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康德问题”

当今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深刻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世界历史理论有多重思想关联。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回应了三个方面的"康德问题":一是对康德世界历史的"合目的性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把世界历史目的从"大自然的隐蔽计划"转变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二是把康德世界历史理论的"永久和平问题"转变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消灭阶级斗争";三是把康德世界历史理论基于自然法权的"国家的联合体"的方案转变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方案。马克思通过对"康德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回应,建构了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伦理思想与康德道德观之比较——在历史动源、道德原则、道德目标三个层面上

马克思的伦理思想未曾摆脱康德哲学传统,但在继承康德伦理观的基础上实现了伦理观的超越.从历史动源来看,马克思超越了康德将人性的改进和道德的进步作为人类历史发展源泉的观点,将人类历史沿革的最终动源凸显为利益关系;从道德原则来看,马克思将康德先验的、以人为目的的普遍理性主义道德原则发展到经验层面;从道德目标来看,康德寄希望于彼岸世界的道德共同体,马克思将其拉回到人类历史的此岸世界.     

康德道德哲学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积极意义初探

道德建设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建设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试图从康德道德哲学中吸取能为我国道德建设所用的积极因素,从道德法则的先验性、"人是目的"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批判式继承和发展康德的自律原则,从而使国家更好地发展。     

浅析康德的幸福观

幸福是康德哲学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德将其归纳于"至善"之下,把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严格限制在道德的范围内,充分论证了道德对于幸福的意义,同时,康德还提出了德福统一的观点,为人类最高幸福的实现提供了希望。认真分析康德的幸福观,对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我们如何实现幸福有着深刻的启示。     

论康德道德思想中的责任概念

"责任"在康德整个道德哲学体系中占有中心地位,重要而又关键。康德强调道德是出于对责任的尊重而行为,他极力反对以行为后果作为道德评价标准的做法,认为如果仅仅是人的行为的后果合乎责任,而行为的动机是因为爱好或者其他个人的目的,那么这一行为则无多大的道德价值,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道德价值。     

语言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语言”在康德学说中的位置初探

本文通过参照与康德同时代的卢梭、赫尔德、洪堡特等人关于语言的学说,分析了康德关于语言分散的说法,得出十五条基本判定,进而通过比较,看到康德及其时代关注得更多的是人的问题,而后来成为哲学时尚的语言哲学问题在当时只是从属和次要的论题.康德关于"人的问题"并没有在后来的语言哲学中被解决或消解.因此,在康德逝世两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有必要思考如何追问:"什么是人?"     

论罗尔斯《正义论》走向康德式“义务论”正义观的理论进路

本文认为,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主张"义务论"伦理学的方法,坚决反对西方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和目的论的伦理原则。他认为,正义是不受偶然的社会和自然因素影响的自律的理性人的一致同意,是作为理性的人的自我构建。这与康德的义务论伦理是完全相契合的,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就成他批判反对功利主义和目的论的最有力的武器。罗尔斯从康德的自律道德原则出发,设计论证了他的《正义论》理论原点"原初状态"理论。     

再探“哥白尼革命”——论康德哲学的价值归宿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标志着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卓越贡献,这次革命是对旧形而上学的清算和调解。后来人们习惯用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去概括《纯粹理性批判》的意义,以表明"哥白尼革命"与康德哲学的关系。而康德从未使用过"哥白尼革命"这一术语,事实上他只是在再版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提到过哥白尼,在这里他想表明的则是哥白尼的最初观点。本文将结合"哥白尼革命"的提出背景,重点探析"哥白尼方法"与整个康德哲学的关系,并浅析这一场"革命"的意义。     

自由与善——康德与孟子人性思想及其实现路径的比较

康德以人为出发点,以人的主观选择与道德法则之关联来展开人性的探讨,但这一关联仅揭示了人性的形式层面,要想求得人性之整体还需要把质料层面纳入进来,这就从人学走向了神学。这是外在超出的思路。孟子也以人为出发点,但人内在地包含天道,人只需"反身而诚",求其本心即可,因为反观本心即可达至吾心即是宇宙、万物与我一体的境地。与康德不同,这一逻辑的展开是内在超越的思路。探讨康德与孟子的人性思想,以此揭示两种不同的哲学实现路径,有助于在比较哲学的视野下对中西哲学进行合理的定位。     

论康德的“定言命令”的两种主要形式

康德在其哲学里设立了所谓的"三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便是"我应该怎么做?"在康德看来,我所应该做的只能是出自"定言命令"的要求,因而"定言命令"在其道德哲学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探讨"定言命令"的表现形式对理解康德的道德哲学具有独特的意义。本文基于这一立场,对康德的"定言命令"的主要表现形式展开讨论。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演变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经历了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到"全面发展"这一具体化演变,这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贵在落实,崇尚实干"的执政理念高度吻合。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仍然是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改革开放初,强调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而对妇女自身的发展较为忽视,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标志主题的第一次变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主题讲话标志着主题的第二次变化。     

中国共产党党纪严格性的边界研究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实质是“党纪”严于国法,即“纪严于法”。党纪的严格性应有一定边界。其本质上是党员特殊身份与公民普遍身份何者为先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念与执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如何协调的问题,是党内法规“姓党”与“属法”如何同时体现的问题。依此,党纪之严,涉及党员基本权利时应与宪法法律相协调,对党员设置更高标准时应根据不同主体分别设计,约束党员内心活动时应配套执纪细则。同时,党纪应限缩绝对服从事项,保障党员权利,并根据党纪的不同类别具体决定党纪“行为模式”的抽象程度,确保其一定程度的明确性和可预期性。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东方大国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且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二代领导集体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把改革引向政治领域,开辟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乡村振兴中基层领导干部短板问题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原则,这对新时代基层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基层领导干部存在着责任感(是否愿意干实事)和领导力(是否有能力干实事)两大方面的短板,解决这些短板刻不容缓。为此,在完善基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要选拔高素质人才,引进高水平人才。在健全基层领导干部管理方面,要加强学习培训,提升领导干部素养;完善激励机制,形成物质精神双重关怀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形成全方位监督体系。     

关于领导干部综合能力培育的对策思考

领导干部只有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学习能力、驾驭市场经济能力、依法执政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才能培育其综合能力,才能肩负起领导责任,才能当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功能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不仅要理性地认识基层党组织的功能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强化功能来保障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基层党组织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适应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 ,从保障执行、凝聚群众、自我治理、协调整合、信息沟通等方面强化自身功能。     

关于改造小农意识的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理论中,改造小农意识的思想十分丰富.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改造小农意识的思想资源,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小生产习惯势力根深蒂固的发展中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世界现状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

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四处兜售其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稳定,而是动荡与不安。从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出发,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以及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试论执政党的力量之源

作为执政党,必然有力量。究其实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来自于自身力量,来自于人民力量,来自于国际力量。深入探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对于进一步增强执政党的力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