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作为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历史事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的影响。"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外、国内的客观形势不同的认知之下,对于中国未来道路所做出的不同选择而引发的一场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论。在争论当中双方依旧保持盟友的关系,双方也从中获得更多的启发。这场争论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成长必须和中国的国情紧密结合起来,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要吸收和借鉴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语境下重温“问题与主义”之争

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语境下,重温九十多年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重拾论战中的合理因素,思考诸如对待"主义"之态度,以及对待"问题"之方法,有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辩证地理解"谈"与"干"的关系,科学地把握各种"主义"的特殊性和历史性,创造性地推进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主义"的运用与发展。     

“社会问题”的性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不仅面向问题的提出,还面向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不是个人的机械总和,因此,社会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决过程既不同于个人问题,也不等于个人问题的机械总和。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五四先贤对社会问题的性质存在观念分歧,但都反对偏废问题和主义,达到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萌发的先声——“问题与主义”之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一开始就被"问题"与"主义"的两难选择所困扰,最初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和改良主义分子之间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代表人物就是李大钊和胡适。在这战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经受住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逐渐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掀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的热潮。"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仅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间一次对中国未来之路的碰撞式的争论,而且也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脉络。     

“一把手”的监督难问题探析

近年来 ,党政“一把手”违法违纪的案件不断增加 ,在领导干部犯罪中所占的比例居高不下。这一现实把加强对“一把手”监督问题迫切地摆上了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议程。围绕“一把手”的监督 ,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蕴含其间的一个“难”字 ,值得认真解读。笔者认为“一把手”监督难除了“权”的因素外 ,还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积淀。历时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积淀了许多糟粕 :从“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到“不怕官 ,只怕管”的奴化统治 ,从“为尊…     

“痕迹主义”的产生机理与防治对策——以行政责任为视角

"痕迹主义"是基层痕迹管理演变形成的一种消极异化的行政现象,是形式主义的新表现,追求工作留"痕"、唯"痕",成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顽瘴痼疾。以行政责任为视角,系统深入探究"痕迹主义"的产生机理,即在强责任传导的行政环境影响、基层行政责任观念异化与注重"痕"绩的政绩观驱使条件下,痕迹管理异化为"痕迹主义"。并从化解痕迹管理的积弊挑战、重塑基层行政责任观念、崇尚以实绩为导向的政绩观、优化基层治理责任控制机制入手,为防治"痕迹主义"提供学理分析,以期为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照。     

“政治接纳”:政治认同基础上的外化行为——基于内涵、构成要素与功能的探讨

政治认同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和情感倾向深刻影响着政治体系成员的政治行为,而心理与行为的二元分离却无法确保体系成员在行为上始终忠诚于政治体系。当前的政治认同研究陷入只强调内心认同而忽视外在行为的研究误区。“政治接纳”的出场为政治认同研究摆脱这一误区提供了新的出路。“政治接纳”作为一种政治认同基础上的外化行为,主要由制度接纳、价值接纳、政策接纳和过程接纳等核心要素构成,并具有增强政治合法性、维护政治稳定、提升政策执行效率以及促进政治民主与监督等诸多功能。相较于政治认同而言,“政治接纳”在强调内在心理的同时更加注重外在行为对政治体系的实质性影响,在理论上克服了政治认同的心理偏好,并有效兼顾了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从而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民生商贩”与“商贩民生”——二元逻辑下的商贩问题

商贩问题既是一个"生计"问题,更是一个"民生"问题。"小生计"被放大为"大民生",是一个从个体生计的自我实现到国家将其纳入民生建设体系的过程。民生与经济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确立"民生商贩"与"商贩民生"二元逻辑的理论前提。"民生商贩"是指小商贩对社会民生产生的积极影响";商贩民生"则强调了小商贩的生计本身也是一个民生问题。小商贩作为一个不会消失的社会符号,既是大战略,更是大民生。商贩问题的根本在于,全社会尤其是政府必须建立对小商贩的包容和发展意识。     

基于问题的学习——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问题教学法的适用

问题教学法是以问题为核心组织教学内容和展开教学活动、通过问题的不断提出和解决从而使得学生主动建构知识体系的一种教学方法。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中运用问题教学法,应确立问题教学法的基础性地位,明确问题教学法发展学生能力的目标,在教师的指导下来源于学生的发现并通过学习团体的协商解决问题。     

“泛神论之争”中的理性与信仰问题——以雅可比的理性批判为中心

"泛神论之争"是德国观念论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而这场争论的发起者雅可比则是启蒙理性和现代性原则最重要的批评者之一。他指出,以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通过反思性的理性演证来确定事物存在的根据,其结果将是与理性和自由的原则相背离的机械决定论和无神论,从而削弱道德、宗教和政治的根基;而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作为理性主义哲学的另一种表现,将知识和道德的根据最终归于思维或先验自我的内在性时,认识的内容、形式和认识对象本身都成了主体的一种构造,这势必会导致唯我论,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虚无主义。只能通过个体的信仰、直觉和情感,而不能依靠理性的反思和推论,才能通达上帝在他的启示的直接性中向我们揭示出来的绝对真理。雅可比的理性批判及其信仰主义哲学中对"思有同一"原则的重申,对后康德的观念论哲学家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产业转移与我国产业承接探析——基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分析

产业转移与承接是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或地区产业发展与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后半期,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地区通过产业承接与结构升级,实现了"东亚奇迹"。以亚洲"四小龙"为例,分析探究承接产业转移的现实基础及其实现产业承接的内在机理,可以为我国的产业承接与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政府农业还是市场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改革思路

农业是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在第二、三产业已较充分市场化的今天,农业的一些发展思路却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农业模式(如政府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包揽了太多、太细的工作,造成农民对政府的严重依赖,农业生产活动中存在许多非市场化因素),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不难想象,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能否转变政府农业的工作思路,革新我国农业的发展模式。 政府农业的主要特征是:农户作为农业经营主体,以分散经营为主,其经济、技术力量薄弱造成了整个农业发展过程对政府的严重依赖。当前,在政府的农业财政力度相对偏弱以及农业行政效率偏低的情况下,市场经济规律和资本的     

“思政课”精品视频课程建设的难点分析——以《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为例

"思政课"精品视频课程的建设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动态过程,其目标是向课程要效果,向教师要质量,向团队要资源,以求提升课程建设的整体水平。"思政课"精品视频课程建设必须与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建设相结合,提高视频教学中主讲教师的素质;精心设计好精品视频课程的教学内容,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服务;重视视频教学中资料库的建设,利用思政精品视频课程建设这一契机,推进思政课其他几门课程的建设。     

网络虚拟社会中的青年道德问题与治理——基于英格尔哈特“后物质主义”政治文化取向的分析

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人们不再关心经济增长,而是更加强调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更加强调个性自由和自尊。互联网是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青年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在这一价值观的影响下,网络虚拟社会中的青年道德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道德意识方面的个人主义色彩浓厚;道德行为方面的自律能力不足;道德准则难以约束网络言论方面的自由民主权利。在网络虚拟社会中,青年道德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网络本身的多元性、开放性对青年认识产生误导;网络立法和网络监督等方面比较滞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青年网络道德的影响。针对网络虚拟社会中青年道德问题,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治理:健全针对青年人的价值观导向机制;完善网络立法和网络监督体制;重建公开、参与、积极的政治文化。     

深入开展基础理论研究,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在“社会主义理论前沿问题高层论坛(2012)”上的致辞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同志们:今天,社会主义理论前沿问题高层论坛(2012)在中央党校开幕。我谨代表中央党校校委,对这次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并对莅临会议的各位嘉宾表示诚挚的欢迎和敬意!这个社会主义理论前沿问题高层论坛,是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负责组织的系列学术活动,其主旨是为了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打造这一学科的特色品牌。论坛邀请校内外相关领域     

国有企业党委(党组)与董事会的决策分工与运作机制——以“讨论前置”为考察核心

"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是当下国企党建最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要求。然而,现有研究很少关注党委(党组)与董事会在"讨论前置"中的决策分工和运作机制,业界则存在普遍困惑。相对于党委(党组)与经理层在人员上普遍的"交叉任职,双向进入",董事会与党委(党组)人员半数以上不重合。因而,在人员重合度截然不同前提下,应当怎样理顺党委(党组)与董事会关系,充分发挥"讨论前置"正面效用,做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国企蓬勃发展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基于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央文件,结合广泛调研,应从职权差异、党委(党组)与董事会在决策中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外部董事应占多数"三方面予以系统回答。     

“村改居”社区组织体系的完善与问题分析——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的成都市A社区为例

“村改居”必然要求完善组织体系。成都市A社区以该市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探索优化组织体系的路径，组建起党组织、居委会、集体经济合作社为主体的社区组织体系。未来尚需抓好集体经济合作社的建设，敦促应然投入的到位，确保组织体系对不同居民群体的代表性，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作用，理清社区公共事务的类别、明确各组织的职能边界，方能切实达到“党、政、经”三分的目标。     

统筹城乡发展破解“三农”核心——对成都市锦江区农民增收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是农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最终目的,也是农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最先开始改革的是农村,贡献最大的是农民,但目前最困难的却也是农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民的收入水平要达到近7000元,而现在农民的平均收入只有2440元,近7年来农民年人均增收不到100元.如果不尽快扭转这种局面,农村的全面小康就无从谈起.因此,对促进农民增收的研究,有一定的实际指导价值,同时对地方党委和政府部门制订有关的富农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