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司法中“人治”模式——从元杂剧中透视

《元剧选》中以及明代的公案剧在原则上赞美清官司法的同时 ,不经意中也展示了这一司法人治模式的一系列局限 ,展现了这一模式的另一如今容易为人忽视的侧面 :司法错误的严格责任 ;但这种严格责任不仅很难带来司法的改善 ,相反 ,在一定条件下 ,反而可能促使古代的司法官员更不负责任     

浅谈新形势下消防安全“户籍化”监督管理工作

本文结合实际,就各级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如何做好“户籍化”消防安全管理工作谈几点意见.     

“债权物权化”之范畴厘定

“债权物权化”由来已久,但其内在机理却鲜有深究。“债权物权化”现象域呈现出随意、散漫的泛化之势,此种“合并异类项”的发展趋势极易消解债物二分体系和债权物权区分理论。基于对德国学说的继受和发展,“债权物权化”系指债权具有部分物权特征。“债权物权化”与“债权物化”存在根本差异,后者对应债权的财产权客体面相,此时“物化”的债权具有全部物权特征。以继受保护不构成债权物权区分的特征为限,尤应注意“债权物权化”与“债之随物化”之间的区辨。在重构物权特征的基础上,“债权物权化”仅涉及相对性面相下的合同债权被赋予对标的物权的处分保护。“物权化”构成法政策介入私法的媒介,受比例原则制约,在方法上宜谨慎运用。     

“化”掉的是钱 “化”不掉的是恨——“民事诉讼刑事化与和谐社会之冲突”研讨会在京召开

一个向生产“毒奶粉”的厂家索赔的消费者却被以诈骗罪提起刑事诉讼，一个民营企业家卖的是自己家的厂房却被提起刑事诉讼，一个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却被公诉机关以挪用资金罪和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诸如此类本该属于民事诉讼领域的经济纠纷被越来越多地刑事化，一场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战斗”．正在愈演愈烈。     

“亲亲相隐”刑事立法化之倡导

亲亲相隐作为一项具有中华法系特色的法律制度,曾为历代法律所传承。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却销声匿迹了。重构亲亲相隐制度,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在阐明亲亲相隐制度合理性与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刑事立法引入亲亲相隐制度的构想。     

浅谈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化”表现及危害

非法经营罪是在投机倒把罪的基础上,增列的新罪名,学界争论的焦点是非法经营罪是否又是新增的口袋罪。本论文在对非法经营罪＂口袋化＂表现基础上,论述了非法经营罪的三个方面的危害。     

浅谈全国人大代表议案的“泛法律化”

全国人大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和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代表所提的议案对政府决策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但当前人大代表议案出现了"泛法律化"的趋势。本文从"泛法律化"产生的概念、特点和种类入手,分析了人大代表议案"泛法律化"的原因和危害,并就如何避免"泛法律化",促进议案的科学化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被害人保护”与“刑罚轻缓化”：刑事和解不能承受之重

＂被害人保护＂与＂刑罚轻缓化＂在刑事和解中互为条件,相互作用,成为刑事和解的两大功能。然而＂被害人保护＂与＂刑罚轻缓化＂的产生原因与适用范围均不相同,旨趣各异,将二者试图融合在刑事和解一项制度之中,将直接影响到刑事和解制度本身的正当性和妥当性。宜分化刑事和解的功能,通过不同的途径分别实现＂被害人保护＂与＂刑罚轻缓化＂。     

人民调解“司法化”之反思——以人民调解司法确认程序为视角

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纠纷的重要解决机制之一,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是影响多元化纠纷机制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为此,本文从人民调解司法确认程序出发,探讨人民调解"司法化"趋势的实质,进而反思人民调解"司法化"与调解本质的关系。     

浅析民法、行政法与经济法关系之立论前提——试从“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与民法现代化、行政法现代化关系角度思考

民法、行政法与经济法的产生、定位关系密切,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法律往往被分为公法与私法。"这种划分在大多数大陆法系法学家看来是基本的和必要的,从法律制度的整体来看也是明确的。"作为民法的上位概念的私法与作为行政法上位概念的公法之间,正在经历着被称为"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的过程。对此现象,不同学者从各自的角度给予了各自现代化意义的解读,本文试从关系角度,结合相关观点对相关问题进行思考。     

我国“宪法司法化”路径问题之思考——基于刑法裁判规范建构之法源视域

宪法司法化问题研究,不应被政治化。尽管在现行中国宪法框架内,宪法无论是作为裁判直接法律依据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还是作为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都缺乏宪法制度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法不能进入司法裁判领域。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路径就在于在普通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司法诉讼中,宪法作为裁判规范之重要制定法法源,与其他法源一起被纳入了具体案件裁判规范的建构过程,并构成了司法裁判中价值判断的核心部分。宪法作为配置国家权力并规范其运行从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法,在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能缺位。     

涉诉信访的“问题化”逻辑与治理之道

涉诉信访在当下中国俨然已经成为关涉政治大局、社会稳定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被广泛地视为一种严峻的社会危机而予以问题化,并因此成为全社会的攻关对象。但是,直观地将涉诉信访问题看作主要是司法部门自身问题产物的观点是不周延的,也不利于寻求有效的对策以应对之。对涉诉信访问题的成因应采取系统论的分析进路,在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国家机构系统化处理社会纠纷流程的实证分析中去发现涉诉信访问题的真相:信访问题不过是弱势群体民生困境的制度性反射。因此,应以制度创新和综合治理应对涉诉信访问题。     

“家化内讧”中不该沉默的沉默者

上海家化集团资方与管理层的人事斗争事件近日引发市场广泛关注。15日,该股复牌全天维持跌停,统计显示,在13日、15日两天下跌中,以44835万股总股本计算,上海家化累计蒸发48.96亿元市值。     

“红色管家”何以管用?——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的破解之道

【问题】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常常陷入命名式、标签式伪创新,不仅无法实现“给社区减负增能提效”的目标,反而造成基层治理的低水平重复。在各类创新琳琅满目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使基层治理创新更具持续性,并且规避“内卷化”风险?【方法】本研究以S区“红色管家”项目为个案,该项目初期面临多方面的内卷化风险,但最终通过创新走出一套有效的社区治理之道。我们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跟踪了“红色管家”项目的运作过程并结合多种定性资料进行分析。【发现】(1)如同诸多政府主导的基层治理创新项目一样,“红色管家”在项目初期也面临观念、利益以及组织等多方面的“内卷化”风险;(2)项目实施过程中逐步呈现出的实体化、制度化、专业化和协同化的特征,保障了“红色管家”项目创新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可持续性;(3)能否规避基层治理创新的“内卷化”风险,根本在于基层党组织力量能否成功嵌入项目全过程,发挥引领创新的核心主导作用;(4)党建引领下多方创新主体的协同、合作与调试,观念、制度与技术的融合,构成了制度创新能否突破“内卷化”困境的关键。【贡献】本研究梳理了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问题的表征和成因。通过对“红色管家”项目案例的分析,本研究阐释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机制,指出破解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困境的关键在于新合作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     

从“亲亲互隐”到“亲亲得相首匿”浅谈汉代法律的儒家化

"亲亲互隐"出自于春秋末期孔子的《论语·子路》。经过历朝历代的继承和发展,到了儒学备受推崇的两汉时期,以"亲亲得相首匿"为首的原则成为汉律中的刑法适用原则正式确立下来。汉代将"亲亲互隐"观纳入法律并进一步阐释与发展,突显了儒家的"孝"的观念,礼法得到了很好的结合,法律开始呈现出儒家化的趋势。本文对"亲亲得相首匿"等原则进行分析,找出汉代法律中隐藏的儒家思想的成分,以解读汉代法律儒家化。     

“中罪中刑”的刑法结构之提倡——对“严而不厉”的一点质疑

"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是我国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末综合世界上主要国家对罪刑配置深入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刑法结构。该刑法结构从入罪和刑罚的角度上提出了我国刑法应当向"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靠拢。但是,在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严而不厉"需要反思和进一步发展。"中罪中刑"的刑法结构值得提倡。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与欧洲法院司法能动之比较——为什么慎谈世贸组织“司法宪法化”

关于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欧洲联盟"宪政"的关注度日见高涨,其中,不乏将"司法造法"视为世贸组织制度"宪法化"引擎"的"司法宪法化"学说。但在政府间国际组织内谈论"宪政",不得不保持审慎的态度。比较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澄清规则、填补规则、引入规则的司法能动,与欧洲法院的实践有本质的不同,其能动性的发挥有显著的特殊性,不得不区别对待、具体分析。     

对“刑事判决趋重、存在重刑化倾向”观点之反驳当前刑事判决严厉程度实证研究

在刑法学界，认为当前我国刑事判决量刑趋重、存在重刑化倾向和重刑主义的观点较为普遍，但是这些观点均未经实证检验。而以《全国司法统计公报》和《中国法律年鉴》公布的有关数据为依据进行的重刑适用率、缓刑适用率、免于刑事处罚适用率、经济犯罪重刑适用率、上诉率实证分析表明上述观点并不成立。上述观点被证伪，将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诸如“严打”等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问题。     

废止齐案“批复”是宪法适用的理性回归——兼论“宪法司法化”的理论之非与实践之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齐玉苓案的批复从2001年8月高调出台,到2008年12月黯然废止,历时7年有余。伴随批复一度风行于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宪法司法化思潮,如今也应该寿终正寝、冷静反思了。客观而论,批复的出台和宪法司法化的盛行作为现阶段中国宪政进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对推进宪法适用、强化宪法权威这种社会呼吁的积极回应,但其本身却是缺少理性思考和实际合理合宪性考量的,所以,废止批复是宪法适用的理性复归。     

狱政制度近代化转型过程中对传统的短暂“回归”——梁启超狱政建议的提出与实施

财力与人力资源的不足，始终制约着近代中国狱政的发展，对西方监狱体系短暂的移植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刑罚规训机制。为此，在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后，出现了对传统刑罚体制“回归”的现象。对梁启超司法建议予以实施的时间虽短，但影响巨大，它意味着执政者开始从刑罚资源的传统与继受两方面考虑近代狱政制度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