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审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例

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使政治体系良性、有序运行的重要保证.亨廷顿甚至认为“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就看能否在现存政治体系中动员乡村群众参与政治”.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状是:一方面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供给不足.究其原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化程序低制约了农民政治参与的扩大,缺乏规范的选举制度导致选出的人大代表的代表性低.改革和完善的途径在于: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制度化水平建设,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完善选举制度,按照委托—代理原则规范代表选举.     

政治文化视野中的农民上访研究

作为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农民上访具有深层次的政治文化根源,认同危机、清官意识、臣民意识以及非制度化参与的激励效果,分别是农民上访的直接诱因、内在驱动、潜在因素和外在刺激.农民上访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如削弱基层政府权威,造成合法性危机,破坏正常的政治社会化等.因此,需要培育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将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以逐步化解农民上访问题.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成本分析和理性思考

中国民主政治制度,为我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渠道。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中的无权地位,使农民为保护自身利益,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甚至以上访、自杀、暴力抗争及有组织抗争等方式来推动问题的妥善解决,这不仅给农民带来经济上的代价、法律和政治上的风险,也严重影响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因此,理清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畅通农民制度内政治参与的渠道,提升农民政治参与的层次,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强度和有效性,降低农民政治参与的成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新时期规避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对策探讨

规避农民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对于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构建和谐农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政府治理的视角出发,应从五个方面对现有机制进行改革,即:完善农民政治参与制度;保障农民政治参与条件;增强农民政治参与意识;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拓宽农民政治参与渠道.通过对现有机制的改革,完善农村基层治理,规避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促进和谐农村的全面构建.     

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从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谈起

当前.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严重影响着社会和谐与稳定.因此,应采取切实措施.化解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其主要路径如下:提高农民政治素质,为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准备主体条件;拓宽制度化参与渠道,为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制度环境;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为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夯实组织基础.     

当代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类型分析

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政治参与主体依据国家的宪法、法律、规章、政策、条例等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根据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涵义，当代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可划分为：民意表达类型、民意代表类型、政治协调类型、村民自治类型四种类型。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动因与价值分析

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如何是衡量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从根本上说,没有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发达,加强对转型期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研究,无论对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都有重大的价值意义.     

当前中国农民政治认同的现状剖析——辽南三村的调查与思考

农民政治认同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现象。基于辽南三村调查数据的剖析,当前我国农民政治认同现状为:在政治心理方面,理性与感性矛盾呈现;在政治参与方面,制度化参与受限,非制度化参与增多。     

论点集萃

□摘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董树伟曹月柱撰文分析:当前,在积极良性的政治参与之外,我国一些地方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日益增多。所谓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部分农民由于对实际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缺乏科学理性的分析,不是按照国家规定的制度、程序和法律渠道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是从个人好恶、个人感情出发宣泄不满,盲目行动。目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的参与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其表现方式主要有行贿、抗议、写大字报、越级上访、集体上访、报复村干部,甚至暴力攻击执法人员、冲击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等等,…     

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探析

当前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水平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频繁发生,归根结底,是由两对矛盾造成的:一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强烈要求同现有体制所供给的利益表达机制不足和渠道不畅之间的矛盾;二是农民政治参与的行为同其自身素质水平较低之间的矛盾。这种制度供给不足与农村公民文化素质较低的状况相叠加,问题变得尤为严重。可以预见,如果没有制度建设上的努力,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阶层分化,这个困境将有加重之势。     

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分析

当前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扩大趋势、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单一、农民政治参与具有被动性、宗法势力和黑金势力干扰农民政治参与、部分官员随意侵犯农民的政治参与权等。这些问题根源于传统定势因素、制度滞后因素、驱力缺失因素、参与成本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法治下的农民政治参与与农村社会稳定

本文从农民政治参与和农村社会稳定的关系出发,阐述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在实现农村稳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完善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制度的基本思路。     

中部地区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研究——基于河北省安新县A村的实地调研

农民的政治参与状况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政治文明的进程。河北安新县A村农民政治参与案例表明,在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村公民的政治参与具有主动性组织化程度较低、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较低、政治参与非制度化可能性仍存在的特征。健全中部地区农民政治参与的对策,应当从加强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建设,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社会地位,早日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组织等方面入手。     

当前农民政治参与的困境与对策探析——山西J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个案分析

通过对山西J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个案分析,显示当前农民的政治参与正发生积极变化。但同时,在这其中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即农民政治参与能力不强、农民自主性政治参与处于自发状态、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现增长趋势、村落家族文化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为解决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从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培育农民自主政治参与意识;完善制度机制,引导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乡村、县域经济和推进乡村文化教育,消解村落家族文化四个方面提出对策。     

当前我国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在我国乡村社会中,农民政冶参与的途径和方法多种多样,如果从参与行为是否依据一定的制度规范和合法程序来看,在总体上可将其划分为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两种类型。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村民依据国家宪法和法律,政党群团组织章程。上级政策条例以及社区村规民约等不同规章制度所提供的制度与程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及国家     

我国现阶段农民政治参与的新特点

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问题。农村民主的健全、村民自治的完善、农民政治参与的有序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坚实基础。现阶段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形式日趋多样化,突破了原先单一式被动性参与的局面,其原由缘于农民参与政治动因的深刻变化。目前农民的政治参与已呈示出稳健有序发展的态势,但由于民主传统少,制约因素多,我国现阶段农民参与政治的行为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面对社会转型出现的纷繁复杂的政治参与现象,党和政府应保持清醒头脑,正确认识和处理“扩大参与”和“有序参与”的关系,既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民主形式、逐步扩大参与范围,更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在实践中积极创造条件消除制约因素,规范人们的政治参与行为,逐步实现“自觉参与、制度化参与和有序参与”的要求,从而为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创造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     

以有序的政治参与化解信访难题

信访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安排,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表现形式。政治参与理论警示我们,不同的参与形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只有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才符合政治稳定的要求。当前中国信访参与陷入了种种困境,以政治参与的视角透视其成因,包括政治制度化水平低、相关法律制度不规范不健全、官本位与传统"清官"情结的影响、上访者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等。鉴于此,提升中国政治制度化水平、完善法律引导、大力发展政治参与型文化,同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网络信访、社会组织参与等新形式就成为化解信访难题,引导公民信访参与有序化的重要途径。     

论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及其治理

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分析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主要原因,探寻合理规范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由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的路径,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政治制度化、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

政治稳定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目标追求,政治制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程度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政治稳定维系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平衡与稳定关系。其中,政治制度化水平是政治稳定的前提,政治参与程度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只有使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保持平衡,才能实现政治稳定。     

工作单位与政治参与:市场化效应的一个微观管窥

政治参与不均衡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考察工作单位市场化程度对个体政治参与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市场化进程中民众的政治参与模式。对中国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可从单位性质的角度扩展政治溢出理论的解释效力。根据参与方式的制度化程度,可以把政治参与划分为高制度化、低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三种类型。单位市场化程度对个体的政治参与水平存在抑制效应;公有制企业和私营部门中个体在高制度化政治参与上的差异极小;单位的市场化水平越高,其中个体的政治效能感越弱,政治参与水平也越低。政治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在低制度化政治参与中表现突出。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单位的市场化水平对个体政治参与和政治效能感的抑制效应依旧存在,但有所减弱。应该提升私营部门员工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