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值得歌颂吗

方孝孺(1357-1402年),浙江宁海人,明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朱允蚊即位,他任翰林侍讲、诗讲学士.建文帝时他是重要谋臣,明史说“凡国家大事,(建文帝)常命孝孺就坐前批答.” 几百年来,后人对方孝孺的评价是极高的.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称其“天地正气”,黄宗羲说他是“有明诸儒之首”,胡适说他是“为殉道之了不起的人物”,郭沫若则说他“骨鲠千秋”.鲁迅在纪念“左联”五烈士的散文《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将柔石与方孝孺相提并论为“台州式的硬气”.时值今日,南京和宁海政府,还在颂扬方孝孺的壮举,南京为他重新修坟立纪念碑.     

司马相如:史载糖尿病第一人

司马相如是四川成都人,汉景帝时“以赀(zī)为郎”.赀即资,郎即皇宫侍卫.郎也是官职,捐资可以任职,需要好几万,起码中产之家才能捐出这个数.他善辞赋,而汉景帝不好辞赋,他这个文学青年无用武之地.梁孝王来朝,身边带的文学之士与他情趣相投.不久,他“因病免”.什么病?想必是糖尿病,少气无力,不能胜任侍卫工作.而后他“客游梁”,“居数岁”,作《子虚赋》.梁孝王卒,他回到成都,原来的中产之家如今是家徒四壁.     

冯友兰诗赞江青为“则天皇帝”

寒风中披麻袋接受批判 北京大学是“文革”重灾区.“文革”甫一爆发,在北大教书的冯友兰即被揪了出来,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进行批斗. 1966年7月5日,他根据造反派要求,在哲学系作了长篇发言《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下旬红卫兵前来抄家,在他家门口贴上大字报,宣布他的“罪状”,封存了他的文物和书籍,冻结工资,夫妻俩每人每月发放12元生活费.     

黄庭坚：与苏东坡比肩的大家

他是个诗人,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在“苏门四学士”中位列首席;他是个书法家,行、草、楷十分精妙,在“宋四家”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是我国文化史上少有的“全能型”人才,虽然是苏东坡的门下弟子,却被后人以“苏黄”并称,是个足以与苏东坡比肩的文化大家.他,就是黄庭坚.     

论杜威对西方哲学的批评及其中西哲学比较

杜威通过揭示康德如何从“启蒙运动的儿子”走向“与启蒙运动决裂”,以及法国哲学与英美经验论哲学的不足,奠定了其心仪中国哲学的思想基础.他评说了中西道德哲学的不同流派,在哲学和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他的观点多有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相通之处.他看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味儿”或“中国特点”,提出了“两个适应”的理论,即:使古老的中国观念“适应现代的情况”,使西方思想的精华“适应中国的情况”.他从老子和孔子的哲学中发现了为世界上其他民族所不及的精神品格,强烈谴责西方列强向中国转移其社会危机,以中国的人生哲学为“救世之灵药”.他说中国哲学更多地把大自然“当作娱心悦目的事物看”,以及他所提出的“像中国人那样思考”的主张,是后来诺斯罗普关于中国哲学审美特征之研究、公正的世界秩序之建立应引进中国价值观的先声.     

是谁给李登辉“抹黑”?

一向以“尊重民意”自诩,并反复标榜以民意作为“施政明灯”的李登辉,而今面对两项民意调查的结果,竟向来访的美国人喊冤叫屈起来.在他看来,是因为有部分人士“昧于他历次的谈话”,“执意抹黑”,甚至一再质疑他“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究竟是民众冤枉了李登辉?还是他的“台独”之心昭示于天下了呢?据台湾媒体报道,在11月6日同时公布的两项民意调查都显示:认为李登辉追求独立的比率逐步升高.在台湾颇有影响的盖洛普公司     

卢建平,一个“死刑复核法官”的怕与爱

身为教授,他态度亲和,耐心细致、不失幽默.身为“死刑复核法官”,他态度威严,言辞谨慎,对某些问题,他点到即止,避免“引发公检法的不和谐”,有时直接拒绝,“你问了不该问的问题”、“红线不能碰”. 卢建平,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2012年12月18日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最高法院刑三庭副庭长,挂职两年.     

从科研人“蜕化”为企业家

云南省第一个辞去公职中国第一个发明液体民用燃料在他34岁的生命进程中,第一个“吃螃蟹”的经历远不止这些.这位中科大化学系的毕业生自称喜欢异想天开.“累得一踏糊涂”时谈及下一个“螃蟹”还能豪气干云.他的下一个“螃蟹”已然在握:中(国)老(挝)国际农业合作开发区——“金三角”旁边那片50万公顷尚未开发的热土.他叫曹云德,北京中地科技贸易开发总公司总裁.     

子夜

四十二年前(一九四八)一个年轻工程师写下了被誉为信息时代“大宪章”的《通信的数学理论》,IBM公司(美国计算机“大王”)的研究员甚至称之为“可以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的“创见”。信息论现今已经“渗透”到当代许多基础科学部门,其中包括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生物学,更不必提电信工程的各个分支了。这个工程师就是申农(C.E.Shannon),一九七八年正式从贝尔(电话公司)实验室和大学教席中退下来——尔后他很少参加学术会议,也不抛头露面,甚至没有发表论文,他的一些老同事以为他已“筋疲力竭”了,认为他对自己所创造的领域已经感到厌倦,但申农说他仍然在家中寻他的“乐趣”——“退休以来他最大的乐趣是玩魔     

亮出共产党员的身份

江苏太仓有个党委书记叫陶月明,他带领村民先后办起了32家企业,其中一半是与外商合资的,陶月明也就自然成了经常与“老外”打交道的“大老板”了.但是,他说话、办事、印名片等,从不冠以“董事长”、“总经理”之类的头衔,仍一直以“党委书记”的身份出现.他是这样说的:“既然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我就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干部;不管在国人面前还是在商人面前,都要树立起共产党干部的良好形象.”陶月明的举动,令人敬佩,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尤其值得称道.     

上下类同不是福

东汉初,即公元23年,任廷做会稽都尉,当时,他只有19岁.到任时,迎接他的官吏一见,吓了一跳,如此年轻,岂能胜任?没成想,他干得不错.后来,他当了九真太守.九真属南京僻远地区,比较落后,“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任廷做太守后,“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     

李登辉在“台独”之路上的足迹

海内外一切明眼人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李登辉是在搞“台独”,他分裂祖国的言行都是明摆着的.但是,如今台湾当局还不敢明目张胆地举起“台独”的旗帜,正式地和民进党合为一股,每当有舆论指出他在搞“台独”时,他总要辩解一番,而且,这种辩解还颇能迷惑一部分人.因此,有必要将他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的足迹作一个简单的介绍,让世人看清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深渊的.     

“盗火者”邓康延

邓康延说自己是土匪,匪气是从老家西安的文化里长出来的.儿时在北京长大,6岁半回西安念书,满口京腔,同岁数的孩子都叫他“北京猴”.男孩欺负他,他就“打死仗”——人家把他按在地上,他无力挣扎,就恶狠狠地掐着对方的脖子不让人走. 没变成混混,得谢谢同住一个院子的老大哥,兵荒马乱少年时,老大哥告诉他,你不能整天出去疯跑、打架,并把自家的书借给他看.他说自己是双重性格,在两条道上游走.但他不像匪,更像个“侠”:好打抱不平,又极为性情.     

“最优”状态——记青年计算数学家袁亚湘

他的确不是那种从小就立下远大志向的人.就是在已算“功成名就”的今天,也讲不出一句“豪言壮语”来.用他妻子的话说,“袁亚湘并没有想过要出名,他只想过一份普通人的生活.”他当真是太普通了.很瘦,还有几分学生气.爱玩,自己觉得自己并不太忙,还特别奇怪报纸上宣传的一些科学家为什么不会做饭.在中关村的街上,骑着那辆后架上绑着个孩子座的老式自行车,一眼看去,就属于那种人海中一滴的类型.猛地在他那一人独用的还算讲究的办公室见到他,你甚至好一阵都摆脱不了恍恍惚惚搞错了什么的感觉:他是这屋的主人吗?     

和珅与清朝吏治

在清乾隆朝曾任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又兼吏、户、兵部尚书的和珅,后人大都认为他是个蠹国肥家,结党营私的佞臣,并无什么才能.乾隆也曾一再说:“我大清朝乾纲坐揽,事无大小,何一不出自朕独断!”他不承认在他治下有能臣,因为能臣是庸主的伴侣;他也不承认在他治下有权奸,因为权奸是昏君的伴侣.他自诩为英主,作为英主的臣子,只能是一些善于转述“人主”意旨并致力执行“圣谕”的工具.乾隆本人确实是以“工具”看待和珅的,但和珅却自有主见,他就在乾隆眼     

“老黄头”黄永玉先生

被称为“画坛鬼才”的著名画家黄永玉,无论其画作、文章还是日常生活,都充满幽默.有人说他“以诙谐和调侃的方式笑谈人生或冷眼旁观这个多少有些滑稽和荒诞的世界”.他曾写散文集《比我老的老头》,而他就是个“好玩”的老头,常常妙语连珠,幽默风趣,段子脱口而出,真逗煞人. 黄永玉一生轻看功名,不入仕途.谈到从政,他说:“从政犹如踢足球,关键要有几个漂亮的进球,还要传几个好球,让别人也进球.只不过进球的过程中要避免踢人,还要防止被人踢.更要提防背后踢过来的脚,这一脚,可能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他说,躺在地上过日子,贴着土地过日子,有个好处就是,摔也摔不到哪儿去.     

我们需要出走

其实我不太爱说旅行或旅游,我常常用的词是“出走”.人在一个环境太久了、太熟悉了,就失去了他的敏锐度,也难以激发创造力,所以需要出走.20世纪70年代我在欧洲读书,那时候我写关于文艺复兴的艺术史,老师问我：“你有没有去过意大利？”我说还没有.他说：“你没有在米开朗琪罗的雕像前热泪盈眶,你怎么敢写他？”     

论韩非的“因情而治”

韩非是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人们之所以称韩非为法家、法家之集大成者,是因为他集法、术、势于一身,力倡封建君主依法来治国;是因为他毕生都站在封建专制国家和封建专制君主的立场上,研究和论述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国富兵强的方略.可以说,韩非的每一篇宏论都是他献给封建君主的“治世良言”,都紧扣如何治理国家的主题,或是如何驾驭群臣的方术,或是如何使用民力的招法,亦或是封建君主自身的“修炼之术”.在他集中论述治国原则的《八经》中,“因情”被韩非列为治国的首要原则和根本原则,他向封建专制君主提出了“凡治天下,必因人情”的治国方略.“因情而治”既体现着韩非的治国方略,又蕴含着他的人性思想.尽管“因情而治”是韩非为封建专制君主和封建专制国家提出的治国方略,但这其中对人性的蕴含透视和以人性为基础建构的治国方略,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守财奴”梅贻琦

梅贻琦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其中担任校长31年,在两岸清华人的心目中,他是当之无愧的“终身校长”、“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在谈到自己当校长的心得时说:“为政不在言多,顾力行如何耳.” 梅贻琦在执掌清华期间始终坚持勤俭办学、廉洁治校.他初到清华时,便再三强调勤俭.他说,我这样做一则是希望学生保持简朴学风,无纨绔习气;二则是为了节约办学经费.其实,当时的清华庚子赔款相当丰厚,梅贻琦完全可以不用那样做,但是他没有.对于数额巨大的庚款梅贻琦分文不取.相反他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为了节约开支,梅贻琦辞去了司机,自己学开车;辞去厨师,让夫人韩咏华亲自下厨.不但如此,梅贻琦甚至连学校供应他的两吨煤也不要.     

认认真真做学问 扎扎实实干工作——记电子学专家李幼平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电子学专家李幼平,是一位深受群众爱戴的、诚实的科学家.他为人正直,言行一致,心胸坦荡,平易近人.他那“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热心助人”的美德,在全院是人所共知的,下边同志碰到什么困难,有要说的心里话,都愿找他倾吐;青年同志称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师长”.(一)李幼平从小生活在一个清苦的书香世家,父亲是厦门集美学校的教师,慈母是位有才华的小学教员,环境的熏陶,严格的家教,在少年时代小幼平的心灵里,深深地种下了“刻苦读书”这颗“传家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