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文本与历史记忆:明清时期洱海地区白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历史变迁

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族群研究理论已揭示出族群身份认同在族群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在今天云南白族的形成过程中,其所具有的稳定自我认同的族群历史过程,并非止步于南诏与大理国时期,而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变化。13世纪以降,随着国家力量的深入,洱海地区的白族知识精英对祖源的追溯,经历了从认祖于九隆到追祖于南京应天府的转变。与此同时,遵循着白人上层最初的九隆祖源,在白族准精英引领下的民间社会,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白"的认同。自清末民初起,白人认同内部的这一张力由于其上层集体身份意识向"白人"认同的回归而趋于消解。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之前,白族已经成为具有稳定自我认同的自觉的族群。     

民族心理认同的结构及构建

在现实中,无数国际纷争与民族冲突往往蕴涵着民族心理认同的内在作用;在学界中,民族心理认同问题又是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民族心理认同的结构和特性进行系统梳理,厘清民族心理认同理论基本观点,可以为进一步提高本民族心理认同与国家心理认同的重合、国家和谐统一提供理论依据。     

对中国人类学亲属研究的若干反思——兼纪念李亦园院士

亲属研究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在人类学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在人类学的发展历史中,不同时期与理论流派的学者在方法论、知识论乃至本体论方面常有着不同的关怀重点与见解,说明了亲属概念的复杂性。受到社会科学反思运动的影响,美国学者大卫·施奈德(David M.Schneider)于1984年出版《亲属研究批判》一书,严辞批判西方亲属研究充斥着西方人"血浓于水"的"民族中心主义偏见",以西方的文化观点为理论架构来审视与建构非西方社会的"亲属"。大卫·施奈德的批判被视为是新旧人类学的分水岭,带动了其后西方社会科学亲属研究的全面反思与转向。相较于西方学者,两岸中国学者的亲属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承袭了西方民族中心主义偏见,同时也在观念上存在着汉文化民族中心主义偏见,从而形成了一种双重性偏见。而台湾泰雅族与云南大理白族亲属研究可以说明这种双重偏见存在的事实。因此,中国人类学的亲属研究,需要诸如大卫·施奈德式的深刻自我反思,来进一步探求不同文化人群的"亲属"。     

“不受羁绊的人类学”——劳拉·纳德的法律人类学研究及其贡献

劳拉·纳德是当代西方法律人类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她的法律人类学研究对法律人类学、人类学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纳德在法律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上有三个重要的贡献：提出了具有适用价值的西方社会研究进路,给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输入了活力;建构了纠纷过程研究和过程控制理论,对法律人类学研究由规则中心向过程中心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创新了和谐理论,为不同语境下的社会和谐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     

民族旅游、民族认同与民族性的构建——基于人类学的视角

旅游人类学研究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随着大量游客涌入的结果,在少数民族地区析出的文化变化。很多时候这些变化都伴随着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重组,也就是以旅游为导向的民族性的创建。从理论上探讨民族旅游与民族认同及民族性之间的关系,并从人类学的角度阐述民族旅游在民族性构建中的作用和影响。     

人类学视野下古代中国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融合——以大理白族为例

僰人、白人和民家是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对大理白族的称呼,尽管大理白族始终没有从少数族裔的标签下挣脱出来,但各种文本中的记录都显示他们与汉人日趋相近,我们有必要将大理白族的身份及其认同的变化视为一个不断调整与再定位的过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族群关系,尽管现在所用的"民族"概念有很独特的中国含义,但无论如何,它都是近现代以来的西方产物,我们的研究必须兼顾中国民族融合的独特进程。     

从地方一族到国家公民——“白族模式”在中国民族建构中的意义

白族的历史与文化经历了乡土起源、地方传统形成与发展、国家公民身份建构三个阶段,白族也由地方一族发展成为国家公民,实现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对接,促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繁荣、稳定与发展。"白族模式"为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国家繁荣稳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与历史逻辑。     

论国家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的共生性

国家认同的形成是国家和谐稳定和统一发展的需要。但是在此进程中也存在一种要求尊重、维护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的观点。因此国家和谐稳定和统一发展需要处理国家认同和现有的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冲突论＂、＂替代论＂、＂共生论＂和＂辩证统一论＂等观点。本文通过对各种关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关系的不同观点的分析认为,国家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的主体、客体、目的和标准依据是不同的,但同时也存在联系,因此,在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共生论＂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试析宁化石壁在东南亚客家华侨认同中的重要性

东南亚客家华侨中有唐初开发闽南的陈政、陈元光将卒后裔,可分成来自宁化石壁与非宁化石壁两部分,以吴、沈两姓为代表.闽南文化圈的客家后裔在族群互动中,为适应新环境,在原有客家谱系前添加闽南谱系.来自宁化石壁的华侨比非宁化石壁的华侨在客家认同意识上较为强烈.东南亚华侨的族群认同深受祖地宗族影响,其宁化石壁祖先叙事主要体现在族谱记载、口述史料、聚落命名等三个方面,口述史料内容不易变更,也是重要的祖源参考依据.     

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民族认同

在过去的20年里,人类学中有关民族关系的研究已拓展为对文化本质和文化认同意义上的理解。较早时期的研究常将文化认同和文化的族群性相提并论,然而最近的人类学理论观点却认为,文化和文化认同是两个独立的统一体。也就是说,一个族群的文化认同不必反映世代传承的或是纯粹的(gcnuinc)文化传统。一个群体,一个社会阶层,甚至一个国家也许在其与其他群体的接触和同化过程中继续创造或传承其文化传统。而这一群体成员把未变化的文化传统阐述为文化认同。事实上,他们把其他群体与他们发生接触的语言和文化因子混合,甚至处于一种稳定的群体关系状态之中。许多个体(individuals)也许改变他们所声你的认同或是跨越群体成员身份的界线。这就是巴特早期关于族群和边疆研究的基本理论见解(position),这一理论开阔了许多人类学家的眼界。利奇(英国人类学家) 1954年从事的缅甸克钦语群民族认同研究也具有同等重要的理论意义(implications)。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医学人类学

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医学人类学 医学人类学(medical anthropology)是近20多年来在西方,特别在美国人类学中发展最快、几乎成为独立于人类学之外的一门分支学科。虽然人类学对于原始民族的健康与疾病的研究,即对他们的医药信仰和治疗方法的研究几乎同人类学一样古老,“医学人类学”这一名称只是在1963年才由人类学家斯考却正式提出。[1] 美国医学人类学家福斯特和安德森把医学人类学界定为“涉及健康与疾病的各种正式的人类学活动”。[2] 由于其名称中的“医学”认同于西方专业医学对于疾病和健康的观念,而该学科正是要对这种传统医学观念挑战,某些人主张改名为民族医学(ethnomedicine)或健康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health)以示区别。不过,医学人类学之名仍然广为人们接受和使用。它之中还可以再分出临床人类学(clinical an-thropology):应用人类学知识解决医学实践中的某些特殊病例。     

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国家认同问题

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国家认同问题.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任务是将国民对各自民族的忠诚转变为对国家的忠诚,在尊重多元的民族认同基础上建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建没包括政治认同建设和文化认同建设.其中,文化认同建设是根本,稳固的文化认同可以消解政治认同危机时国家认同危机的程度."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国家认同问题"的观点,要求我们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必须及时同应国家一体化建构与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互动态势.     

从“边缘”看历史 读《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是台湾历史学者王明珂民族史研究的名著,1997年在台湾出版,2006年在大陆出修订版,2013年出全新修订本,在知识界一直很畅销。被评价为"历史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典范",读这本书,可以了解最近民族研究领域的部分声音。     

论历史人类学与西南民族文化研究──方法论的探索

论历史人类学与西南民族文化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宋蜀华一、历史人类学与民族历史学近年来，作为人类学分支学科之一的历史人类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日益受到重视。它以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族群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与历史民族学（Ｈｉｓｔｏ...     

略论民间歌谣的民族文化内涵——以大理白族民间歌谣为例

本文试图将白族歌谣放在民族文化的“多棱镜”下扩视，以历史的视角和文化平等的视野对其现照，用心灵去剖判、理解白族之所以成其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定民族的内在特质与外在表象，努力发掘深埋其中的多重文化解读空间，真实地表达出歌谣文化的整体面貌和底层民众的情绪世界。因为大理白族民间歌谣是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革新中展现的活态文化，反映了白族人民田有的思想意识、文化现念、民族风情和审美理想。     

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基本表征与关系形式

在一个非单一尤其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认同的多元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国家认同的发展,这种影响是复杂的。一般而言,在一个统一的国家,统治者往往会更加强调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主体、对象和动力以及强化方式等方面,这些差异是显然的。在对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两者关系进行研究时,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即两者是相互冲突的关系、两者是替代的关系、两者是共生的关系,三种表述都有其适应的空间,都具有其合理性。     

从布迪厄实践与资本理论看当代白族的“拟亲属”关系发展

"寄名亲家"原是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甸北白族村落一项传统但不普遍的习俗,不同家族藉由"打干亲"方式建立联系,发展出拟亲属(fictive kinship)关系。在当地,生计模式从传统农业社会模式向以银铜手工艺、旅游业等为主的商业社会模式快速转型,白族人施行"寄名亲家"的比例在代际间呈倍数增长。目前,当地白族20岁以下人口中,95%具有拟亲属尊长。"寄名亲家"成为村落间的普遍习俗。作为人类学亲属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不同文化的人群建立"拟亲属"关系的对象、方式与目的意义,常有着极大的差异。就鹤庆甸北白族的"寄名亲家"而言,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无法适用此一现象,而布迪厄的"实践"与"资本"理论则是更为有效的分析工具。当代"寄名亲家"习俗,已成为当地白族人适应生计模式变迁,累积社会资本,并与当地年龄组织互补的一项策略工具。     

旅游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机制研究——以湘西为例北大核心

以湘西旅游为研究对象，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个维度研究旅游对“五个认同”的民族地区实践，揭示旅游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湘西旅游构建起民族交往桥梁，互动互赏，增强对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认同；湘西旅游提供民族交流互动空间，实现治理主体多样化，经济互动和语言互动，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为文化认同奠定基础；湘西旅游带动民族地区文化输出，借助服饰和旅游演艺扩大民族文化影响范围，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中医人类学视野下的具身性与多重世界

本土疾痛的身体体验，既是中国人世代知识经验的传递，又是文化认同的关键。脉诊是认知能力与治疗能力相对应的具身性理解方式。中医具身性体验，可以拓展和丰富民族志研究的传统方法。多重世界的系统独立性，可作为理解中医不同流派的工具。在科学主义的间隔下，病痛体验是人们理解替代医学体系的现实基础。中西医百余年来的间隔，需要用人类学来打破。具身性与多重世界的视角，可以帮助形成一种对中医“内外交织”的研究态势。     

人类学变迁理论的发展与应用

人类学理论中关于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产生了视角丰富,取向多元的各种理论观点.这些理论在不同时期被应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全球化成为整个世界的变迁趋势的今天,人类学把全球化看作是当代的一种更大时空范围的文化变迁过程,人类学重视地方文化的特异性,重视文化自觉的变迁观可以帮助我们清醒地认识自身文化,找到民族文化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