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法家思想对当代中国立法的积极意义

形成于战国初中期的法家学派根据时代的特殊需要,立足现实,提出了许多经世致用的政治法律主张,为结束中国分崩离析的乱世局面,实现大一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秦朝的覆灭和儒学的不断发展,法家学派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渐渐为人们所淡忘。但是,致力于依法治国的今天,作为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学派,法家思想不得不再次引起我们的重视。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当前,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党和全体人民的共识和努力的目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依法治国两方面的关系是相互影响、促进的.依法治国是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根本路径、重要保障、必由之路,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要坚持和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因此,新形势下,必须要充分发挥其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的作用,也是解决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求解决依法治国过程中所存在的多个瓶颈问题.     

作为法律工程学的法家学说

在自然科学领域,早已形成了理学与工学并立的知识格局.在法学领域,按照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分野,则可以形成法律理学与法律工学的并立.法律理学侧重于法学基本原理的探究,可以称为理论法学或法律理论.法律工学主要在于实践与运用,它追求的目标是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法律工学就是法律工程学,也可以理解为实践法学.先秦法家学说主张以法治国,并强调通过以法治国实现国家富强,具有法律工程学的性质.至于法家第三期,则可以视为法律工程学的典型样态.阐明法家学说作为法律工程学的性质,有助于厘清法家学说与法学的关系,亦有助于法学知识体系中法律理学与法律工学二元格局的形成.     

显隐之间：百年中国的“新法家”思潮

自清末以降，“新法家”作为一种法政思潮，已经或隐或显地流淌了一个世纪。“新法家”思潮中“隐”的一面，主要体现在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沈家本、陈独秀、吴虞等人的著述中；“显”的一面，主要以陈启天为代表。从“新法家”的角度，可以有效地解释从“富强”到“发展”的主流观念史。“新法家”法政思潮在现代中国的兴起，既是“新战国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法政实践。     

中国法家道德法律化研究

本文在对道德法律化进行一般性阐述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古代法家法治学说产生的深刻背景,有助于对法家道德法律化的研究,克服长期以来对于法家道德学说的冷漠与回避态度,有助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     

法家思想与中国古代刑讯制度

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以重视口供以及与此相关的刑讯逼供为其突出特征,其中刑讯逼供历经战国时期的发展至秦朝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断狱手段,这与法家思想的理论支持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法家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重刑主义思想为刑讯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理论支撑。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简要的论述。     

略论近代“新法家思想”的特点

在近代,为了追求救时和富国强兵的目标,中国的思想家们发现以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先秦法家思想与西方先进的法治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他们认为法家法治思想的复兴是中国起死回生之道。先秦法家法治思想在近代的再生不是复古,而是新生,是返本开新,是以西释中,是在未瓦解原始法家以法治国的学术根基,传承或部分保留了原始法家的思想源泉,借鉴西方近代先进法治理念的基础上,将先秦法家思想融入到现代法治思想体系中,并努力使其具有现代理论形态,以及现代化的表达方式。     

中国国家治理的进路选择:财税治理及其模式转换

随着中国经济从粗放到集约转型,国家治理正由传统的行政主导模式转向"共治、法治和善治"的现代治理模式。财税不仅要考量社会基础和国家性质,还要尊重市场机制,维持财税的中性特质。也源于此,财税治理必须与公共财政、民主政治与法治理念相适应,既要防范市场失灵,又要防范政府失灵。为此,应从横向层面加强代议制机构的民主职能,实现财税权力的合理配置;纵向方面有必要实行地方自治,推动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     

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体系的功能建构

制度建设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和首要任务,发挥着衔接和支持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良性运作的根本功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功能体系建设主要包括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资源汲取与利益分配、关系协调与国家稳定三个方面。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权力向社会系统有效渗透并充分汲取所需资源,在对市场实施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成员生活改善与利益关系均衡,从而巩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制度化互动关系。     

法家法治思想的再评说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与现代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和原则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因此,在前哲时贤认识的基础之上,有必要对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关君权至上与法律至上的问题、君主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问题、重刑治国与轻刑治国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模式之转型

以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所涉主体为基点，通过考察行政机关、利害关系人、专家和普通公众四类主体在食品安全风险规制中所承载的不同角色和功能，可以抽象出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的两种模式。我国传统的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模式属于自上而下模式，食品安全法的颁布与实施强化了该模式。面对当前我国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自上而下的规制模式在风险议题形成、安全标准制定、风险评估、风险信息沟通和风险管理等方面面临全面挑战。相互合作的规制模式有当代政治法律理论和国外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经验的支持，有助于在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所需要的理性与感情、科学与民主之间寻求尽可能的平衡，符合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的现实需要。在规范层面上，该模式的制度框架由核心制度、支持性制度和技术制度构成。     

先秦法家:法治的中国渊源

一个国家的不同时代以及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都有着不同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无论是古代西方的法治思想还是古代东方的法治思想,都不过是现代法治的思想渊源而已,并不能与现代法治划等号,真正作为现代意义上使用的法治概念,是由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首先提出来的,是与资产阶级民主相伴随而得以阐述和论证的,并且经过无数思想家们的努力,才使其逐步完善,成为现代国家的法律实践.从法治构成的角度出发,论证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是符合法治的最低要求的,进而得出法家的法治思想是现代法治的渊源之一,并试图通过此类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重新审视、提升其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宪法实施与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

30年来,在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进程中,1982年宪法成为国家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奠定了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基础,确立了国家与社会的价值观与目标,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1982年宪法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通过宪法治理初步形成了社会共识,凝聚了民心,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未来的宪法发展应当以宪法理念为本,重视宪法运行机制,以宪法意识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通过宪法的发展推动国家社会的发展,维护人类和平与人的价值。     

自治与变迁:农民政治心理嬗变的历史图像与反思

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现代嬗变经历了一个个阵痛的过程。从传统文化中的臣民思想,渐变到了"革命意识"和群体本位心理阶段,又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中孕育了自治精神和自治制度。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度里,培植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任何一种政治冷漠或政治狂热都会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处理信访问题的新思路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转型

2014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於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两办意见”）。这一重要文件旨在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於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就社会治理方式而提出的基本方针，即要“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从法治走向善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模式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的激励之下,21世纪中国治理模式演进为以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为特征的中国式善治。善治的中国模式包含了多重治理系统的内在逻辑,即执政党治理制度化、政府治理法治化、社会治理的协同化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有效化。善治的中国模式呈现出坚持党的领导和推进执政党续造、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迈向幸福生活的政治图景。     

现代性危机与政治实践:托克维尔的历史救赎

现代性危机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托克维尔那代思想家面对的共同问题。托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思想的独特性在于:他不是从现代社会本身寻求对现代性危机的症结所在,而是将这一危机的原因、结果以及解救之道放入了几个世纪以来法国乃至欧洲的旧制度传统之中。通过对法国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潜在关联的深入剖析,托克维尔向我们表明,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在于公民政治空间的萎缩和政治日常实践的缺失。     

数据治理法律路径的反思与转进

数据已成为数据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和企业之间竞相争夺的战略资源。当前数据法律规范体系正处在理论构建阶段,数据法律规范严重滞后于数据产业的发展,并引发诸多的数据纠纷。理论上,依靠传统财产权路径,尤其是创设绝对权性质的数据财产权成为数据治理的主要选择,但此路径面临着诸多问题,新型数据财产权的构建仍前途未卜。数据治理合同路径更契合当前数据经济的发展,在实现数据流通与商业模式创新上更具灵活性,其本质是数据许可合同的规范问题,应成为数据治理的重要法律路径。我国数据治理合同路径应当构建以数据许可合同为一类典型合同作为数据时代的基础合同,并参照国外相关立法实现此类合同的专门立法。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监狱制度构建论

以市场经济为制度维度的中国现代监狱制度构建,是现代性的反思与重新架构.它必须在一定的内源和外源动力和动力机制下,以继承和移植为途径,以演化为模式.同样,现代性并不排斥中国特色.中国现代监狱制度将是表征和彰显现代文明、法治、公正和权利的监狱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