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与交叉询问制度的确立

随着我国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已由超职权主义的模式 ,转变为以职权主义为主 ,兼采当事人主义的“混合式”诉讼模式。诉讼模式的转变对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确立交叉询问制度提出了必然要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的询问证人的方式与我国已经确立的“混合式”的刑事诉讼模式是不协调的。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为询问证人方式奠定了基础 ,但该询问方式仍存在缺陷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交叉询问制度是必要的 ,从交叉询问的顺序、范围及应遵循的规则三个方面来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交叉询问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及相关问题研究

诉讼的直接言词原则要求证人应出庭作证,但现行立法的缺失及配套规范的缺乏,证人出庭成为一大难题.我国应当完善对证人出庭的有关立法,建立限定证人出庭作证的例外规则、证人宣誓制度、询问证人规则等.     

交叉询问——辩护职能的基石

交叉询问是落实保护刑事被告质证权的重要装置,是当事人主义模式中具有特色的诉讼制度。我国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加强了控辩职能,庭审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化,如何在刑事庭审中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已经成为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文章分析了交叉询问对辩护职能的价值,对我国刑事诉讼交叉询问的现状、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改革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交叉询问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贪污贿赂案件侦查中的强制询问制度

对证人的询问包括任意性询问和强制性询问,询问证人是查办贪污贿赂案件的重要取证手段。贪污贿赂案件的侦破往往严重依赖于证人证言,通过强制方式对证人进行询问,有着现实的必要性。我国立法并未授权允许侦查机关强制询问证人,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事实意义上的强制询问证人。通过合理设置强制询问的前提条件,限制强制询问的强度,规制强制询问的程序等途径,构建适合司法实践的的强制询问制度,并通过程序对强制询问进行控制。     

交叉询问规则研究

交叉询问是对抗式庭审的重要特征,本文着重论述交叉询问规则的内涵并探求规则背后的理论根源,这些规则包括:交叉询问的阶段、顺序规则、相关性规则、合法性规则、禁止诱导性询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反对复合式及其他混乱性问题的规则、异议规则等。     

交叉询问制度的辩护价值及其在我国的借鉴分析—以“辛普森谋杀案”为角度

交叉询问制度是源于英关法系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是对抗式庭审的重要特征。交叉询问制度在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有着积极的辩护价值。使交叉询问的作用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的前提是必须有相应的规则配置并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由于我国的交叉询问制度还不完善，所以不仅要确立适当的交叉询问规则，还要加强对司法人员这方面能力的培训。     

评《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0条——英国反询问规则介绍及借鉴

反询问是证据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 ,但我国历来没有这方面的立法 ,新颁布的证据规则也只有零星规定 ,而英国的反询问制度无论在立法或司法实践上都处在世界前列。我国要建立纯正的反询问制度 ,必须了解并借鉴英国的相关法律制度。     

论反垄断法的私人诉讼制度——以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为视角

反垄断法的目的不仅体现在立法中,更应该体现在法律实施的现实里。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反垄断法的统领,合理的反垄断法执行机制的设计则是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实现的保障。首先从维护消费者利益是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切入,提出确立反垄断法私人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其次就反垄断私人诉讼所具有的特点作简单介绍;由于反垄断法私人诉讼制度自身存在的缺陷,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私人诉讼中具有重要作用;最后,结合比较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反垄断私人诉讼模式,从而为在我国确立私人反垄断诉讼制度提出建议,以利于消费者针对垄断行为提起诉讼。     

诉讼系属中债权转让时的抗辩与反诉

诉讼系属中债权转让时 ,债务人对受让人的抗辩与反诉 ,由于我国现行立法无明文规定 ,致使司法实践中认识不能统一 ,存在诸多问题。本文论述了诉讼系属中债权转让时 ,债务人对受让人的抗辩与反诉在诉讼承受主义和当事人恒定主义不同模式下的主要内容、立法政策、处理程序等有关问题 ,以期对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有所裨益。     

交叉询问制度之辩护价值及其于我国之可借鉴性分析

交叉询问制度是英美当事人主义国家最具特色、最受推崇的司法制度之一,也是其审判制度和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交叉询问制度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辩护职能,有利于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但亦会对诉讼效率、诉讼公正产生一定消极影响。分析交叉询问制度于我国之可借鉴性时,必须对其优劣所在、适用基础以及相关配套机制等加以综合考量,唯此方能做出理性、科学的决定。     

警察作证的障碍分析及对策研究

警察作证问题是刑事诉讼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警察作证制度的障碍主要有立法上的矛盾、诉讼传统的影响、制度上和诉讼模式上的制约以及警察机关自身的认识等。针对存在的问题,必须完善证据立法,进行诉讼模式改革,重构刑事司法体系以及警察机关进行必要的改革。     

交叉询问制度之构建

审判中心语境下要将庭审作为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心证形成的中心阶段,关键在于庭审中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对于认定事实的言词证据进行交叉询问。因此,应当坚持证人出庭为前提,通过增强辩方的辩护技术提升质证质量,从而发现事实真相。同时,宜适当借鉴域外之诱导性询问规则,探索构建符合中国本土司法情境下的交叉询问制度。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沿着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历史脉络,展现其产生的背景,由此,在我国确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有着积极意义,但在立法和实践中还存在困境,围绕如何实现有效监督与防止滥诉的平衡,借鉴相关立法例,结合我国的本土资源,使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能够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进而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     

股东代表诉讼原告资格评析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我国的正式确立,为中小股东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文章在借鉴国外立法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以期对我国这一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困境与解锁:刑事庭审实质化中人证调查方式构思——以S省C省会市庭审实质化试点改革为视角

人证调查是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之关键所在。由于现阶段我国法律规定不够明确,人证不出庭成为庭审之一大弊害,直接言词原则往往被架空。试点改革之初,在诉讼体制尚未发生完全变革之下,同时也考虑到诉讼传统以及特殊历史条件,确立人证出庭作证和书面言词证据相结合的混合式人证调查方式,随着交叉询问、证据开示、法律援助等配套制度一以贯之。实现"事实认定在法庭",使庭审真正成为事实查明、证据认定、诉权保护、公正裁判的关键"场域"。     

公益诉讼的法哲学解读

公益诉讼是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内容,对于维护公共利益,稳定社会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公益诉讼在我国虽然已经提出了很长的时间,在民事诉讼法中也已有所规定,但目前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严重阻碍了公益诉讼的实行。对于这些问题,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仍未形成定论,对于公益诉讼的立法及实行也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可从法哲学的角度对公益诉讼进行解析,以期正本清源,对公益诉讼的立法及实行有所裨益。     

试析诉讼时效的证明责任

诉讼时效关系着诉讼的胜败,意义十分重大.在我国,存在诉讼时效证明责任分配不明确的问题,使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无法实现,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因此,随着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深入,在证明责任分配上确立诉讼时效审查时的法官不自动援引原则的基础上,由原告承担诉讼时效未完成的证明责任,被告承担诉讼时效完成的证明责任,这样,既符合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又有利于我国司法公正.     

论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与程序建构

我国迫切需建构公益诉讼制度,确立人民检察院以及一些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的当事人资格.诉讼信托理论是解释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扩张的理论依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对实体法律和诉讼法律实施监督最完整、最丰富的体现.为构建公益诉讼制度,诉讼立法需要在总则有关的部分对公益诉讼的可诉范围、诉讼主体资格、程序规则以及判决效力范围等方面加以规范.     

我国刑事庭审中的交叉询问制度研究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证人质证规定了若干交叉询问的因素,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交叉询问实际上是举步维艰,英美法国家的交叉询问制度能够良好的运作,是有一整套制度规范作为保障的.而我国刑事法律规范中缺少这些制度规范,因而我国的交叉询问可以称为形不似神亦不似,实际作用也大打折扣.有必要构建和完善我国的交叉询问制度,以保障被告...     

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反思与制度重构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新增第162条规定小额诉讼程序,此举被普遍认为是小额诉讼程序在我国正式确立的标志。但是,仍有多数法院对小额诉讼案件受理数保留着"零"的纪录。本文从司法实践角度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立法反思,并提出制度重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