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与造反派──“文化大革命”中的矛盾现象分析

工作组与造反派──“文化大革命”中的矛盾现象分析魏宪朝“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决非偶然。但也决不能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从初期工作组与造反派的对立现象来看，它完全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从新中国建设史角度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和进步,而是党和毛泽东在领导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等问题认识的失误,逐渐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思想中介,靠“抓革命,促生产”的方法来建设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最终导致生产力被人为破坏,社会正常发展进程也被扭曲的一场长时间的以社会动乱为表现形式的政治运动。因此,从新中国建设史角度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对于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非常必要的。     

“文化大革命”的下限应是何时

“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的热门。学术界一般认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也有人主张“文化大革命”的下限应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尹俊忠、李兴革在1990年第7期《党史博采》上撰文认为,上述两种观点不尽合理。“文化大革命”的下限应是党的十一大。     

彻底否定“文革”是辩证唯物主义否定观的根本要求

“‘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定论,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但是,在整党中,有的人仍然千方百计地对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进行辩解,他们祭起的法宝之一就叫做     

怎样理解不是十一大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扭转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文化大革命”是我党历史上发生的一次严重的“左”倾错误。这个“左”倾错误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给全面清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创造了条件。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重申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但是,当时由于党对全面清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不够,特别是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还继续犯“左”的错误,以致这次大会没能做到     

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动因,是“文化大革命”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难点。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曾有过如下论断,即:在1957年至1966年期间,一是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二是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三是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四是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仅就发动“文化     

两次奇异的“党代会”

说来人们不会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地方代表会议不是党自己主持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竟有相当数量的党外人员参加。然而它却是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衡山县就召开过两次这样奇异的“党代会”。一、两次“党代会”召开的背景 1968年10月13日至10月31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当时,“文化大革命”内乱已登峰造极,大部分党的基层支部处于瘫痪状态。然而,八届十二中全会精     

十三、内乱与迷误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中国社会经历了整整十年的动乱岁月。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个动机并非毫无缘由: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起了国际共运内部的思想分歧,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反社会主义浪潮。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后果恶     

高瞻远瞩邓小平

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文化大革命”，不少领导干部还没有从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左”的指导思想中摆脱出来。同时，也有一些人利用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社会主义建设发生失误，提出让中国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右的主张。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经历曲折后如何向前发展？今后中国走什么道路？是人们遇到的头等困惑。     

“三个代表”:背景、涵意、意义

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决不是偶然的。他是站在世纪之交、千年更替的历史制高点上，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大局，旨在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重大时代课题，因而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深刻的理论内涵，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必然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上，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２１世纪中国的复兴大业和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党的制度建设的历史与经验教训

高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是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鲜明地提出了高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思想,反复强调“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强调从制度上建设党,是邓小平党的建设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大发展。     

一九六一年春毛泽东在广东的调研及其启示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他还在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党的历史证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调查研究,充分听取意见,集思广益,是实现“三个代表” 的重要保证。     

为什么说我国经济建设中的挫折和失误,并不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造成的?

新中国成立40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也确实发生过一些挫折和失误,包括象“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失误,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损失。但是,这并不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造成的。新中国建立后,我们铲除了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们正是依靠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共     

从历史档案透视大转折的曲折历程(上)

从粉碎“四人帮”开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中,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这时,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 的错误。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 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的错误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阶段的历史档案中,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画面:     

邓小平理论的孕育阶段

从党的“八大”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的孕育阶段。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外均处在谋全局的“副帅”职位上。邓小平一贯实事求是,善于独立思考,提出了许多建设社会主义的意见和办法。邓小平协助毛泽东全面处理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问题,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治党、治国、治军经验。     

论我国治国方略的两次重大突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治国方略经历了两次重大突破,第一次是从变动不定到法治的突破,第二次是从法治到法治和德治并举的突破。 第一次突破发生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它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实现的。 作为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对我国治国方略进行过可贵的探索。他是法治的倡导者,领导我国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和其他一系列法律,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石。同时,他也是德治的倡导者,并在道德建设上有许多重大建树。形成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德治思想体系。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后期,我国的治国方略出现反复,回到过去人治的老路。“文化大革命”便是人治造成的严重后果。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在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思想矛盾及其变化

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71年9月13日,中国发生了林彪集团因策动反革命政变未遂而叛逃国外的重大事件。事件的发生使经历了五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首先,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从而使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契机开始产生。严峻的政治现实,使毛泽东不得不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发动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也使他必不可免地要在政治上重新依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排斥的一些老同志。九一三事     

第八讲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年代

学习要点: 了解“文化大革命”发生、发展的进程及给国家带来的沉重灾难,认识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的领袖;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危害,认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的重要性。     

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年发展农业三种思路的变动轨迹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发展农业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思路。第一种，通过组织上合作化、集体化，思想上加强社会主义教育，直至发展到狠抓阶级斗争等传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发展农业的思路。它在中国的突出表现形式就是人民公社，在“文化大革命”中则主要体现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第二种，来自于第一种思路但又不拘泥于它，而是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实践的规律、按照群众的要求有所改正的思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思路基本上只能在人民公社框架内，扛着“农业学大寨”的旗帜，通过维护60年代初期制定的“农业六十条”，来稳定农业生产…     

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新起点

正党的十九大最重要的一个理论贡献,就是提出和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把它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成为全党的行动纲领和实践指南。如同历史上任何一个思想理论体系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一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至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以党的十八大为节点,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