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范围:“民告官”的首要问题

行政诉讼范围即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从司法审判的角度讲,是指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哪些行政行为拥有审判权;从民可以告官的角度讲,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在哪些方而就行政机关的侵权行为向人民法院捉出控告.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对于实现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和管辖、审理等程序的具体规定,都具有极大影响和积极作用. 一、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原则和意义哪些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哪些行政案件人民法院不能受理?行政诉讼     

对行政诉讼“原告就被告”管辖原则的反思

由于我国行政诉讼起步较晚，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在诸多方面的设立依然带有浓厚的民事审判色彩。行政诉讼法第十七条关于“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沿袭或者说尚未走出传统的民事案件管辖理念，从而使“原告就被告”继续成为我国行政诉讼管辖的一项基本原则。     

试论行政审判权

行政审判权指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和裁决行政案件的权力。行政审判权作为司法权之一种,对行政诉讼制度起着极其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履行人权利保障最后屏障的功能。文章从行政审判权的理论厘定、行政审判权与相关权利(力)的关系、行政审判权的发展态势等几个方面对行政审判权进行了一定研究。     

行政诉讼管辖论

行政诉讼管辖是指同级法院之间及上下级法院之间,在第一审行政案件上的权限分工。行政诉讼管辖只存在于普通人民法院之间,不包括专门管辖。行政诉讼管辖的划分应当遵循便于当事人诉讼的原则,便于人民法院正确、公正、有效行使审判的原则,人民法院负担适当的原则。行政诉讼管辖权主要集中于基层人民法院,中级、高级和最高人民法院只行使一定的管辖权。     

行政审判与行政强制执行职能合并之利弊

在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和办理既诉、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两项职能一般均由行政审判庭行使。实践中，行政审判庭办理的行政强制执行案件数量往往比行政诉讼案件多，有的甚至高出数倍、数十倍?行政审判工作重心转移到了行政强制执行工作上，而行政强制执行案件中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占多数。     

论我国行政诉讼引入调解制度的现实性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随着行政法治理念的发展,是否真的不适用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这是个值得考量的问题。域外及我国台湾地区早已在行政诉讼中确立调解制度,并在行政纠纷的解决中产生了重要作用。现行法治也要求行政机关实行服务行政和参与式行政,这就为双方进行协商制造了空间。本文将借鉴其他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法治的实际情况,阐述并分析我国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从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适用看司法公正与效率的衡平关系

我国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阙如,这种结构性缺陷致使行政审判陷入困境。司法公正与效率的衡平关系是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价值根基,三大诉讼的司法同质性、行政案件简繁有别是设置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客观基础,相关国家地区成功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为我国设置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明证。     

行政审判困境的解决之道

我国行政审判制度实施状况令人堪忧,严重影响其公民权利保障和"社会安全阀"功能的实现.在推进行政审判制度的各项改革中,公民权利意识的提升是摆脱行政审判困境的前提;主事机构和人员的专业性与独立性是摆脱行政审判困境的关键;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是摆脱行政审判困境的保障.     

价值的超越:以交往正义的新视角诠释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

改变传统行政法公民权与行政权二元对立的观点,以交流、沟通、协调促进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良性互动,需纠正以往行政立法缺乏公众参与,行政执法缺乏与当事人协商,行政审判只从形式上审查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现实状况。以交往正义诠释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力图梳理行政立法缺乏交往正义,行政执法缺乏交往正义,而行政诉讼不得不承担起建构实现交往正义平台——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的现实路径。     

对行政法规行政审判依据地位问题的探讨

当前,行政诉讼法赋予行政法规的行政审判依据地位受到了质疑。从外国的行政审判理论与实践来看,各种效力层级不同的行政立法对法院并无绝对的约束力,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均可以对它们的合法有效性进行审查,因而它们不具有行政审判依据地位。从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来看,行政法规不能成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规范,行政诉讼法赋予行政法规行政审判依据地位是违反宪法的,应当予以纠正。     

试论在行政诉讼中构建调解制度之可能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一规定从立法上否定了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存在。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是因为调解原则在诉讼活动中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当事人能够自由处分其权利，而行政诉讼的被告是代表国家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这个职权是人民通过法定程序赋予的，往往是特定的，行政主体(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     

协同式行政诉讼:行政审判的新选择

协同式行政诉讼是行政审判的"变通"。协同式行政诉讼重新诠释了行政诉讼的诉讼价值:有利于对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有利于被诉行政行为既符合行政合法性原则也符合行政合理性原则,强调行政诉讼过程中的"交往正义"。协同式行政诉讼的构建思路包括:加强司法权、行政权和公民权的良性互动,对行政调解的明确认可以及对现有诉讼和解撤诉程序的规范完善。     

猜想与反驳：论行政违法推定

行政违法推定，或称行政行为违法推定，是指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未经证明为合法，人民法院得认为该行为违法，或推定该行为违法。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行政违法推定在行政诉讼领域实质上扮演了“帝王条款”的角色。但迄今为止它并未为行政诉讼立法所明确，也未被行政审判实践所认知，导致其价值与功能发挥大打折扣。     

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再商榷

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一行政诉讼中不适用调解的规定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目前学界对行政诉讼是否适用调解基本上有两种观点:一是否定说,即不主张调解的适用:二是肯定说,即可以用调解制度(有限的调解).主张行政诉法不适用调解的规定是我国权力制约理论的渊源所在,是司法权制约行政权在法律层面的具体体现.     

创新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目前仅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一定范围内存在。应通过修改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对行政机关提供的、除宪法和基本法律以外的、任何用来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法律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以确定其能否作为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论执行权与执行机构的设置

执行是指法律赋予执行权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运用国家公权力,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予以实现的法律活动.执行权应属于行政权.执行工作的内容和行政权的本质属性决定执行权应当由独立于人民法院的、具有行政性质的司法警察机构来行使.司法警察机构与人民法院是服务与被服务、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人民法院通过异议之诉及行政诉讼监督执行工作.     

关于经复议的行政诉讼被告问题的研究

我国的行政诉讼法赋予了公民的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选择权。行政诉讼是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审查行政主体的合法性,而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适当性审查,在某种程度上行政复议具有优越性,因此有学者提倡"穷尽行政救济原则"。但是行政相对人经行政复议之后对复议结果仍不满意欲提起行政诉讼,何为被告?是原行政行为做出的机关还是复议机关?学术界莫衷一是。因此对经行政复议的行政诉讼的被告问题的研究很有必要。     

税务机关如何打行政诉讼官司

行政诉讼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司法救济制度,是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相并列的一项独立的诉讼制度。尽管税务机关涉及的行政诉讼案件不是很多,但是税务机关固有的一种优越感,导致税务机关对行政诉讼方面的知识掌握得不是很多,结合工作实践,从行政诉讼的概念、行政诉讼的证据、行政诉讼的程序等方面进行论述。     

被告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初探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是一种诉讼监督而不是审判监督,其监督对象不仅包括法院的审判活动,还应当包括诉讼参加人的诉讼活动。当前行政诉讼检察只注重对行政审判活动的监督不符合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与功能。基于我国行政诉讼的现实,行政诉讼检察的重心由审判型监督转向被告型监督,能够补强法院行政审判的权威,与法院形成监督行政、抵制行政权不当干预司法的合力。     

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法理分析

人民法院越来越多地使用了行政诉讼调解,不少学者认为,行政调解应该在行政诉讼法再次修改的时候正式写入法律.为了批驳这种观点,重新分析了行政诉讼不应适用调解的原因,并认为,它只是目前行政法治面临的种种压力下产生的另一种坏制度,或者说,坏的原因导致坏的结果.它不应该成为解决行政诉讼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