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边界范围与政府职责

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不仅可以有效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还能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近20年来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虽然大量的城市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都可以通过私有化的形式进行提供,但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并不完全由其公共物品的经济属性决定,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边界还受制于城市政府权力的边界,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边界与程度,会受到城市政府权力的诸多短边的限制.有效推进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需要科学设定私有化的方法程序,并要求城市政府履行应尽职责.     

关于党内权力监督的几点思考

“共产党要受监督”是由我国公共权力的独特性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即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 ,这样我国的社会公共权力基本上由四大主干组成 :中国共产党权力体系、政府行政管理权力体系、经济管理权力体系和社会权力管理体系。其中党权力的触角伸展到了社会公共生活的每一角落而具有全面性和总体性。党的权力既然是公共权力且具有全面性和总体性 ,其权力必然具有由权力主体自我扩张的倾向而使政治权力无限扩张的属性。因此 ,党内权力监督是关系我党、我国政治体系稳定和政治秩序正常运转的重要问题。至于如何进行权力监督制约 ,西方的政治思想…     

公共权力的“二次违规”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深入发展,公共权力出现了“二次违规”的现象;克服公共权力“二次违规”,促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必须正确界定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范围,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     

市场经济对政府的新要求

我国正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中，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必然会对政治体系提出多种要求，需要公共权力的运行作出相应的变革，从而确保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社会政治条件的产生和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的公共权力必然以有限政府的形态呈现，这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由政府公共权力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     

公共权力意识与服务型政府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意寓有赖于解析和建构,虽然公共领域改革一直没有停止,但公共权力意识从未得以充分地激发,许多人追求公共权力却带着模糊的公共权力意识,甚至只有私权意识,这是公共权力异化的深层原因.公民的公共权力意识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语境基础,公共权力意识的觉醒既是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社会前提,也是它的过程指向,应充分地激活公民的公共权力意识,对于公共权力,公民有责任去建构它、维护它,如同爱护私权一样去爱护它.     

治理部门利益膨胀的对策

依照建立“强政府下的市场经济”总体目标,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依照“强政府下的市场经济”总体目标,改革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那一部分政治体制,强化国务院的权力,削弱部门权力。尤其是权力过于集中的部门的权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宏观管理,弱化微观干预,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把有限资源转移到公共产品与服务上。     

论非常态下公共服务问责制的构建与完善

非常态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与供给相对过剩之间的矛盾,极易导致非常态公共服务危机。这就需要建立健全非常态公共服务问责制。当前,完善非常态公共服务问责制,需要着眼于确立多元化的非常态问责主体,规范非常态公共权力,提升非常态公共需求表达与公共服务回应能力,重构非常态政府业绩与责任评估体系和加强非常态问责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     

基层政府服务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角色归位

农地"三权分置"是时代赋予基层政府的基本职责与中心任务,是基层政府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与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其要求基层政府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以公共服务理念为指引,以强化农村公共服务职能为关键,遵循农地产权制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政府发展的基本原则,合理调适与定位自身角色。囿于政府双重利益属性、公共管理职能重心偏离、公共服务职能薄弱及相关法律规范缺失的制约,实践中政府管理者角色越位与服务者角色缺位现象仍普遍存在,忽略了服务才是基层政府公共管理的本质,严重制约了改革进程的顺利推进。基层政府应按照"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调适自身角色定位,确立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服务行政理念,规制基于资源与权力优势的越位行为,强化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将角色调适到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农民合理化要求上来,真正实现农村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平、公正配置,实现基层政府服务角色的合理归位。     

转型期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调适——以国家和社会关系为视角

转型期意味着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由社会国家化逐渐向国家与社会竞合阶段过渡,意味着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合理定位。然而在社会转型的实际过程中,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定位还不甚明晰,边界模糊。因此,厘清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对传统的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加以调适,乃是转型期社会的重要任务。     

权力与权利之错位及其矫正

在政治领域,权利和权力是以利益为纽带的辩证统一关系。权力是权利的让渡,权力是为权利服务的。在公共领域中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在经济领域中使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充分发挥,在公民社会中公民监督机制全面加强,三者相互制衡,实行社会和谐发展。     

公共管理与公众舆论

自18世纪开始兴起的公众舆论推动了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形成,而20世纪公共管理的勃兴正是这种民主思想体制化的必然结果。对于公众舆论的理性与非理性认识分野,受制于背后复杂的权力博弈。在近代公众舆论观向现代公众舆论观转型的过程中,公众权力论逐渐让位于管理控制论。由于国家-市场-市民社会的关系失衡,当代公众舆论面临着环境危机。在目前善治的要求下,公共管理从公共利益出发,必须以保护公众舆论的自由和多元为己任,确立自身被监督者、反馈者和配给者的多重角色,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论公共空间与公共管理

公共空间与公共管理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公共空间的构建和扩展源自公共管理职能的改变,而公共空间的变化也反过来促使公共管理范式变迁.浙江近三十年来公共管理实践经验表明,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导致原来单一的公共权力空间转变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多元公共空间,而公共管理方式的转变,促使公共空间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空间的深度得到极大延伸.因此,从公共空间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公共管理的未来,其关键方向在于进一步拓展公共空间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制度创新搭建各种利益主体沟通交流的平台,平衡利益冲突和矛盾,体现公平和正义的价值.     

公共需求管理与公共服务标准化

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是与公共需求的变化相适应的。本文把人的需要分为生存型需要、安全型需要、享受型需要和发展型需要。中国目前公共需求正从生存型向安全型、享受型、发展型转变,政府公共服务精细化、标准化是这一需要变化的必然要求。政府应通过了解需求、整合需求和引导需求,推进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Public Value Governance: Moving Beyond Tradi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A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movement is emerging to move beyond tradi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 new movement is a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of a networked, multisector, no‐one‐wholly‐in‐charge world and to the shortcomings of previous public administration approaches. In the new approach, values beyond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and especially democratic values—are prominent. Government has a special role to play as a guarantor of public values, but citizens as well as businesses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re also important as active public problem solvers. The article highlights value‐related issues in the new approach and presents 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 to be pursued if the new approach is to fulfill its promise.     

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与法国公共行政的现代化

本文基于胡德(Hood)的新公共管理思想和霍尔(Hall)与赖特(Wright)的新历史制度主义观点,分析了法国最近的几次改革及其相关理念,认为如果不同的政府都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来解决相似的问题,那么,改革的具体内容则依每个国家自身的环境,或先天条件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