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乡村皇权、族权和绅权的联结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清末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主要观点有三个：即皇权政治、乡绅政治和宗族政治。“皇权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从来都是在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及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皇权控制清末乡村社会的一切。“乡绅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面的三角结构。在清末，国家没有完全渗入自然村，各村庄是相对封闭的，村庄内各阶层中最上和最下层与外界关系较多，国家对村庄的联系是通过乡保进行的，而乡保是国家与士绅之间的缓冲器，各村庄是由士绅…     

明清士绅对文化名胜的传承——以湖北黄州为例

明清时期地方社会的士绅群体已经形成,成为地方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是地方利益的代言人,是官与民沟通的中介人,是国家政策的解释者,在对本地文化名胜的保护传承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湖北黄州为例,士绅对文化名胜的保护传承包括维修古迹、立祠祭祀、兴建书院、赋诗作记、考证溯源、保存文物等几方面,以此为基础探讨士绅传承文化名胜对促进地方文化发展的意义。本文旨在揭示明清士绅阶层所承担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探讨士绅在地方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并试图对今天名胜古迹的开发利用提供借鉴。     

“何以为家”：流动社会下青年数字游民的地方感研究

信息技术革新推动着数字社会的到来，流动性加剧使得人地联结方式发生了改变，流动社会下移动主体的地方感形成机制值得探讨。在现代竞争环境与社会时间挤压下，青年数字游民通过技术中介主动从高度组织化环境中剥离，以获取自我时间的回归；在不同生活“扇面”下，数字游民成为场景化存在的个体，其身份处于“地域人”与“区域人”之间动态切换过程，由此也带来了个体认同机制从“属地认同”向“属人认同”的转变；个体认同的转变重塑了人地联结的方式，多样地方感杂糅成的“流动地方感”，构成了青年数字游牧人群地方感的主体特征。     

农村籍大学生的文化适应：来自“关键场域”的解释

通过对布迪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概念的进一步发展，结合生命历程理论中对时间性的理解，本研究将大学视为农村籍大学生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关键场域”，并探究其在城市中的文化适应过程。研究发现，农村籍大学生由于缺少城市场域下的相应惯习，因此在遭遇生活各方面的不适应的同时，其原有自我评价体系崩溃；但通过在大学这一关键场域中获得的“大学生”身份和大学中的各类资源，重新建立自我评价体系和弥补自身相对劣势后，农村籍大学生在大学场域中实现了城市文化的文化适应，并在其毕业之后最终形成了农村身份认同和城市生活方式认同并存的特有认同。     

历史变迁语境下的乡绅概念之界定

知识、财富和身份是构成乡绅概念的三大核心要素。从明清至民国中期,这三个要素逐渐发生演变。知识要素从明清时期的功名发展为清末民国时期的学识,此为表层的显性要素。财富作为乡绅概念的更深层次要素,是乡村知识分子成为乡绅的物质基础,且伴随着清末民初的绅商对流,财富要素的比重有所上升。身份是乡绅概念的根本性要素,明清时期的乡绅为建构一个乡村共同体而扎根于乡土,在与国家权力的博弈中谋求一种合作共治的乡村治理状态,但清末以降,绅权的乡村根基转为国家授权,而乡绅"劣化"逐渐成为一种普遍性话语,民国中期以后则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乡绅。     

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该书《译后记》介绍说：“本书作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充分利用大量地方志和山寺志，以丰富翔实的一手材料和生动有趣的笔触，描绘了这个时代（他宽泛地称之为‘晚明’）佛教和士绅社会形成的关系。他首先探索了佛教与明代理学的关系（很大的篇幅集中于阳明心学一系），旅游发展和佛教圣地的关系，以及慈善性捐赠的机制和动机；然后，对三个在地域上和经济上都十分不同的县分别进行了个案研究，从而揭示出捐赠寺院的模式及其社会后果。”     

近代乡绅衰落原因探析

在传统乡村社会中作为治理精英的乡绅却在近代“废科举、兴新学”和“乡村自治”的过程中丧失精英地位。乡绅衰落的原因是：丧失文化权威而与下层民众疏远、传统精英流动渠道消失致其与下层民众隔离、乡绅自身异化进而与民众冲突、民众中产生新的精英给其沉重打击。     

从历史到记忆：明清记忆之场中的冼夫人回忆形象建构

冼夫人是历经梁、陈、隋三朝而矢志不渝地勠力扶皇舆的岭南地方领袖,其史传叙事可溯回至唐臣魏徵主持纂修的《隋书·谯国夫人传》。明清时期是粤西南地域社会从文化认同上被真正整合进中国的重要历史阈限时段,而“冼夫人”作为一个沟通国家、精英与民众对话的文化象征符号,在彼时地方精英集体参与“修订”其回忆形象的文化实践中,具象化了王朝礼制与地方风俗之交互模塑过程。在这个以“礼”化“俗”、借“礼”阐“俗”的过程中,冼夫人渐次挣脱其在传统士大夫眼中的“蛮妃”刻板印象,儒化雅化为契合精英审美趣味与价值评判标准的“女师”,至道光戊申年粤西状元林召棠为儋州宁济庙作碑记之际,已是被置回地方感觉结构的“吾高州冼氏女”。     

论村落共同体：地方共同体想象的形成及其问题

"村落共同体"概念的兴起和运用,既是对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回应,具有田园乌托邦的色彩;同时,也是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的传统问题场域中地方与中央关系、帝国想象与村落想象的悖论在新的社会时代环境下的延伸。地方士绅和地方自治在"村落共同体"的概念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上"皇权不下县"的地方士绅想象及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运动,构建了对地方士绅相对于中央权力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想象,这种地方独立性的构建形成了具有有机性、封闭性和田园色彩的村落共同体想象,预先设置了中央与地方的对立关系;同时,也吊诡地形塑着"乡村即是国家"的隐喻。这一双重而又颇显矛盾的预设视角构成了理论上的遮蔽,设置了帝国想象与村落公共体想象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妨碍着我们在当代中国乡村研究和治理中想象一种具有新的可能性的乡村社会形态和地方社会关系。     

乡规民约的历史嬗变及当代价值

乡规民约是在乡贤士绅、族长等地方精英的主导下,由村民广泛参与,自愿、自主、自发或由政府提倡、强制制定的一种对局域内全体社会成员日常生产生活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和价值诉求。它立足地方实际,或有文本表述,或直接由民间俗语方言口耳相传,具有地方性、准法律性和易传播性。乡规民约是由某一区域居民自愿制定的,其必然综合本区域内的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经济结构等各种因素,其覆盖控制的范围在古代通常是“一里”,相当于今天的一个自然村。[1]乡规民约是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软法”,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数千年来,“皇权不下县”“绅权不上朝”,地方士绅与皇帝共治天下,而士绅治理乡土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具有准法律性的乡规民约。     

布尔迪厄科学场域中的科学实践

布尔迪厄把“文本”与“社会”相结合,将关系性方法论视为其与实证论和建构论进行认识论决裂的基本工具,把科学视为一个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又服从特定社会法则的场域。科学场域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科技、机构、经济与社会不断关联、博弈与融合的过程,这充分展示出当下“大科学”实践的运行规律。在力保科学自主性的前提下,科学家应反观其科学实践,积极协调科学场域中的各种关系。这样,科技才会真正造福人类,才能拥有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     

解决“土地财政”的法律措施

秦勇在《河北法学）2012年第7期撰文《论“土地财政”的效应、成因及其法律解决之道》认为，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在财政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利用土地出让法律制度和土地税费法律制度，获取财政收入以充实本地政府财源的行为。土地财政对缓解地方政府财政资金短缺，加快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负面效应也是很明显的，表现为农民失地失业又失权，耕地资源急剧减少；收入分配不公等。从法律上解决土地财政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边疆族群·国家认同·文化创造——以一个俍兵家族的变迁为例

明清以来的社会历史变迁使岭南的族群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广西俍兵利用动乱的环境和国家“以夷制夷”的政策,不仅使自己在地方族群与资源竞争中获得优势,而且实现了由“蛮族”到“编民”身份的转型。与一般研究不同,本文关注的焦点不是边疆族群的“汉化”过程,而是尝试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野,以韦氏俍兵家族的兴衰为例证,来探讨在与国家的互动过程中边疆族群的身份变迁及其应变策略。     

“找回家庭”：新时代中国基层治理的呼唤

<正>治理方式与治理条件紧密关联，¹任何一种治理总是基于特定的经济社会结构。在传统中国社会，以农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严重制约国家管理基层社会的能力，“皇权不下乡”，基层社会由家庭、家族和乡绅治理，形成了家国一体、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双轨运行的治理体制。这一体制历经数千年，取得了卓越的治理成果，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文化。     

代表活动要坚持“活”与“实”的统一

近年来，地方人大开展了一系列富有地方特点的代表活动，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但在组织代表活动中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为：渗透性不强——有些活动没有贴近社情民意，依法治理，管理国家事务的工作与代表活动的中心议题易形成“两张皮”或“马后炮”，“活动”明显滞后；创新性不强——各级人大代表组织活动不注意协调，同样内容的活动“各敲各的鼓，各唱各的调”，     

“科举废、革命兴”：论清末新政中的革命因子

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使原有的人才选拔制度为之中断，也使传统的社会运转体系和社会思维模式遭遇空前挑战。社会精英趋向多元，不再往国家流动，而是回落民间，国家与精英的关系在 1905 年后出现了疏离。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士绅阶层的分化和政治参与多元化的加强，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原有的统治秩序和社会关系，并进而激起强烈的社会震荡。原本自我改良的清末新政，结果却愈改愈乱、愈革愈糟，不仅从内部加速了清制的终结，而且为辛亥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平改楼”后村民回迁难

近年来，中央及地方政府拿出大量资金进行棚户区改造；然而，在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新天地美域”小区北侧却出现了新的棚户区，与外墙红色的高层住宅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招“商”莫招“伤”

在加快经济发展的目标下，各地都在千方百计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政府招“商”却招来了“伤”。如：一些骗子抓住地方发展经济心切的心理。搞来一些假公司、假项目等．假借独资或与地方合资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一些不法商人把某些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结果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给人民的生产发展、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惜采取减免税收、降低土地征用价格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结果让不法商人钻了空子．损害了国家和百姓利益；还有一些地方的领导。借招商引资之名，行公费旅游之实……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着力引领农民“市民化”

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与农村的地域界线越来越模糊，失去土地、搬进城市的“农民”越来越多，城乡之间的差别在逐渐缩小，传统农民的身份、地位、价值观念、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农民正逐渐向“市民”转变，部分农民的居住场所、工作方式、收入来源已经“市民化”，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关注农民的“市民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治理的“人民性”探索：历史视野与现代化面向

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是践行“民心政治”的重要场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微观载体。本文以基层治理中的人民性为研究对象，在横向上，从价值、制度、技术三个维度解析了人民性的逻辑框架和理论内涵；在纵向上，基于时间脉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治理人民性的探索历程进行了梳理，归纳其发展演进特征。此外，本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将人民性与现代化逻辑相对接，基于社会与政治、整体与个体、主体与客体、统一与差异的多重辩证关系阐释了人民性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