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庭审中的事实认定

事实认定是法庭通过审理证据、推断和确认追诉中的事实问题的特定活动。刑事庭审中的事实认定是刑事法庭在刑事诉讼中针对指控进行证据调查,判断指控犯罪是否发生、指控罪名是否成立的特定活动。事实认定问题首先应当是一种权力配置和权力约束问题,当事人和法官的权力、权利问题应当是分析事实认定时的首要问题。     

刑事侦查中的事实认定和法律认定

事实的普遍联系性是刑事侦查认识活动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刑事侦查中的事实认定,是指侦查人员对刑事案件法律事实的认定和其他认识主体在犯罪预谋、发生、结束过程中对犯罪事实及与其存在普遍联系的其他事实的认定。刑事侦查中的法律认定,是指侦查机关对刑事案件法律事实的认定,是侦查机关确定犯罪嫌疑人并将其提起公诉的事实依据。事实认定与法律认定的关系是：所有的法律认定都是事实认定;事实认定是前提,法律认定是推论。     

事实认定场景下法官与技术的分布式认知

技术颠覆案件事实的单一人工认定模式,威胁了法官认定事实的主体地位。在证明方法层面,算法通过分析海量电子数据形成证据事实结论;在证据真实性层面,区块链完成了电子数据真实性的技术自证;在证据合法性层面,人工智能办案平台实现了瑕疵证据审查功能。不论是顶层设计抑或审判实践,对技术都抱有乐观主义的态度。然而,技术也产生了负面效应：将事实认定权力下放给技术的风险、科技的外包酿成裁判权的外溢、减损了司法的尊严等。基于技术的决策弥补了人类认知的缺陷,应当构建法官与技术人员分布式认知的协作互补关系,并设置法官审查技术的标准。     

论规则多元与事实认定

从本质上讲,民间规则是民间现实生活的规范性表达和浓缩,是民间社会据以判断是非的行为标准。依据民间规则的功能,可以把民间规则分为事实判断型民间规则、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合型民间规则以及价值判断型民间规则。与此同时,案件的事实也可分为作为适用法律的前提的事实与作为判断是非标准的事实。在司法过程中,事实判断型民间规则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合型民间规则对于案件事实认定才具有意义,而价值判断型民间规则却没有此一功能。     

论刑事审判中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的认定

我国有关立法及司法解释上应当明确"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这一法律概念,将其范围界定为众所周知的事实、通过权威资料可以迅速查明的事实、法官在执行职务中知悉的事实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法院在认定这些事实时必须要遵循相应的程序规则。在认定的启动程序上允许公诉机关及当事人申请方式启动程序和法官依职权启动方式并重;在认定的反驳程序中,允许公诉机关及当事人提出弱化、反驳法院认定的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的证据;在认定时间上,应当明确认定是事实审程序中的事情,并不是每个诉讼阶段都可以进行认定。法院一旦认定了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该事实就有预决事实的效力。     

关于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我国诉讼法虽然对鉴定人出庭作证做了相应的规定,但由于我国立法的不统一和出庭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鉴定人出庭率极低。建立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有其必要性,结合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实际,提出了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若干设想。     

刑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相较于民事纠纷案件、行政纠纷案件而言,由于刑事案件“生死攸关”,更加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件之所以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也是因为量刑问题引起的,量刑的失当严重威胁了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对刑事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的规制,成为当前司法实务界、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论建构主义与案件事实的认定

人类认识活动不仅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还体现为不同认识主体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建构主义者更强调这种主体间性。诉讼认识活动具有回溯性、时限性等特点,并处于规范的司法程序框架之中。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并非是裁判者依职权认定事实的“独角戏”,也体现为控、辩、审等不同诉讼参与者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案件事实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是以多元诉讼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为基础。案件事实的理性建构需要以证据裁判为基础,以自由心证为证据评价原则,以举证、质证、认证等科学证明程序为建构过程。     

论民间借贷中借贷事实的认定

民间借贷纠纷作为当前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最多的案件之一,其在事实认定层面上常面临难题。如民间借贷纠纷中刑民交叉问题、实际借款金额的认定、利息约定不明确、虚假诉讼频发等。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法官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提供了一定的指引,但对于实务中类型复杂的民间借贷仍无法全面妥善解决。通过归纳民间借贷事实认定的常见问题和各级人民法院的裁判规则,以期探索民间借贷中事实认定的处理方法。     

论刑事法官法庭调查程序中的介入权

在刑事法庭调查过程中,由于庭审参与人法律知识欠缺、庭审经验不足、庭审诉求特殊等原因,常出现庭审活动偏离主题、庭审失序等现象。为查明案件事实、提升庭审效率、给予弱势方诉讼关照、彰显法官正义形象,法官应依职权行使庭审介入权。法官介入庭审调查程序的方式主要包括制止不当发言、介入式补充发问、处置异议等。法官庭审介入权既不能“缺位”,亦不可“越位”。其行使应以查明事实为中心,秉持平等对待控辩双方原则,把握必要限度,尽力促进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     

法官在刑事二审改判中的风险治理决策

在我国刑事二审改判制度中,二审法官常常要面临着在道德风险、职业风险和人际风险之间的艰难选择。这种状况是由我国二审改判制度的风险环境造成的,而法官们则采用请示制度、发回重审、有罪推定的方式予以应对。改善刑事二审改判制度的风险环境以保证司法公正,有赖于对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刑事二审审理范围、改判适用条件及程序等进行全面的改革。     

论司法鉴定活动中法官的作用

在我国证据种类中,鉴定结论因其较高的证明力,在具体审判工作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现今司法鉴定体系较为混乱,在司法鉴定活动中明确法官权限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本文从法理上分析了法官在司法鉴定活动中的应有地位,同时借鉴外国立法例,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相关的立法建议。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认定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对刑事非法证据的科学认定,是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刑事司法实践中贯彻实施该规则的关键。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认定规则在实体构成与程序保障等方面尚存在诸多缺陷和弊端。合理重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认定规则,应从其实体构成与程序保障两大方面着力。     

论我国刑事司法鉴定人出庭制度的完善

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人出庭作证方面如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保护制度、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的情形、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刑事诉讼抗辩中证据的质证和认定、案件质量的保证及司法鉴定制度的法制化进程等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从立法规定来看,关于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方面的法律规定仍存在着不足,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有待于改进和完善。     

论刑事被害人的心理状态对认定犯罪行为的影响

刑事被害人的心理状态对认定犯罪行为有影响作用,它是认定和区分某些犯罪行为的重要依 据,也是衡量某些犯罪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的重要依据。     

限制法官裁判恣意的规则及其构建——以刑事裁判为视角

法律规则本身就具有限制权力滥用的天职,如何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中设置相应的法律规则,限制法官在刑事裁判环节中的裁判恣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文章以刑事裁判为视角,通过对法官刑事裁判恣意的规则限制的探讨,提出解决法官裁判恣意的对策建议。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证据法学分析

交通事故认定不仅关系到民事赔偿份额,更关系到刑法上罪与非罪的认定,因此具有重要意义。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准鉴定结论类证据,鉴定人员应具备专业素质,享有准入资质;鉴定机构应具有专门独立的性质,以实现鉴定结论的中立性、客观性,为交通事故处理提供高效、权威的司法保障。     

食品添加剂非法生产、滥用行为的刑事认定建议

2013年《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并实施,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起到较为积极作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对食品添加剂非法生产、滥用的犯罪行为打击效果并不理想。在现有刑法体系中,有必要对食品添加剂非法生产、滥用行为对应相适应的刑罚,司法实践中可将食品添加剂生产视为＂食品＂的生产;而将高风险类食品添加剂在添加行为时,视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低风险食品添加剂在添加行为时视为＂食品添加剂＂,按现有刑法规制定罪量刑。上述刑事定罪建议,有利于提高《解释》的司法实效性,加大刑法对高风险食品添加剂非法生产、滥用的打击效果,增强刑法对人民群众健康生命权的保护。     

期待可能性理论：刑事归责的合理化理念——不与刑法一般性预防相冲突之法官解释

探寻期待可能性的判例和理论渊源,阐释刑事归责的合理化理念,是法官运用该理论解释并在刑事判决中进行说理,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裁判的理论支撑和力量源泉.期待可能性作为规范责任论的要素,对行为人进行刑事归责具有重要意义.以法官解释为解决路径,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与刑法一般性预防并没有实质性冲突.     

对以事实为根据原则之再认识

本文通过对案件事实认定过程、举证责任、对抗制和诉讼期间等的分析,提出了对“以事实为根据”原则的新认识,即要求司法运作只能将客观事实作为定案的唯一根据,是难以完全实现的。但这并非意味着否定该原则,而是强调在尊重客观事实的精神指导下,将以客观事实定案作为司法理想与目标,努力使所认定的事实尽可能接近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