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与现行刑法关于正当防卫之规定比较

《唐律》代表了中国古代立法的最高水准。《唐律》中的正当防卫可以分为夜间防卫、防卫自身和防卫父祖。在立法体例方面,《唐律》在分则中的个别条款中规定正当防卫,而现行刑法在总则中规定正当防卫。在成立条件方面和法律效果方面,《唐律》和现行刑法虽然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但总体而言两者相去甚远。研究《唐律》中的正当防卫,比较其与现行刑法相关规定的异同,对于当今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正当防卫主观条件的称谓及内容辨析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成立正当防卫,防卫人必须具有明确的防卫意图,但我国刑法理论对正当防卫之主观条件的理解标准过高以及刑事立法对其内容的规定较苛刻,限制了正当防卫的成立范围,应当予以修正。就中国目前刑法理论的发展趋势来看,用防卫意思指称正当防卫之主观条件更为科学。重新建构正当防卫主观方面的内容,即防卫人认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并想避免这种不法侵害的心理状态,但不包括防卫动机与防卫目的。因此,防卫目的与动机不是正当防卫的必备条件。     

适用正当防卫应明确的几个问题

新《刑法》第二十条重新界定了正当防卫的概念,放宽了防卫限度,增设了无限防卫权,与1979年的《刑法》相比,进一步完善了正当防卫制度。这样不仅有利于调动和保护公众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而且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认定正当防卫。但在具体适用正当防卫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正确认定防卫意图,准确判断防卫限度,严格把握无限防卫权。     

无限防卫权的思考

我国刑法对正当防卫的概念、构成条件、防卫过当、无限防卫权等都做出了明文规定,但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围绕着正当防卫的限度、无限防卫权的界定问题,依然存在着争论。本文对无限防卫权的界定及适用无限防卫权问题之规定应注意的问题进行阐述,希望对完善正当防卫制度有所启发。     

正当防卫理论若干争议问题探讨

对于正当防卫问题的研究,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一直比较重视。尤其是1997年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作了重大修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明确和放宽了(一般)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其二是增设了关于特殊防卫的规定。上述修订引起了刑法理论界对正当防卫诸问题的新思考。本文试图对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和特殊防卫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正当防卫的再思考——以出租车女司机追撞劫匪为例

本文从典型案例的分析入手,研究和探讨新刑法中正当防卫制度的立法本意和适用原则.刑法中正当防卫的制度设计更多的是关注对公民防卫行为合法性的确认和保护,而不是赋予公民制裁和惩罚不法行为的权利.故而对特殊正当防卫中公民防卫权的适用必须加以严格的条件限制,避免防卫权膨胀而被滥用的危险.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刑法对社会生活应有的指引功能,同时使我国正当防卫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无限防卫权刑事立法化质疑

新刑法将无限防卫权刑事立法化。但无限防卫权的确立损害了“刑罚权应由国家统一行使”的原则，损害了刑法的公正价值，损害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违背了正当防卫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我们应在立法上尽早取消无限防卫权，完善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     

正当防卫之限度标准研究综述

随着正当防卫在司法适用上面临的新困境与新问题,正当防卫制度成为现阶段刑法理论研究之热点,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标准问题又为其中的重点。防卫制度之适用以防卫者防卫行为的限度标准为核心,因此,从正当防卫制度防卫限度的适用标准入手,对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限度问题作综述性研究,分析防卫限度标准问题研究之概况,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我国现行正当防卫制度适用标准问题,从而对后续学者们研究正当防卫制度有所裨益。     

关于正当防卫若干争议的探讨

新刑法实施以来 ,仍然存在混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或者不法侵害的界限。究其原因 ,除了有的源于司法不公之外 ,主要是对正当防卫的适用范围、必要限度和特殊防卫权存在不同的认识。如何统一认识呢 ?一、明确正当防卫的适用范围 ,即界定正当防卫所制止的不法侵害 ,必须分析不法侵害的特征和正当防卫的性质、功能及其发展趋势 ;二、认定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应按照新刑法放宽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对防卫者采取宽容态度 ;公正地评判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三、特殊防卫权的适用范围 ,不是无限的 ,而是有限的。公民行使特殊防卫权 ,必须在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前提下 ,才不受防卫强度的限制     

立法主旨:罪与非罪的视角把握:实践中超时空看正当防卫之界定

本文就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立法规定进行了超时空的实践考察和理论探讨。作者认为 :两部《刑法》从有限防卫到无限防卫的立法演进 ,并非给实践划分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提供现成的答案 ,因而界定某一行为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时 ,应以事实分析和法条入套为基础 ,以立法主旨为罪与非罪的视角把握 ,才能杜绝有悖刑法价值的错案发生     

无限防卫权及刑法第20条的理性思索——兼与张成敏教授商榷

无限防卫权是刑法学上颇具争议的问题,文章分析了无限防卫权存在的诸多缺陷以及其产生的不良影响,同时对张教授的二难悖论作出回应。认为取消无限防卫权、完善正当防卫制度是我国刑法规范所应选择的立法模式。     

试论正当防卫的主观意识

正当防卫制度是我国刑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在社会呼唤正义、倡导见义勇为的今天,正当防卫制度尤为社会公众所关注。主观条件是正当防卫的重要构成条件之一,正当防卫主观意识、变化了的防卫意识可以导致防卫过当。我们应采取措施培养公民形成正当防卫意识,从而达到使公民充分行使正当防卫权,有效、及时地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目的。     

国家自卫权的实施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国家自卫权的实施限制是:受到武装攻击;自卫应在安理会采取必要办法之前;向安理会报告实施的自卫措施并在安理会的监督下进行。此外,国家自卫权的实施必须符合国际法已确立的"必要"和"相称"的原则。在反恐实践中,受害国已经成为武力攻击的主体;武力攻击主体和自卫对象出现不一致;实施国家自卫权的地域延展;实施国家自卫权的时间已经不限于武力攻击的当时或较短暂的准备期之后;国家自卫权的实施主体更加复杂,强度超过必要、合理和不过分的要求。打击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国家自卫权只是合法使用武力的一种例外情况;在未来的国际法发展中,对国家自卫权的实施仍应予以严格的限制。     

论刑法介入隐私权的程度与范畴——兼述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解释方法

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但这一规定并没有为隐私权提供有力的刑法保护。通过分析隐私权在刑法中的应有地位和刑法对其保护的现状,可看到刑法对隐私权保护的不足。应通过对刑法第253条之一进行解释,以弥补这些不足。     

警察防卫权行使主观标准的重构

我国警察行使防卫权的主观标准方面尚不明确,权利行使面临着舆论质疑和制度约束的双重压力,主观上存在着危急情境难界定的困惑,进而导致客观上警察防卫难进行的现实问题。警察防卫权与正当防卫权有诸多相似之处,应当参考正当防卫理论中主观方面标准的防卫意识学说,在生命威胁原则大前提之下,采"防卫认识""防卫意志"的概然性标准重构警察防卫权行使的主观标准,保障警察防卫权的规范行使,保护人民警察自身及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沉默权在中国的困境与出路——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备受期待的沉默权没有被写入刑事诉讼法,这是根据具体国情适当选择的结果.然而沉默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在我国加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因为立法传统的缺乏、价值观的冲突及侦查机关的反对,目前我国还不能确立沉默权,但沉默权出现在中国司法体系中是一种大趋势.在立法上确立沉默权,通过合理地运用证据推定规则和辩诉交易原则,进而在中国确立有限的沉默权,是沉默权在中国的出路.     

我国刑法中的人权保护及其完善

上个世纪末,我国政府正式签署了联合国《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关于公民与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两个人权公约保护人权的范围相当广泛。我国《刑法》有关人权保护的规定中,有许多内容与两个人权公约的规定相符合。从总体上说,我国现行《刑法》较好地体现了公约保障人权的精神,但仍需从司法和立法方面加以完善。     

论正当防卫的限度

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科学定义,应该体现法定性、必要性和相对性三个基本特征。防卫正当与否主要在于防卫人损害的不法侵害人的法益和不法侵害人所欲侵害的防卫人的法益的对比关系,前者等于或小于后者,为正当防卫,前者大于后者,为防卫过当。据此可以顺带得出一个结论:《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并不是无限防卫,而只是正当防卫的一种特殊情形。     

无限防卫权的主观依据

为了鼓励、支持公民更好地利用防卫权,保护其合法权益,1997年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增设了无限防卫权制度,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无限防卫权并不是绝对防卫权,其发动和行使有严格的主客观条件,尤其是无限防卫权的主观依据往往被研究者忽略。其实,极端情绪的压抑作用应是无限防卫权的主观依据。     

如实回答义务与沉默权的冲突及立法选择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与西方国家的沉默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沉默权与应当如实回答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我国目前不应明确规定沉默权,但应承认沉默权状态的存在,待条件成熟时应确立沉默权制度并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