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法律责任的衔接与协调

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法律责任是不同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二者在性质上、责任承担方式上以及救济途径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但是由于在实际生活中,一项行为同时需承担这两项责任的越来越多,需要对二者在立法内容上和适用上进行衔接,这样才能全面追究犯罪分子的法律责任,消除犯罪的全面危害后果。     

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法律责任的衔接与协调

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法律责任是不同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二者在性质上、责任承担方式上以及救济途径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但是由于在实际生活中,一项行为同时需承担这两项责任的越来越多,需要对二者在立法内容上和适用上进行衔接,这样才能全面追究犯罪分子的法律责任,消除犯罪的全面危害后果。     

论刑事辩护的价值重构——以建立刑事法律关系新概念为目标追求

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制度决定了刑辩律师和刑事辩护的艰难起步。这是因为:它长期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时代定位的缺失、刑事审判议论席上应有角色的缺席和面对大量刑事被告人急需要刑事辩护而它却面临着自身数量、力量和能量缺乏的状态。在进行现代化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刑事辩护制度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法治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参照系数。尽快建立和确认刑事法律关系新概念,从而使刑事辩护的价值能够在平等、公正的刑事法律关系确立和追求正义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审判机关被要求必须跳出刑事法律关系的冲突范围,只是居中审理发生矛盾冲突的刑事法律关系,而不与其中任何一方发生直接的对立或者结盟。在这种刑事法律关系的结构中,刑辩律师的社会价值就会随着其法律地位的确立而得到有效的反映和体现。     

刑事法律援助改革试点之实证研究——基于D县试点的思考

课题组在一个中等地区D县法院,为所有需要律师帮助但因经济贫困无力聘请律师的被告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试点中,被告人选择免费辩护的愿意较高,由此使辩护率明显提高,但也有一定比例的被告人未认为律师辩护是"必需品"而放弃免费辩护机会,而法官对待普遍刑事法律援助的心态复杂。无论是客观性评估还是主观性评价,试点案件中的援助辩护都有一定效果,但对于不同的辩护方式,试点案件中援助辩护的积极程度差异明显。鉴于改革试点中发现的诸多问题,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应进一步拓展刑事法律援助的主体范围,明确被告人有尽早、全面地告知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加强对援助案件的质量监控。     

对犯罪构成刑事推定功能的质疑——兼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之证明责任分配

四要件犯罪构成改革论者将刑事推定对象泛化,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公然违反。犯罪构成与刑事推定之间是一种原则与例外的关系,刑事推定以修正犯罪构成的方式降低证明难度是出于诉讼效率及其他刑事政策的考虑。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本身证明的困难使得其缺乏实践操作性,在以坚持四要件犯罪构成维护司法公正基础上,有必要设置刑事推定以修正其犯罪构成,增强本罪名的可操作性。     

当刑事法律遇上中国式改革实践——王某案引发的思考

霍姆斯法官曾经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一直是经验。”而当我们中国还不是非常健全的法律体系与中国前无古人的改革相遇的时候．我们不仅缺乏慎密的法律逻辑,甚至于更缺乏完美的经验。     

疑罪从无类刑事错案的责任追究——以聂树斌案为研究对象

不同于绝对无罪的刑事错案,在过错责任制的原则下,疑罪从无类刑事错案的责任追究更为复杂,已平反近两年、追责进度尚未公开的聂树斌案正是如此。以聂树斌案为研究对象,以再审无罪判决书为依据,梳理无罪判决后短期内有关责任追究的官方、专家、媒体、网民等多方声音,分析其中存在的积极追责、消极追责、不用追责等观点。在明确疑罪从无类刑事错案的追责时机、追责范围、追责机制等基础之上,提出对疑罪从无类刑事错案责任追究的个人展望:谨慎的乐观。     

论刑事证明责任分配之迷思——兼谈二元分配方法论的提出

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传统观念与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并无必然连接,实务中对之绝对化的理解造成了刑事证明活动的困境。对这种传统观念予以修正的现有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学说中,英美法系的双层证明责任区分说与我国现有刑事诉讼模式格格不入,仿效民事证明责任分配方法的法律要件分类说徒有形式却牺牲了疑罪从无的基本精神。应将刑事案件的所有证明对象区分为直接事实与间接事实,并结合不同证明事实在刑事审判中的特殊意义,确立二元化的刑事证明责任分配标准。     

公司社会责任如何成为"有牙的老虎"——董事会社会责任委员会之设计

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讨论仍有较强的"大词化"倾向,公司实践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也多从战略、规划的角度考虑,或将其解为"公司利润或者资产"的社会性使用,社会责任甚至被狭义地缩微为"公司的慈善化".<公司法>第5条导入的社会责任条规既是法律原则,也是裁判规范和行为规范.作为法律原则和行为规范的社会责任,贯穿于公司生命的全过程.因此,规范主义的解释应辨明公司如何在其日常商业判断中践行社会责任.对此,有两种公司治理的改革思路即让利益相关者进入公司董事会等内部机构,或在董事会中设立社会责任委员会.前者将从根本上颠覆公司作为营利性组织的基本结构,后者可能是更佳的机制.设立社会责任委员会或借助其他功能主义机制,对董事会商业决策进行社会影响评估,是让社会责任成为"有牙的老虎"的重要举措.     

我国雇主责任主体制度的缺陷和完善之路径——兼评雇主责任、帮工责任和法人责任之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雇主责任、帮工责任和法人责任分别规定，各自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这样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劳动法的相关法律规则产生了冲突和矛盾，造成劳动者或者雇员因职务行为致人损害，受害人寻求救济时陷入法律适用上的困境的问题。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当重视这一问题的解决，在确定雇主责任时，遵循雇主责任的法理，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注意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体系化协调，将现行的雇主责任、帮工责任和法人责任合并规定，统一适用雇主自己责任，排除雇主和雇员共同责任的法律规则的适用。     

代位责任抑或本位责任——对人之管理责任归责原则的再思考

本文对人之管理责任适用本位责任、代位责任原则的利弊以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进行了评析,建议我国民法应采用本位责任下的过错责任原则     

雇主责任的法律性能——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为视角

刑事案件中,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故意伤害致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第十一条,应当承担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责任,该责任的归责原则为无过错责任,其性质属于不真正连带债务。雇主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后,雇主作为终局责任人,可以向第三人（被告人）追偿。     

《鹿特丹规则》的巨人之踵：承运人责任期间的强制性问题研究

承运人责任期间的强制性，是影响《鹿特丹规则》最终生效的关键性问题。承运人责任期间的概念长期被混淆，而《鹿特丹规则》的新规定，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法律冲突。由于未能很好地解决与国内法衔接的问题，《鹿特丹规则》关于承运人责任期间强制性的规定，可能成为最终影响中国接受该公约的重要因素之一。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正确适用假释刑事制度——北京市假释制度执行情况分析及进一步运用之对策

所谓假释,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就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刑期之后,因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而附条件地将其予以提前释放的制度。假释与减刑、暂予监外执行制度一起共同构成我国刑事法律体系中变更原审判决、缩短监禁期间、改变行刑方式的制度体系。假释制度对于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促使罪犯悔过自新、便于顺利回归社会、减少监禁成本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假释制度是刑罚科学化、文明化的产物和表现。假释制度自19世纪在美国以立法的形式被纳入刑罚执行制度以来,倍受各国…     

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责任与责任律师——法律责任视角下的律师权利定位及制度设置

人们在谈到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律师参与诉讼的有关规定时,更多的是对律师权利保障机制的现状不满,会对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通信权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律师阅卷和调查取证障碍过多、律师辩护豁免权的缺失等方面进行批评,特别是对《刑法》第306条非议颇多。对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有200多名律师遭到刑事追究(有人称之为职业报复和职业歧视)①而大为恐惑,并出现了“没有律师的权利何以保障当事人权利”的惊呼。而令人惊愕的另一个严酷的现实情况,也许是出于无奈和伤感,许多律师远离了刑事辩护,致使相当比例的刑事案件没有律师…     

三论被告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应用于刑事辩解和刑事推定的知识论阐释

“被告人的客观证明责任”作为分析工具,可以对被告人的刑事辩解问题和刑事推定问题进行知识论的解释。解释结果分别是,被告人刑事辩解可分为纯粹的权利型和纯粹的义务型两种,认为刑事辩解既具有权利性质又具有义务性质的观点,似是而非;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的刑事辩解,是否需要被告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由我国特有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和刑事诉讼结构来确定;确定刑事推定的合理语义,需要分析我国刑事推定特有的语用环境,刑事推定的语用分析是其语义分析的充分必要条件。应当把刑事推定的转换证明责任规范功能,作为刑事推定规则的主要功能定位．以此确定刑事推定的合理语义。对此有两种理论选择,激进的做法是直接取消刑事推定的概念,因为此概念既无用也有害,可以用“被告人的客观证明责任”概念来代替有关刑事推定问题的分析：温和的做法是改变学界多数学者遵循的从“语义”到“语用”的研究路径,应反其道而行之,由“语用”到“语义”来进行研究．这是克服学界在刑事推定问题上众说纷纭、确定刑事推定合理语义的适当办法。作为分析工具的“被告人的客观证明责任”,有着自身的理论适用范围以及相应的理论分析局限。     

企业合规责任论之提倡——兼论刑事一体化的合规出罪机制

目前企业合规出罪难题被拆解为事前合规与事后合规、合规从宽与合规出罪、实体出罪与程序出罪等相互对立的维度,无法形成具有说服力的合规出罪解释性理论。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企业合规出罪理论主张重构单位刑事责任原则,将合规出罪引入单位刑事责任认定和刑事诉讼全流程,对事前合规与事后合规的出罪功能具有融贯的解释力。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体责任论,企业合规责任论使有效合规计划成为单位刑事归责阻断事由,发挥阻断单位成员违法行为向单位归责的出罪效果,而未满足出罪条件的合规计划也能影响单位刑事责任大小。企业合规出罪还需要发挥合规补救和合规评估等程序性要素在单位刑事责任认定中的作用,并通过刑事诉讼程序优化合规出罪的合理性。刑事一体化的企业合规出罪机制之构建既要在刑法中确立体系性的企业合规责任制度,也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建立全流程合规评估与程序分流机制。     

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之再思考——兼谈英美法系证明责任分层理论的启示

刑讯逼供是当前我国司法实务中的一大顽症,刑讯逼供案件的举证很困难,这直接造成了对刑讯逼供的打击不力.借鉴英美法系的证明责任分层理论,对刑讯逼供案件的证明责任分担进行再改造,是遏止刑讯逼供的一条思路.     

财政所长滥用职权 坐牢还要赔钱——全国首例滥用职权者被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案追踪

64岁的盛荣怎么也没有想到，一次自作主张的放贷造成的损失，使得他在离开财政所长岗位8年、退休4年后再次被人关注，而且被检察机关推上了被告席。最近江苏省海安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由滥用职权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案，在全国首次做出了对滥用职权者除追究刑事责任外，还被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判决。     

三论被告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应用于刑事辩解和刑事推定的知识论阐释

"被告人的客观证明责任"作为分析工具,可以对被告人的刑事辩解问题和刑事推定问题进行知识论的解释。解释结果分别是,被告人刑事辩解可分为纯粹的权利型和纯粹的义务型两种,认为刑事辩解既具有权利性质又具有义务性质的观点,似是而非;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的刑事辩解,是否需要被告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由我国特有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和刑事诉讼结构来确定;确定刑事推定的合理语义,需要分析我国刑事推定特有的语用环境,刑事推定的语用分析是其语义分析的充分必要条件。应当把刑事推定的转换证明责任规范功能,作为刑事推定规则的主要功能定位,以此确定刑事推定的合理语义。对此有两种理论选择,激进的做法是直接取消刑事推定的概念,因为此概念既无用也有害,可以用"被告人的客观证明责任"概念来代替有关刑事推定问题的分析;温和的做法是改变学界多数学者遵循的从"语义"到"语用"的研究路径,应反其道而行之,由"语用"到"语义"来进行研究,这是克服学界在刑事推定问题上众说纷纭、确定刑事推定合理语义的适当办法。作为分析工具的"被告人的客观证明责任",有着自身的理论适用范围以及相应的理论分析局限。