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修改给法律援助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刑事法律援助任务加重,给法律援助工作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如何在今后的法律援助工作予以应对,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值得探讨.     

联合国侦查阶段法律援助工作的新发展——刑事司法早期阶段法律援助联合国非正式专家组会议述评

国际社会重视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对于保障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害人和证人等合法权益的意义。会议讨论了法律援助概念界定、侦查阶段法律援助权利的落实、民间组织的作用、法律援助培训及部门协作等内容。在加强成员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能力建设，发挥法律援助在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的作用方面，有所助益。     

刑事法律援助实证研究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对象的范围和诉讼阶段.从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的实践状况来看,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有所增长,援助的及时性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与理论的预期和理想的目标尚有一定的差距.根据对F市刑事法律援助实践状况的调查,实践中的刑事法律援助仍然以“通知型”为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比例较低.从刑事法律援助的有效性来看,援助律师大都能够完成辩护律师的基本职责,但在调查取证方面相对缺乏主动性.     

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及其启示

英国法律服务委员会统一管理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包括签约的私人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委员会直接雇佣的公设辩护人.刑事电话法律咨询制度、值班律师制度和公设辩护人制度是英国刑事法律援助最富特色的制度.未来我国应借鉴英国的有益经验,构建契约化的刑事法律援助模式;提高刑事法律援助服务律师的素质;在侦查和起诉阶段设立值班律师制度;建设刑事法律援助电话咨询服务网络.     

理性、务实完善刑事辩护制度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正在全力推进,完善刑事辩护制度势在必行。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控方的举证责任,并由此进而规定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确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律师的会见一般不受限制、监控的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知悉控方证据的权利;重新界定辩护人的职责,取消辩护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的要求,并增加和强化程序辩护的内容,承认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身份和地位;强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以突破刑事辩护的现实瓶颈。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几点思考

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同时不能忽略对被害人诉求的合理关注,试点方案应当把对被害人的参与权、赔偿权、知情权的保护纳入到此次司法改革中来.试点方案突破了原有刑事法律援助范围的限制是一大亮点,但法律援助律师的可能缺位、参与程度偏低和法律援助质量的难以保障需要进一步完善.非正常上诉情形加大了个案司法资源的投入,损害了诉讼效率,有必要对上诉范围进行合理限制.试点方案应当考虑对证据的收集及证明标准进行重新厘定,但不应当降低证据的收集及证明标准.     

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对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正确认识我国当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积极探讨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途径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任务。     

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兼论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构建

美国是目前刑事法律援助运作最有效率的国家之一，其健全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为美国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特别是公设辩护人制度，作为美国刑事法律援助的重要手段，为实现经济困难的被告人的辩护权提供了切实保障。在评介美国刑事法律援助体系之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的刑事法律援助体系，构建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将其作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手段之一，实行多元化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使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事业变得真实有效，进一步完善我国司法保障体系。     

刍议审查起诉阶段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公诉阶段的具体实施,是检察机关有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但司法实践中,该阶段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却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弥补和完善。针对公诉工作中亟待加强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的趋势,应力求在范围明确、程序规制、优先保障等方面进行建制,从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程序、扩大法律援助对象范围、针对特定人员优先提供法律援助等方面入手,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理念分析--民事法律援助与刑事法律援助理论基础之比较

民事法律援助与刑事法律援助有不同的发展脉络.在法律援助发展的最初阶段--慈善事业阶段,一般只是对贫穷的囚犯提供刑事辩护,并不规定民事法律援助.在政治权利阶段,刑事法律援助得到完善,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规定较少且不成体系.在法律援助的国家福利阶段,民事法律援助得到系统化发展.无论是刑事法律援助还是民事法律援助,都有着共同的基本理念,那就是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但在共同理念的背后,两者的理论基础也有差异一是基础理念的差异,二是司法利益取向的差异,三是国家责任的差异.所以,不同性质的法律援助应适用不同的制度规则.     

浅谈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有法定的对象，取得法律援助的途径有人民法院指定或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取得。     

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中公民能否平等地获得专门法律服务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缺乏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保障 ,刑事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就难以实现。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出台后全面规范了法律援助制度 ,明确了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 ,并通过对刑事法律援助进行的具体规定 ,使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增强。然而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仍存在不足之处 ,应当从六个方面进一步地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论我国刑事辩护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最基本、最关键的诉讼权利.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作了重大修改,使其更加民主化、科学化.但是,其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与有关国际法律文件的要求存在一些差距.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研究和探讨,以便在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主体地位;完善律师权利,充分保障律师履行辩护职责;健全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保障制度及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等方面予以立法完善.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有效性实证分析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目前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未成年人法律援助覆盖面明显扩大，律师权利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保障，但侦查阶段法律援助率低、通知与指派信息交流不畅、律师意见的针对性和专业性不足、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专业化程度低等问题依然突出。应确立强制辩护原则，将未成年被害人纳入援助范围并扩充法律援助律师权利，通过少年司法信息共享平台提升通知、指派和律师介入办案的效率，建立专业化法律援助队伍以提高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有效性。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程序刍议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是切实保证辩护权行使,保障犯罪嫌疑人权益的基本前提。但我国关于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程序的立法现状存在一定缺陷及其司法实践存在一定障碍,以致该程序运行严重受阻。因此,有必要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聘请律师的时间、主体、对象、内容和方式完善此程序,并构建法律监督机制、健全法律援助机制、确立律师推荐机制,以促进此程序有序推行。     

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疏漏与完善

为实现律师提前介入立法意图 ,保障侦查阶段“武装平等”原则之贯彻 ,刑诉法第 96条关于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具体时间应提前至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前 ,并应增加规定侦查人员有义务立即告知犯罪嫌疑人有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之权利。同时将免费律师法律援助制度引入侦查程序。     

对“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理性思考

为了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解决长期以来我国律师参与刑事案件辩护比例低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律师刑事辩护全覆盖工作在全国8个省市试点铺开。推进刑事案件审判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的重要意义和实践价值毋庸质疑,但应警惕不切实际的虚无主义改革,应将其置于我国司法改革和刑事辩护制度的大背景下进行正当性、现实性考量,结合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和"律师分级出庭"改革进行实践探索与制度衔接。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现状及立法建议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是未成年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我国现行立法在这方面不尽完善,无法很好的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本文从分析我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出发,结合宝安区人民检察院的典型做法,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意义·问题·对策:农民工法律援助

农民工法律援助主要指国家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一项制度。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具有多方面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农民工法律援助在制度和机制方面存在着诸多缺陷和不足,这些缺陷和不足影响了这一制度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因此,必须从加大宣传力度、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多渠道筹集经费、加强机构建设、加大部门协作力度、完善援助律师制度、改善援助质量等方面去完善。     

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障碍与排除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适用率非常之低,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办案人员法律意识的缺失;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方式制约了法律援助律师队伍的建设;有关法律援助启动的程序细则不够完善。针对这些方面,本文给出了以下方案:第一,加强办案人员主动适用法律援助的法律意识的教育。第二,改变法律援助律师的聘任方式,由法律援助机构代表政府委托法律援助律师,并按照普通委托的收费标准向其支付报酬,以改变法律援助律师的收益方式,提高律师的积极性与负责任程度,增进法律援助律师的整体水平。第三,进一步明确对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告知的内容,增加对"应当通知而不通知"情形的程序制裁。本文希望借此三个方面的完善,推动法律援助制度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