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的公共价值需求及实现路径

公共价值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和现实诉求，既符合乡村善治需要，又体现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精神，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乡村振兴中的公共价值实现涉及公共精神、公共空间、公共参与、公共规则以及公共利益等方面。只有从公共价值的本质出发，明晰共建要求，创新共治方式，彰显共享旨归，才能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的美好愿景。     

在乡村振兴中“留住乡愁”：价值、困境与路径

乡村振兴既要积极塑形,也要注重铸魂。进入新时代,乡愁已经从个体意义的情感型乡愁上升为社会和国家层面的治理型乡愁。以新型城镇化导向的乡村建设对传统村落文化传承产生消极影响,人口外流导致村落空心化和成员身份认同弱化,行政推动型移风易俗对传统文化传承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积极应对乡村振兴进程中留住美好乡愁所面临的挑战,需要超越“资源维度”和既有做法,更多地考量“治理维度”并创新路径。基于乡村社会基础和发展趋势,留住乡愁应着力从协同治理、下沉式治理、参与式治理、属性治理等维度推进。在实践中,要坚持以党领共治推动乡愁场域的打造,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激发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要把留住乡愁作为重要民生问题,重视围绕乡村居民内在需求而重塑乡愁治理新格局,充分发挥乡村居民在乡愁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更好地留住美好乡愁,增强民众的参与性、获得感和幸福感。     

治理性融合与都市腹地乡村的振兴逻辑——基于沪郊乡村振兴经验的思考

都市腹地乡村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类型,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城乡关系而成为社会转型的首冲之地。受城镇化、工业化和乡村传统的多重影响,都市腹地乡村一般呈现为城乡边界模糊的混合型空间形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加速了都市腹地乡村空间形态的转型,并且产生了通过重构乡村空间形态,实现乡村景观化转型、以城乡治理性融合带动乡村振兴的发展逻辑。基于上海郊区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表明,治理性融合是紧密型城乡关系下城市主导、以治理为抓手的乡村振兴策略,在城市对乡村的支持与控制下实现了都市腹地乡村的景观化转型,并带来了乡村社会关系的重组。     

数字赋能乡村“智治”

<正>“郡县治，天下安；乡村治，郡县稳。”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的善治与振兴，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目标的实现。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完善推广数字化治理方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江苏省委一号文件指出要推进精细化管理、信息化支撑的农村基层治理平台建设，完善自治法治德治智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智治是现代信息技术和乡村治理深度融合的产物，是乡村治理数字化、智能化的模式体现，是伴随乡村自治、法治、德治建设所出现的新型治理形态，而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智治的有效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体验、新理念、新举措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标志着我国现代乡村治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基于改革开放百村中典型乡村的再调研,从实践层面剖析乡村治理经验,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节点上的理论准备。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实践上的重构,需要治理资源再配置,这就要遵循治理的一般规律,引入现代治理的新理念,遵循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魂"三治融合"的原则,战略层面优先规划制定现代乡村治理的实践体系,决策层面打造现代乡村治理多元共建共治的实践格局,工作层面建设现代乡村治理组织协同的实践机制,不断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和治理能力,努力实现协调和谐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目标。     

自主与嵌入:乡村振兴战略中基层党组织的行动策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又要激活乡村社会内生资源,培育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解决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为重要的内源力量。作为执政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农村基层党组织上联上级党委政府,下沉乡村社会,依据其特殊的支持要素和政治优势,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既要保持对各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又要通过对社会主体的嵌入,实现嵌入性治理。即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要保持嵌入主体对嵌入客体的自主性,使嵌入主体能履行其政治代表功能、利益表达功能和利益整合功能。为此,必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分类管理,实现其功能再造。     

着力推进乡村治理走在前列

<正>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近年来，泰州市姜堰区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以“精细治理”为抓手，以“共治共享”为关键，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农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展现了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新气象。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腐败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是当代中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走向共同富裕、建设农业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乡村治理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不但影响了乡村社会的稳定，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且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农业强国的障碍。为此，要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治理中的各项制度、强化乡村干部激励制度、进一步增强廉洁教育培训、加大腐败查处力度，对乡村治理腐败问题进行切实有效的整治。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现实困境、发展逻辑与优化路径

乡村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不仅要发挥文化的主体性,更要彰显民族资源的内生性与差异性。当前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着生态结构破坏、治理主体缺位、民族特色消弭等现实困境,要以强调生存性、激活内生性、凸显差异性为发展逻辑,依循民族资源构建乡村品牌、文化空间培育乡村审美、特色产业重塑乡村生态三种治理路径,激活民族地区村落社会与村民之间的发展潜能,完成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赋新与意蕴构建。     

关于推进贵州民族特色村寨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建设的建议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民族文化丰富多元,民族特色多姿多彩.少数民族村寨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承载了民族发展变迁、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见证了民族团结发展、脱贫攻坚的历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指出"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等.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第五部分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键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对中国乡村治理提出了重要方向.2018年中央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法律保障,其中第六章提出要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由此可见,乡村治理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村落政治权力整合的路径选择——兼论乡村振兴战略下加强村落政治权力整合的新路径

村落政治权力是村落政治的核心。如何整合村落政治权力成为影响村落政治发展或变迁的核心要素。通常对村落政治权力的整合存在两种维度,即国家政权建设维度和村落内生秩序维度,而实现两种维度的衔接则是加强村落政治权力整合及实现村落善治的理想路径。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呼唤乡村(村落)政治权力整合的新路径。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对村落政治权力的整合出现一些新的要求或特点。比如,强化乡镇党委在"乡‘政’村‘治’"中的影响力;发挥党支部在村治过程中的执行力和决策力;加强对村治机构负责人思想政治的考核与审查;充分发挥村民在村治过程中的监督作用,等等。而"三治融合"模式的提出和实践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村落政治权力整合提出了新的路径。     

乡村治理视域下民族地区民间组织的治理研究——以青海省“侃果哇”民间组织为例北大核心

民间组织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面对新时期民族地区的结构性变化，需要对民间组织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提升其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其健康发展，进一步助力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文章分析了青海省“侃果哇”民间组织在当代的异变倾向及不利影响，认为在强化对民间组织的监管的基础上，政府应转变管理思维，积极引导和培育民间组织的公共服务能力，使之进一步成为助力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丰厚资源。民间组织则需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在乡村治理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与政府之间构建“协同”关系，实现乡村治理的“共治”和“善治”。要严格识别和打击民间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净化乡村政治生态，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空间重构:老旧小区社区营造的治理逻辑

空间是理解城市诸问题的核心,近年来城市治理理论和实务方面的"空间转向"愈加明显。随着我国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城市逐渐进入从外延式扩张转向以城市更新和精细化管理为代表的"内涵式治理"新阶段。社区营造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逐渐兴起,并成为创新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社区营造事实上是以居民需求为核心的生活逻辑主导,通过社区公共空间再造、公共交往再造、居民参与方式再造、社区治理模式再造等实现整个社区再造的一种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所体现的治理逻辑在于,通过社区空间的重构,破解以空间为基底而衍生的众多社区治理问题,实现社区的再造以及社区共同体精神的再生产。     

能力再造:可持续生计的能力范式及其理论建构

从贫困治理到可持续生计,研究目标的转向导致贫困治理中的能力贫困范式需要进一步发展,以形成适合于可持续生计研究的能力范式。DIF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通过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阐述了能力再造的内涵,并将其作为从生计脆弱性到可持续生计的内在研究逻辑。因此,能力再造能够成为可持续生计的能力范式,但要看到目前缺乏对能力再造的理论建构,制约了其在生计研究中的运用。因此,需要从理论的高度,通过对能力再造进行概念界定,内涵分析,类型区分,影响因子描述及概念测量来构建其理论分析框架。     

乡村振兴需要公众有序参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大政治课题。而乡村振兴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是乡村组织建设。积极培育乡村社会自组织,构建"政府—乡村社会自组织—农民"多主体协同共治的乡村社会治理新模式,是实施乡村组织振兴的必然选择。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定位、发展困境与推进策略——第四届中国县域治理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当前乡村治理依然是社会治理中的薄弱环节,治理主体边界模糊、治理环境复杂多样、治理资源供给匮乏等现实困境,要求进一步围绕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激活多种治理资源、深化基层创新性改革、再造乡村共同体等策略进行推进。以期实现农村秩序和谐稳定、农业稳固发展、农民主体价值彰显等基本目标,进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乡村社会建设路径体系构建研究——基于乡村振兴背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乡村社会在这一系统工程中居于主体和核心位置。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实施，乡村社会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愈发凸显，而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思想文化、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等社会建设路径要素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作用亦持续显现，成为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动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乡村社会建设面临一系列功能障碍，主要包括社会组织“内卷化”、公共服务“碎片化”、思想文化“离散化”、生态环境“低质化”、社会治理“悬浮化”，给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带来严峻考验。通过加强社会组织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思想文化体系、生态环境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构建，探析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社会建设路径。     

实现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善治”路径探论一一基于社会资本重构的视角

基于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的社会资本，在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实现农村社会整合，维护乡村社会秩序方面显示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文章论述了乡村治理与社会资本的理论关联，并具体分析社会资本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社会整合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弄清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现状的基础上，对如何重构农村社会资本，以解决“乡政村治”模式下的治理困境，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乡村振兴战略中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实现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农村发展的重大举措,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其核心和政治保障。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政治领导、思想引领、群众组织、社会建设等功能,是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领导核心。通过优化基层党组织结构、强化后备力量培养、提升基层组织领导力、加强思想建设工程、凝聚群众力量、理顺社会职能来探讨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实现路径,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思路,不断推进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     

村组共治：乡村治理有效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急剧转型。以行政村为核心的乡村组织陷入治理困境,亟需实现功能的扩大化。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共治是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路径。村组共治通过行政村与村民小组之间的角色分工实现合作共治,表现出“通过分工的合作共治”的耦合逻辑。在耦合式分工中,行政村是行政类事务的承担者、混合类事务的攻坚者、自治类事务的支持者,行政村治理的角色运行机制包括行政村组织的正式化、支持网络的建立。村民小组是行政类事务的分担者、混合类事务的落实者、自治类事务的担纲者,村民小组治理的角色运行机制包括人力资本的增加、社会资本的吸纳、信息资本的掌握。村组共治能够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促使新双轨政治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