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协商对话“新”在哪里?

党的十三大把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七项内容之一单列出来,赵紫阳总书记在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又把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六大任务之一提出来。中央把社会协商对话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无疑是有其深意的。邓小平曾称赞社会协商对话的提出很有新意。那么,这“新意”究竟“新”在哪里?     

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社会协商对话是近年来我围人民群众创造出的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明确规定,要在我国设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并把它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这一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项制度,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特点和要求。首先,社会协商对话具有主体的广泛性。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全体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主体。国家机关和国家公务员,都是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的公仆。社会公仆的活动,应当让社会主人知道;作为社会主人的人民,也完全有权了解、检查和监督社会公仆的工作。社会协商对话,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参加协商对话     

关于社会协商对话的几点思考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现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对话”作为沟通人们之间思想感情、共同探讨在既有条件下较好地解决问题的民主形式,正在全国各地广泛兴起,怎样才能使这股好势头持久地保持活力从而使“对话”的实效得到更好发挥呢?其中,有些问题很值得认真探讨。 1、关于“对话”兴起的根源 “对话”是客观历史发展的产物。它的兴起以及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通重视欢迎,是由我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条件及“对话”本身内涵、作用所决定的。     

让民主协商对话蔚成风气

最近,听到有人说:“改革进入关键阶段,遇到了物价改革、工资改革、劳动制度改革等难关。越是在这样的时刻,各级领导越要比平时加倍搞好民主协商对话,激发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共渡难关。” 这话很有道理。 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党的十三大决定建立和推行的领导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涌现的新事物。从领导的角度看,它是我们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在决策之前和决策过程中,上情下达,听听群众的意见,汲取群众的智慧,有利于提高领导工作水平,提高决策     

关于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讨论情况

最近,上海市部分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在讨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时都强调指出:在一个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中,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许多问题用行政命令、法令、法规的形式是解决不了的,或解决不好的,甚至会使矛盾激化;而采用平等式的、友好的协商对话形式反而能解决好,而且能产生一系列的良性循环.这是业已为国内外许多实践所证明.如1917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首先在政府内建立了协商对话制度;其后罗斯福总统大力推广这种制度.在一定的意     

完善民主协商对话制度

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好形式,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不少单位的协商对话态度认真,准备细致,效果比较好。通过对话,发扬了民主,提高了透明度,协调了社会群体之间     

苏联倡导社会协商对话

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比较重视社会协商对话,把它作为推行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重大措施,是动员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实现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戈尔巴乔夫是社会协商的积极倡导者,他经常强调和群众沟通思想、及时解决问题的重要性。他说:“我们需要同人民对话,需要进行广泛的协商”,通过来自下面的批评来检验我们的政策,使党和人民的行动紧密一致。他提倡人力进行“建设性的和广泛的对话”,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开篇中,他作了这样的     

努力搞好社会协商对话——二论政工干部如何带头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

赵紫阳同志在向党的十三大的报告中,把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在近期的七项任务之一,提到全党同志的面前。许多政工干部看到这一条,心中豁然开朗,得到了新的启迪。在党政分开的条件下,怎样探索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民主协商的作用机制与生成路径——以话语交往为分析视角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民主协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组成。在这一背景下,以强化交往能量场、协商对话与话语共识等话语交往的积极作用为发力点,能够有效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民主协商的治理价值。在治理实践中,民主协商是通过问题引导机制、结构组织机制、协商对话机制以及协同行动机制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面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应将提升交往能量场的治理能力、建立协商对话的运行规则、坚持话语共识的实践导向以及增强多元主体的治理共同体意识作为民主协商路径的重要建设内容。     

中国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现实形态与发展路径

在中国特定背景和历史逻辑下发展出来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社会层面的协商民主的表现形式和实现形态,是各级党和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之间进行沟通、协商与对话的平台,是对我国政治协商制度的有效补充。健全和完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对于协调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协商共治: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广西南宁“逢四说事”的案例研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科学决策和重大判断,是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基于对南宁“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的研究分析,建立“共治动机—协同组织—规范流程—制度保障”的逻辑框架,揭示基层协商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系,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路径参考。     

民主与对话

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人们在近年开放改革以来创造出来的、能体现人民民主权利的一种具体的民主制度。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使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成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体现人民民主权利、实行群众议政参政的一种好制度和好形式。     

十八大后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趋势

十八大首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作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的论断，并把大力发展协商民主，作为坚持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等多项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阐明“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并在拓宽渠道，完善制度，深化内容，增强实效等方面，对发挥这一优势提出了更具针对性的措施。     

关于民主集中制中“集中”问题探析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的“集中”问题,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内容和环节。正确认识和理解民主集中制的“集中”问题,对于正确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集中首先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就这句话这个观点本身的意义来说,是正确而没有问题的。然而,要是把它作为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把它作为决策问题的原则时,则是大有问题。 一、从理论上讲,“集中首先要集中正确的意见”的思想观点不够科学而难以成立     

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回响——《1988年城市职工心态录》续篇

对完善民主政治的看法: 认为协商对话制度有实效和流于形式的比例大致相当,希望提高政治透明度、保护和调动职工的参与热情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近年来加强政治民主,实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一种新尝试。从调查看,大多数职工对这种形式已有所了解,只有13.6％的职工没有对此     

发展协商民主的关键是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一论述不仅指出了协商民主的重要性也指出了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发展方向．对于加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贯彻落实十八大关于协商民主的论述,我认为．进一步推进协商民主发展的关键是将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服务大局 注重实效 推进工资集体协商

近年来，在全总和市委的领导下，上海工会把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作为贯彻“组织起来，切实维权”工作方针的一项重要工作，围绕服务大局，加强集体协商机制建设，把解决广大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工资收入问题作为贯彻实施劳动法律、协调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一项重点工作常抓不懈。原全总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孙春兰同志在上海调研时，充分肯定了上海工会推进三个机制建设，着力提高一线职工收入水平所做的探索实践，并要求紧紧抓住工资这个职工经济利益的核心，加大工作力度，破解工作难题。上海各级工会以此为契机和动力，认真贯彻落实，大力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从制度入手构建非公企业的和谐劳资关系

从制度入手构建非公企业的和谐劳资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这主要包括:健全劳动保障监察体制和劳动争议调处仲裁机制;建立并完善政府、工人和企业主“三方协调机制”;建立并推广集体谈判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和集体合同制度;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内部劳资双方共享企业发展利益的机制;建立经常性的劳资双方民主沟通和对话制度。     

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

我国悠久的协商思想为基层协商民主奠定了政治文化之基,而新时代则赋予了基层协商民主以新的内涵和实质。基层协商民主的演进发展之路,不断凸显出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基层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形式,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体现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把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有:坚持党对基层协商民主的领导,更好发挥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强化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执行力;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自信宣传教育,培养人们积极参与基层协商的意识;建设高素质基层协商人才队伍,为把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供人才支撑。     

协商民主与社会管理的链接与良性互动

20世纪90年代勃兴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是一种基于理性、自由、平等的公民个体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对话、讨论而达成最大限度“重叠共识”的治理形式.而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则是社会管理的关节点.协商民主与社会管理有着共同的价值旨趣和话语平台,存在着相得益彰的共生关系:倡导参与、对话、讨论的协商民主有利于推动社会管理的发展与创新,而以公民参与为基础的社会管理则有利于协商民主的全面“铺展”.以协商民主和社会管理的链接与良性互动为研究的切入点,不仅可以促进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而且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