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律调控机制的建构

财政关系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法律在规范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律调控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法律规范的效力层次低,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支出作出许多硬性规定,执法上随意性较大。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法治化,应当在立法方面采用法律保留原则,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律规范的内容,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争端解决机制。     

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法治建构——以整顿地方政府驻京办为例

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构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纵横交错的权力关系网络的极其关键性的结点,成为地方参与中央决策,尤其是影响中央转移支付决策的有效途径之一,亦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非法治化的表征。机构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制度建构,以地方制度和民主监督的新安排来取代中央的管理职能,即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整顿规范"驻京办现象"势必推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进程。     

日本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法初探

日本国属于单一制国家 ,除中央政府外 ,地方政府包括都、道、府、县 ,以及市、町、村。在日本宪法中被称为“地方自治团体” ,实行中央集中领导下的地方自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 ,形成了日本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间独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法。一、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1、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责范围的划分。中央政府管辖纯属关系国家全局利益的外交、国防、造币事务、需由中央统一规划办理的重大经济事务、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且需要全国统一协调的事务。都道府县政府职责范围的事务包括四类 ,即广域性事务、统一性事…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域下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与制度保障建构

财政转移支付是推进地区之间基本服务均等化的一项重要制度,其目标定位应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坐标基准,可通过总体设计、分步实施加以推进。在具体目标基准定位上,应立足我国实际,适宜采取以纵向为主、横向为辅、纵横交错的均等化支付转移模式。在具体的实践中,本文尝试从中央对地方以及省以下地方两个层面,提出切实推进均等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构的若干政策完善建议。     

浅议我国分税体制的立法困境与突围

分税制是我国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我国分税制历史的简要回顾,分析了分税制在立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缺少完整立法,地方税权小,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不合理,转移支付有待立法。针对这些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立法上的建议:制定作为分税制依据的税收基本法,给予地方一定的税权,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制定转移支付法。     

基层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项目制的视角与四川省的实证

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公共财政或金融信贷问题,更是一个与我国基本治理结构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论文以项目制治理为理论导向对此问题展开了实证研究。研究认为,在此治理模式下,基层地方政府可以将省以下的转移支付作为项目运作的资源配置杠杆,申请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从而推高其地方政府债务。利用对四川省2016-2019年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论文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基层转移支付收入在整体上会扩张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并加重其债务成本;这一扩张效应更多是由专项转移支付带来的,而一般转移支付则与债务付息支出更为相关。该发现说明,我国基层转移支付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已经深深嵌入到更为宏观的政治激励与经济建设模式之中,从而也需要从完善官员治理、优化政府间财政关系以及加强各种财政资源有效配置等方面加以改善。     

小资料

转移支付即财政转移支出，它是指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既定的事权、财权及收支划分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各项财政补助（如我国的税收返还、现行分税制体制仍保留老体制中的体制补助、中央和其他部门掌握的专项基金和专项拨款）。转移支付不是用于地方政府弥补赤字缺口，而是通过中央提供财力补充，平衡地方财力，均衡公共服务水平。零基预算是指政府在编制下一年度预算支出时，不以上一年度各项支出的实际执行结果为基础，即不是用“基数法”，而是一切从零开始，用“因素法”重新核定各项支出水平的一种预算编制办法。（因素…     

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探讨

财政转移支付是现代国家政府间财政运作的主要形式之一,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包括分级公共产品理论、财政宏观调控理论以及分权与制衡理论。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存在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不清,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不规范,缺乏合理的标准,财政转移支付立法层次低,缺乏法律权威性等问题。完善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立法,应当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宗旨,合理选择财政转移支付拨款决策模式,合理确定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形式,建立科学的财政转移支付额度判定标准。     

我国转移支付的法治矫正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或者上下级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不对称,便会产生纵向财政不均等,进而影响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的实现。因此,中央政府需将一部分结构性剩余财政用于转移支付,以弥补地方政府财政的结构性赤字。在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形式众多,转移支付法制制度亦在不断完善,但仍存在着诸多缺陷。财政法治作为法治国家建设的内容之一,必然要求财政转移支付法治化。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当依据法治的基本原则,完善相关的法律规范体系,规制财政转移支付行为。     

论建立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监督机制

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法律监督是我国现如今面临的重点困难课题之一,它既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其顺利进行的关键环节,但它体系复杂、涉及面广,难以捋出清晰的头绪。本文从财政转移支付法律监督的问题、主体、内容和程序以及法律责任四个方面来探究建立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监督机制,以期为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献计献策。     

论“土地财政”的效应、成因及其法律解决之道

“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在财政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主要利用土地出让法律制度和土地税费法律制度来获取财政收入以充实本地政府财源的行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引发了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对负效应的分析显然更为重要.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有其深刻的制度成因.解决“土地财政”的法律措施是完善财政收支法律制度,合理配置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权限;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和土地征收制度.     

论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之优化——以地方性影子银行的监管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各类地方性影子银行的涌现及其引发的诸多地方金融风险事件,使完全依赖中央政府一己之力的垂直监管模式弊端凸现,地方金融监管的补充作用越发明显。长期以来,我国较关注金融监管权在中央部门间的横向配置,对其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纵向配置几无触及,导致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实现只能端赖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一事一议”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乃至政策的授权方式,缺乏应有的正当性。地方金融办也因此“名不正、言不顺”,普遍存在职能错位、监管权被随意干预和监管资源配备不足等困境。是故,国家应尽早通过更高位阶的立法对“央地”金融监管权的配置加以优化,包括明晰“央地”金融监管边界,一揽子授予地方完整的金融监管权,设置相应的外部监督问责制度,并建立起以国家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为主导的纵向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使两者形成监管合力,依法共治。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及其对改革发展成果公平分享有何意义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有关政府间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制度,主要目标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均等化目标意味着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公平分享,也有助于区域经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在许多方面背离均等化目标,不利改革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     

行政法治视野下的中央与地方权限冲突——以国有自然资源为考察视角

我国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后,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冲突几乎就没有停止过。目前我国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时期,权限冲突引发的问题阻碍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国有自然资源领域的中央与地方权限冲突就是一个缩影。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需要有一套系统思维和制度框架。应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树立法律的权威,实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法律分权。同时完善其他相关制度,以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和谐发展。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之基本问题研讨

对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处理,有必要采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结合之新途径进行分析,从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命题高度出发,高屋建瓴对影响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实问题予以研究。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涉及的地方自治和垂直管理等问题上,应该通过宪法和其他宪法性法律坚定不移又循序渐进地推行和拓展地方自治制度,并严格控制垂直管理的设定,从而使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和关系处理中充分体现现代法治精神。     

国家权力纵向配置的法治化选择——以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为视角的分析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同构性及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方式的行政化是我国纵向权力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应以法治化为且标,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间事权划分法治化的成功经验,逐步完善中央地方事权划分的法律体系.     

分权改革背景下的地方财政自主权

为实现政治统治的合法化,近现代国家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规范为中心的权力认知模式。建国与改革为主题的国家制度建设所呈现的渐进性和试验性,使我国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上,形成了规范内外不同的权力生长与存续机理。碎片化的规范,赋予了地方在特定领域内的财政自主权。同时,依赖政治过程的分散化策略,引致了权力的制度外溢,形成了诸多所谓的"事实上的财政自主权"。尽管正当的制度只能逐步建设和改进,但如果始终存在超越于法律规范之上的权力,法治秩序终将会崩裂。地方财政自主权,必须在规范主义的立场上循序形成。     

行政任务变迁下的行政组织法改革

公共行政改革的效能革新目标,在法治范围内更好地促进了行政任务的实现,成为勾勒行政组织法理论的主线。而行政组织法学的分析框架,除应修正过去涉及的行政组织类型、中央与地方分权、行政机关编制、公务员法等传统内容外,更应考虑纳入外部竞争机制、整体运作模式、财政自主权、工作人员激励机制、任务、权限、责任三位一体的结构与监督等相关要素。行政组织法的改革,蕴含着行政法基础理论变革的新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