是文化主体对乡村文化起源、发展、当下状态和未来趋势的理性认知,是一个集传承、实践、创新于一体的文化自省行为,可以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时间与空间三个维度探寻乡村文化自觉的发展路径。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生存方式和生活样态的综合反映,深入探究乡村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乡村社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做出新作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很大制约因素在于广袤的基层。中国古代基层治理有着较为丰富的借鉴资源。纵观中国历史发展,乡绅阶层处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独特的社会角色,成为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他们是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者,是社会公共权力结构的主导者。"乡绅之治"作为传统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在平衡国家权力、促进基层自治,节约行政成本、创造社会财富,构筑乡绅文化、凝聚乡村力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乡绅文化不复存在,但乡村不会因现代化而消失,乡村治理是一个需深入研究的现代化命题。推进乡村自治,是今天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生态旅游背景下乡村连锁酒店经营模式研究——以都江堰熊猫驿站为例

随着旅游经济、假日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社会竞争的不断加强,为了减轻压力,人们渴望回到恬静舒适的环境去感悟大自然,调整心态、放松身心,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四川省都江堰市虹口乡在创建国家乡村度假旅游示范区的过程中,依托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抓住地震灾后重建机遇,创办了连锁乡村酒店——熊猫驿站。这种"公司+学院+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值得我们认真去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南土改时农村工商业家心态分析(1950—1951)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苏南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村工商业家的心态与政府的政策行为有着紧密联系。随着政策制定、实施和舆论环境的变化,农村工商业家的心态也发生相应变化。1951年前,农村工商业家多有负面情绪,1951年春后心态有所改善。这种心态变化缘起于政府政策行为对农村工商业家社会认同感的深度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对农村工商业群体价值认同程度的差异,使得农村工商业家形成了两种完全相反的心理因素,也影响了后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以文化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度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上下功夫、出实招。充分发挥文化的功能和作用,以文化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动文化建设与乡村治理现代化有机融合,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路径研究——以运城雷家坡村德孝文化建设为例

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进入了治理有效的新阶段。长期以来,农村妇女在乡村治理中参与程度较低,为此,运城雷家坡村以德孝文化建设为载体,吸引农村妇女广泛参与乡村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德孝文化建设通过农村妇女个人、家庭与村庄的结合点,以生活性和内生性的德孝文化建设为载体,以妇联会、妇女志愿服务队及其他组织建立了德孝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发挥农村妇女对建设幸福家园的重要作用,探索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推进乡村软治理的路径研究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加速了传统村落的衰败和乡土文化的消逝,带来了乡村社会发展变迁中的治理困境,使得与传统直接管控的硬治理模式不同的间接嵌入的乡村软治理进入了现实语境,而注重文化重建的新乡贤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乡村软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需要。从乡贤回归的现实背景及其所蕴含的治理逻辑可以发现,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新乡贤在获得村民认同的基础上嵌入既有治理结构,有利于纾解乡村治理困境。但在推进乡村软治理的过程中,要规避通过政策特殊化来达到"培育"新乡贤的不当举措,避免简单硬性地将新乡贤作为上级政策和价值观念的传声筒,避免脱离实际的"一刀切"和过度理想化行为。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重塑的必要性、困境与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又一重大战略性举措。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在城镇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文化面临城市文化的冲击,日益呈现出衰落之势。从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和未来维度的视角分析,乡村文化重塑的必要性显而易见。重塑乡村文化应从重塑农民的文化价值观、促进乡村文化发展、培育乡村文化建设者的主体意识、建立"四位一体"的乡村文化治理模式等方面着手。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脉络——家族势力、国家权力、民间力量的相互盈缩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产生的.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培育了乡村"政治场域"中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国家权力、家族势力和民间力量,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三股力量的互为盈缩.在1949年之前,虽然这三股政治力量从未停歇过博弈,但是家族势力基本上处在乡村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加快了向乡村渗透的步伐和力度,很快主导了乡村政治生活.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国家权力开始有限地退出乡村,乡村的民间力量开始崛起,并且逐渐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