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推进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

新时期，云南省扶贫开发已经进入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同步推进的新阶段。扶贫开发作为一项最大的民生工程，被国家于1986年正式提出并大规模组织实施。在这个过程中，云南省通过扶贫开发解决了近千万农村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贫困人口从1986年底的1200多万，减少到2010年底的337．5万，成效十分显著。2011年，国家制定了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新扶贫标准，划定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为主战场，提出了“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的工作思路，标志着扶贫开发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其中，云南省内的乌蒙山区、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和藏区4个片区91个县被纳入国家重点扶持范围，是享受中央新一轮片区政策实惠最多的省份，同时也是片区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     

经济

我国采取五项举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国扶贫进入解决温饱和巩固温饱并重的新阶段；我国调整部分外汇管理政策。     

沿河县土家族自治县 认真实施“一体两翼”战略 努力提高扶贫开发效益

沿河县土家族自治县是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为努力提高扶贫开发效益,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加大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力度的决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扶贫开发工作,围绕全县社会经济发展大局,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中心,牢牢抓住“三个基本”不放松,认真实     

统一战线服务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探讨

统一战线作为新世纪新阶段一支重要的扶贫开发的社会力量,在过来的20多年扶贫开发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统一战线服务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有以下几种方式与途径:一是就业与再就业扶贫(招工扶贫),二是智力扶贫,三是项目扶贫,四是公益事业。     

加快武陵山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思考与对策——以贵州省铜仁市为例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武陵山贫困地区是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能否实现与全国同步小康,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从近年来铜仁市扶贫开发的工作实践出发,对如何加快武陵山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范式的变迁与未来趋势——基于305份国家层面政策文本的分析

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其政策体系的变迁仍是一个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基于政策范式的理论框架,借助NVivo11软件,整理并筛选了1978—2018年农村扶贫领域国家层面的305份政策文件,分析了农村扶贫政策的话语体系和范式变迁。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扶贫政策范式已经历救济型、开发型、攻坚型、联动型四个阶段,当前正值"精准扶贫"新阶段;并呈现了从温饱难求到扶贫瞄准、从解决温饱到自我发展、从单一主体到多方联动、从强制主导到多轮驱动等变化态势。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未来发展将聚焦相对贫困人口及其能力发展,积极构建多方合力的大扶贫格局,通过多样化的政策工具综合施策,实现可持续的高效扶贫,进而促推协作性公共管理在反贫困领域的智识努力。     

加大扶贫攻坚力度 加快同步小康步伐

乐山市沐川县自2011年被列为国家乌蒙山区连片扶贫开发县以来,始终坚持以连片扶贫开发、整村推进项目为载体,加大扶贫投入,扶贫攻坚工作取得阶段成效。但是沐川贫困人口多、基础设施差、扶贫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依然较突出。要加快沐川扶贫攻坚步伐,就要理清思路,明确扶贫新目标;科学规划,坚持精准化扶贫;整合资源,坚持多元化投入;突出重点,坚持开发式扶贫;健全机制,坚持长效化攻坚。     

正确处理扶贫工作中的几个关系

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农村有2.2亿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30.78％降为2000年的3％左右。特别是“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农村扶贫工作收效巨大。但是也要看到农村贫困状况仍然严峻,全国农村尚有3000万贫困人口,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农村人口中贫困的比重还比较高,且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是贫困程度较深,多种贫困并存,现存的贫困人口大都是极贫人口,多数是少数民族;二是生产条件差,多数贫困人口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地处边远,交通闭塞,信息不灵,山高坡陡,人地矛盾突出,生态环境恶劣;三是贫困人口素质较低。接受新技术、新观念的能力较弱,文化,卫生条件差;四是脱贫标准低,已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极易返贫,返贫机率大。等等这些都说明,要搞好扶贫工作,完成国家提出的今后十年扶贫开发的奋斗目标,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必须进行艰苦的奋斗,要有新的措施和方法。结合当前形势和扶贫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在下一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中应处理好以下几个     

救助式扶贫:当前扶贫开发有效路径

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显著成绩,但面临的任务仍十分繁重艰巨,还需积极探索新阶段扶贫开发的新机制、新路子。四川一些地方在探索农村社会救助式扶贫作了有益尝试。实施救助式扶贫具有现实依据、政策依据、理论依据和社会公正依据,是当前扶贫开发的有效路径,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关于推进精准扶贫的思考——以C市G县、R县为例

精准扶贫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进入新阶段。由于精准扶贫开展的时间不长,在当前的工作中存在如下问题:识别困难,扶贫对象精准度不高;资金有限,难以变输为造;福利依赖,脱贫意愿不强;条块分割,扶贫资源分散;人才缺失,基层组织弱化等。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解决:动态管理,保障精准扶贫的公平性;部门联动,确保精准扶贫的系统性;社会参与,形成精准扶贫主体的多元性;夯实基层,提高精准扶贫的主导性。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社会变革中的功能考察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以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热情,创造了一种新的农村经济社会的运行态势,其政党功能的发挥过程可以说是在＂创势＂。对于挫折的反思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顺应农民意愿的改革,其功能的发挥可称为＂顺势＂。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更由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功能的发挥可称为＂引势＂。     

联合国1990年关于自动资料档案中个人资料的指南评析

信息社会使个人资料被歪曲、滥用的危险明显加大,为加强个人资料的保护,各国纷纷制定了有关个人资料保护的国内法。但由于个人资料跨国流通势不可挡,不统一的国内法并不能为个人资料当事人提供充分保护,因网络环境下个人资料国际保护的需要,联合国于1990年通过了《关于自动资料档案中个人资料的指南》。     

关于妇女全面参与建设小康社会实践意义的再认识

我国广大妇女全面参与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不但有利于妇女社会地位的确立,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搭建男女对话的平台,形成妇女解放的同盟军,促进妇女的解放。     

新时期军队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特征和规律初探

新时期军队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先进性、示范性、强制性、军事职业性 ;主要规律有内省与外行相统一、自律与他律相统一、大节与小节相统一、慎初与慎终相统一以及官德与人格相统一。     

浅析社区团组织建设的思路和方法

共青团是广大青年的代表，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新的形势下，共青团如何结合党的中心任务，把自己的工作领域拓展到社区，建立社区团组织，开展社区团组织活动，这是当前值得重视的课题，本文愿意在此抛砖引玉，提出初步的思路和建议。     

论党的协商民主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的践行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党在开展西藏地方工作中得到充分践行。通过对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协商民主相关史料的筛理,分析协商民主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践行的必然性,论述协商民主在该历史时期的实现历程及其基本特征,同时总结历史经验,以期在新时期能够与时俱进。     

司法腐败预防体系的建设

司法腐败产生的根源有转型期特定的社会背景;司法体制设置不合理;司法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力;司法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建设司法腐败的预防体系主要包括:强化教育,形成自律;健全完善制度,加大防范力度;健全监督机制,加大惩治力度;加强身份和经济保障,构筑激励机制。     

从政府审计职责的发展看《审计法》的修改

审计工作环境的变化和政府审计职责的发展,使《审计法》已不能完全适应审计监督的需要。本文从政府审计范围、对象和目标的发展变化分析了《审计法》需要修改完善的内容。     

民国时期西藏教育浅析

民国时期,当时的中央政府在政治上继续坚持对西藏的主权,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对西藏管理的政治措施。同时,为了发展西藏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制定了一些文化教育政策,对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和对整个西藏的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Trends in the performance of arms-length agencies i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Canada mirrors developments in most countries with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agencies created to deliver public goods—whether it is service delivery, adjudication of disputes, regulatory oversight, enforcement activities—purported to benefit from an arms-length relationship to cabinet. There is a robus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ocumenting the “agencification” of the state, yet Canadian studies remain mostly absent. This article draws o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s Public Service Employee Survey (PSES) microdata from 2017, 2011, 2005, and 1999 to test key hypotheses advanced by proponents of agencification, specifically that agencies are more innovative, autonomous, and efficient public organizations. We find that those working in enforcement agencies exhibit few of the purported advantages of agencification. We also observe that in recent years regulatory, adjudicative, and parliamentary agencies consistently surpass conventional department organizations on these metrics. Future research avenues are proposed to explore how governance and oversight reforms may explain this shi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