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村规民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村规民约是指农村村民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本村实际而制定的涉及村风民俗、社会公德、公共秩序、治安管理等方面的综合性规定，是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它是生活在一定区域内的村民共同商量制定的、全体村民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村规民约作为村民自治的一种重要手段和形式，在我国广大农村已普遍采用。据统计，目前我国90多万个村民委员会中有98％制定了村规民约或者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的出现，对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维护农村的生产、生活秩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论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本文就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提出个人观点．     

论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的前瞻性问题

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完善基层民主,真正实现村民自治,已成为共识,只是在修改方案上存在分歧（小改、中改、大改）。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来看,农村集体组织包括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和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缺乏相应的组织法,实践中是否存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与村民自治组织关系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已经对基层民主的实现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产生障碍。因此,如何定性村民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成为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面临的前瞻性问题。本文以两者应该合而为一为出发点,阐述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具体问题。     

“东方经验”新思考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在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中指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并列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我国四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村民自治是我国民主政治体系的“神经末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保障亿万农民民主权利的重要法律,     

浅谈中国村民委员会运作中出现的问题与原因

文章旨在探讨在现行的规范村民委员会制度的两项法律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范下的农村村民委员会制度,在农村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与原因,试图从现今管理农村的政治制度、经济环境与中国传统人文方面,即,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来找到问题的答案。     

对村民自治权的完善和保障

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坚持以宪法为根据，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总结了十年来村民自治的经验，把法律草案公之于众，充分听取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完善了村民自治权的内容、组织形式和保障措施，反映了亿万农民的愿望，符合我国农村的实际。一村民自治权的内容村民自治权就是农村村民以村为自治单位，对自治范围内的事项进行自主管理、自主决策的权利，任何机关、团体和…     

村委会主体资格辨析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内容与立法定位不相符,模糊了村民会议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界定。这一立法现状,使得相关司法实践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引,尤其是难以判断村委会作为独立主体的可诉性。村委会是否单一独立主体,是否具有诉讼中的主体资格,成为司法界决定是否受理以村委会为原告或被告的诉讼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推进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在实践中作有益探索和经验积累的同时,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很有必要的。     

村规民约与基层社会的法治建设——以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实证调查为例

村规民约作为农村社会进行自我调整的一种社会规范,对于农村的稳定与和谐意义重大。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是著名的“枫桥经验”诞生地,当地村民自治组织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地方习惯制定一系列村规民约。这些村规民约的制定与不断完善,对于乡村社会的新农村建设与法治建设产生了诸多积极作用,特别是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法治建设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全国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张丁华来琼调研

4月17日至23日，全国人大立法调研组，全国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张丁华一行3人来琼，就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立法计划的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项目开展立法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给予积极协助和配合。     

浅议我国村民自治的几个问题

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要注意正确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基本精神,理顺与地方政府的相互关系,及时解决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完善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刍议

本文从村民委员会定位、村民会议的地位、民主选举的操作性、民主监督的形式以及侵犯自治权利的法律责任及其救济途径五个方面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立法缺陷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期对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成熟和发展有所裨益。     

村监委会：来自基层的创新及其启示

村民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中国农村最广泛的实践。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设计的村民自治是以村民委员会为核心，重选举而不重监督。在推行村民自治的初期，把重点放在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上是必要的，因为选举代理人是民主的第一步。随着村民自治的发展，监督缺位的问题则凸显出来。山东省五莲县实施的“1＋4”民主监督模式对村民自治的监督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是村民自治制度创新的重要实践。     

基层治理中的村规民约

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一项重要问题,是农村进行基层治理的依据之一。村规民约应当界定为村民以道德传统为基础,以法律为依据,结合当地实际,风俗习惯,共同制定的行为规范。合法性是村规民约的核心内容。当前的村规民约在合法性方面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方面是内容与国家法律相违背,二是制定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三是对村规民约的监督不到位。为了完善村规民约,解决村规民约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考究在诉讼中的应用,从而建立对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审查机制。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审查,需要从审查主体、审查方式、审查限度三个方面进行。处理好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衔接问题,对于促进基层治理,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村民自治对我国政治稳定的重要作用

以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分布为标志,作为村民自治主要内容之一的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开始进入全面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阶段。村民自治通过民主选举,实现了村民在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济上的平等,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基础之上的国家与村民关系,在逐步消除人民公社体制下村民服从国家关系的同时,促使民主选举由自发向法制     

侗族村规民约在社会治理中的社会价值研究——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平江村民小组村规民约为例

依法治理的重点和基础在基层。调整乡村社会秩序的规则、形式很多,村规民约是其中之一,它是乡村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有着国家法律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与国家法律相冲突的现象。为此,应进一步探索村规民约与国家法良性互动的路径,更好地发挥村规民约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积极作用,促进农村和谐稳定。     

城市居民委员会的若干法律问题

七届全国人大十一次常务委员会于1989年12月26日通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居委会组织法),于1990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现将城市居民委员会的住质、任务、组织机构设置、经费以及隶属关系等若干法律问题,分述如下:一、居民委员会的性质我国宪法第110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性自治组织”,由此可见,居民委员会的性质,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组织.现行的居委会组织法是对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人民群众通过居民委员会以及下设的各种委员会管理社会事务,办理公共福利和其他事业,解决生活、学习、文娱、体育、卫生和社会区域服务事业等方面的问题,保护和改善本区域的环境;广泛宣传遵纪守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协助政府,与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作斗争;排解人民内部纠纷,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一般民事和轻微刑事案件,加强对劣迹青年的帮教,保障良好的社会秩序.保护居民的合法权益.一句话,居民委员会担负着宪法和法律及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指定任务.它既不同于国家司法机关,也不同国家行政机.     

村民自治议事程序规则立法新探

村民自治议事制度是村民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过程中依次进行的步骤与方式的组合排列。《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其辅助法对村民选举进行较为详细的规则设定。村民自治议事的载体组织形式、议事程序启动机制、表决机制及救济机制是村民议事程序的基本要素。因此,村民自治议事程序规则立法应在上述基本要素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规划与设计。     

理论前沿

完善中国特色草根民主的法治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在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中指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并列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乐山市村民自治治理现状与对策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来,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正经历着从普遍推开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转变。但村民自治并未摆脱内部结构体系和运行机制在制度上的缺陷及自治主体的不适,基层民主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从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体系,规范村民自治实践活动,大力培育健康的村民自治观念等方面向纵深推进。     

村民自治问题的法律思考

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我国农村发扬民主发挥了重大作用 ,但是 ,这部法律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比如对农村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规定的原则抽象 ,不可操作 ;组织法的权威不够 ;组织法某些条款还值得商榷 ,以及还有一些空白需要补充等等。在这方面作者还提出了一些较为具体的修改意见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