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视野下执政党的社会整合

在现阶段,中国执政党社会整合的推进有利于社会和谐关系的生成,它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极大的理论关联.在执政党的社会整合中,制度整合是基础性手段,它既是执政党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实践,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基本路径.在制度整合中,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相关制度,如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保障制度、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强化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

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执政党的历史使命。因此，必须强化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运用科学的社会整合机制，从而实现社会均衡发展的格局。     

论转型期社会结构分化与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

以利益群体多样化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必然引发利益要求的冲突和社会矛盾的积累。社会转型所蕴含的这种结构性变迁和利益分化的客观趋势,给执政党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执政党只有与时俱进地加强社会整合功能,保持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性,永葆先进性,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完善政治参与机制,整合多种利益关系,优化配置各种资源,执政基础才能历久弥坚,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实现。     

动员、嵌入和整合: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三种机制

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依赖于一系列具体的操作性机制来实现.通过政治动员,党组织有效地激活基层社会治理资源,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动力;通过结构嵌入,党组织有效地建立起与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链接,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组织支撑;通过资源整合,党组织有效地重组基层社会治理资源,为基层社会治理赋予能量.这三种机制分别为党组织引领基层社...     

社会整合视阈下执政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探析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给执政党的执执政带来了新挑战.统揽全局,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杜会矛盾,加强社会整合,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而文化领导权是执政党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探索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与社会整合的互动关系,进一步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与执政党利益整合的路径选择

社会利益的分化是社会体制快速转型期最广泛、最深刻的变化,涉及到每个社会成员、经济主体和社会集团的切身利益,不仅会激发社会要素的活力,也会产生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加强执政党的社会利益整合功能,对利益分化进行有效地协调,解决利益分化所产生的矛盾,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分化的特征表现,阐述了利益分化对我国社会发展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指出执政党加强利益整合功能的路径:利益整合目标的动态统一性,利益整合原则的公平性,利益整合方式的多元化,利益整合机制的制度化和利益整合功能的深入化.     

执政党利益整合功能与和谐社会构建

市场经济下的利益分化过程中,社会利益矛盾成为危及社会和谐的最主要因素。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凸显执政党利益整合功能的重要性。执政党须以社会公正为准绳,通过利益协调进行利益整合,形成社会利益共同体以实现社会和谐,进而建立和谐社会。     

论新时期执政党利益整合能力建设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阶级阶层利益诉求、社会矛盾、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巨大变化,整合利益需求、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矛盾,是当前党执政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现实课题。现代传媒技术、社会组织的发展对党的利益整合能力产生了极大挑战。因此,需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利益整合能力建设,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政治价值整合: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课题

政治价值整合是执政党应对政治环境和党的历史方位变化,对党的纲领、性质和奋斗目标、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深化认识,回应政治挑战的重要手段。批判式反思与整合性建构是实现执政党政治价值整合的关键环节,坚持党的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扩大党内民主和广泛的社会参与是实现执政党政治价值整合的重要途径。     

社会阶层分化视域中的执政党利益整合

改革开放以来,在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利益主体多元化,各阶层利益日益失衡,这极大地影响了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增加了其利益整合的难度。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正义作为最高道德追求和执政理念,通过一系列措施和环节构建起公正为核心价值导向的动态均衡利益格局。     

“执政党组织统合机制”：新时代党领乡村治理机制的创新及其内在逻辑——基于山东省R市C镇“3+10”制度的考察

党领乡村治理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党领乡村治理机制,每一种党领乡村治理机制都是党组织基于不同时代发展要求对领导乡村治理具体实践机制的创新与发展。在新时代党领乡村治理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了更加突出政治引领统合、价值观塑造与培育统合、治理网络支撑的这一新机制是新时代的“执政党组织统合机制”。即在党的领导下,在继承动员、吸纳、统领机制基础上,通过政治引领统合、价值引领统合、治理网络统合强化党组织对乡村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机制。“执政党组织统合机制”将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轴,将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构建了新型乡村社会有机团结机制,凝聚合力推动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     

执政党的整合能力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政治整合能力是执政党调控和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能力,也是其执政水平的综合体现。执政党的整合能力包括政治体系吸纳社会精英的能力,引导调节公众需求的能力和凝聚公众利益的能力。提高政治整合能力,是我们党适应社会发展和政治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     

伦理与规制:论执政党的传媒治理

传媒是人类信息沟通的重要手段。随着自媒体和智能移动终端的广泛应用,大众传媒越来越成为社会民意的重要表达途径,极大地增强了党执政的影响力与执政活动的便利性。但置身于传媒民主环境与开放环境下,党的执政活动必将遭受巨大的冲击。进一步理顺执政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更好发挥传媒作为党特殊执政资源的角色,必须十分重视加强执政党的传媒治理。     

执政党社会功能的优化

改革开放 ,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以高瞻远瞩的时代视野提出并实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国之策 ,至深且巨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此同时 ,又深刻地改善了党的领导制度和执政方式 ,拓展了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 ,优化了具有现代特质的党的社会功能 ,不仅在执政中有效地实现了党所代表的意志 ,而且有力地提升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使执政党更加适应当代中国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 ,体现出政治核心、价值导向和社会整合三大社会功能     

乡村文化变迁与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传统农村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乡村文化基础上的乡土秩序。近年来,快速推进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逐渐消解着乡村文化的价值,乡村文化逐渐失去了认同的基础,农村陷入秩序整合的困境。推进农村社会治理,一方面要重塑乡村文化基础上的传统乡村秩序,另一方面要积极构建符合农村社会现实需要的现代性整合方式。     

村民自治社会整合功能的两重分析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村民自治的两重属性。村民自治的社会整合功能就前者而言体现为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建构一种外生秩序。就后者而言 ,则意味着嵌入的制度内化为农村社区的理性规则 ,形成“自生自发”的秩序。本文认为这种转变实质是压力型整合模式过渡为内聚型整合模式 ,这一过渡的要求是 :国家权力的介入逐渐被取消并被农村社区民主取向所代替 ,也即通过民主技术进行农村社区利益整合和村治机构的合法性建构 ,来达到整合农村社会的目的。但这一演变的前提则在于国家作为导入村民自治制度的主体 ,必须是自觉的、内省的和正义的 ,并在这一导入过程中逐渐将自身客体化。     

试论执政党社会沟通机制的内涵与基本功能

执政党的社会沟通机制是由沟通主体、沟通渠道、沟通信息、沟通协商四大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沟通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它可以增强执政党的社会应变能力,提高执政党的科学决策能力,提升执政党的政治社会化能力,提高执政党的社会利益整合能力,提高执政党的社会控制能力。     

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应从哪些方面主导社会整合

社会整合是实现和谐社会目标模式的基本途径。本文探讨了政府自身整合以及政府主导下社会整合的五个主要方面:价值整合、目标整合、规则整合、资源整合和利益整合。     

两岸社会整合理论:内涵、机制与实现路径

融合发展是新时代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主题之一,两岸社会整合则是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对社会整合理论脉络的梳理,探究两岸社会融合发展的学理基础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笔者认为,维持和再造共同体,追求更加美好的社会是社会整合理论的核心内涵;价值共同体和实体共同体是两岸社会整合内在的要求。互鉴互赏的交流整合机制,发展共享的利益整合机制,包容式参与整合机制,增加“共同性、同一性”的沟通交往整合机制,法律、法规、政策等制度整合机制,以及规避“台独”风险的控制机制是两岸社会整合六大重要机制。与此相对应,利益整合路径、文化整合路径、制度整合路径、民间社会整合路径是两岸社会整合四大基础路径。两岸社会整合机制和路径的探究为更加全面、系统推进两岸社会融合发展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引。     

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机制研究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着力点,民族地区亦是如此。结合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实践来看,在新时代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自治、法治、德治实践中,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乡村治理目标和乡村治理主体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乡村治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善治目标的实现具有一定的影响。为此,我们可以加强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机制的构建和完善,在强化自治、法治、德治自身建设和定位的前提下,丰富和拓展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平台和机制,并通过吸引和培育自治、法治、德治的人力资源为其提供持久保障,从而有效提高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